三国、南北朝间，疆宇分裂，治少乱多。汉末及三国分争无论矣，即西晋号称统一，但为时不过二十余年。五胡十六国之大乱，降及南北朝对抗期间，政权更迭，经济逆转，就大体观察，财政状况乃呈绝大之混乱景象。

汉末大乱之时，建安元年，车驾至洛阳，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稆，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魏武之初，九州云扰，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南，取给蒲蠃（《晋书·卷二十六》）。又曹操曾乏食，程昱在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程昱传》注引《世语》）。

魏初时，用度大部资于军旅，皇室官吏遂力求节约。时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暖，无有缘饰。皇后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至明帝时天下凋惫，将吏俸禄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度支经用，每更不足（《魏志·卷二十五》）。于此足见，终魏一代国用匮乏之窘状。

吴据三江，号称丰阜，然亦仅见皇室贵族之豪奢，至于公用，则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吴志·卷六十五》）。魏、吴如此，蜀之财政状况亦非富裕，故诸葛武侯有“益州疲弊”之叹（《前出师表》）。

魏平吴、蜀，暂建统一和平之局，二十余年间，经济小康，财用略裕，盖太康元年既平孙皓，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惠帝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宝珠金银百余斛（《晋书·卷二十六》）。(www.daowen.com)

八王内讧后，继以五胡之乱，怀愍被掳，一时晋室土崩瓦解，故惠帝北征，荡阴返驾，其布衾两幅，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怀帝为刘曜所围，王师累败，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馁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太半。刘曜陈兵，内外断绝，十饼之曲，屑而供帝（《晋书·食货志》）。自是以还，北部沦于异族，晋室偏安江南，宋、齐、梁、陈内乱不绝，益以南北征战频仍，民生疾苦，国用凋残。

元魏统一北方，再建北方经济，新立田制，北方财政暂获安定。总之，本期各朝财政状况自一般言，固属历史上非常之局，但亦有其种种特点，如三国时魏之大规模国营农场。北魏以还，基于均田制所定之田地税制，货币制度及其他各种税制之变更等，俱为本期财政制度可注意之点。

关于三国至南北朝间各代收支情况，更无详记，所可知者，收入方面仍以田地及人口所征收之赋税为主，次为工商税及国营经济等。支出方面则以军政费为主，皇室之浪费其数额亦巨，而国民财富直接间接之消耗于佛教寺院者，尤不可数计，此亦本期消费特点之一。其次，本期内政治安定时少，而危殆时多，一般财务行政，方之两汉远所不及。如行政费最重要之官禄，亦时有间断（近人颇有谓，自三国迄两朝，均无官禄之制，则非是，由《魏志·高堂隆传》明载将吏俸禄，其非完全无禄可知，惟其实数当较汉为减）。盖五胡之乱，北方陷于混战，军需之资高于一切，故北朝官禄制正式停止，而南朝官禄则或停或减。观《魏书·卷二十四》及《魏书·卷四十八》，均言百官无禄。《宋书·卷五》称，元嘉二十七年二月，以军兴减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俸禄，同内百官，于是州及郡县丞尉并悉同减，可以为证。

北魏于建国六十年后始恢复颁禄之制，太和八年六月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同年九月诏曰：俸制已立，宜时班行，其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于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魏书·卷七》）。由此可知，北方在太和八年以前，官吏无俸，俱自营所业以资生计，其为弊害岂可胜原，至是乃革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