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政制分裂，且承汉末经济衰惫之余，故币制益紊乱。降及东晋，北方大乱，南北朝对抗期间，每况愈下，致发生货币停用，回复谷帛交易之事。其根本原因，乃由于当时经济逆潮所使然，且其经过亦颇曲折，兹论其要略如次：

一、三国至南朝钱币。三国钱币，因魏、蜀、吴分立而币制各异。首言魏。魏承汉制，初用五铢钱，中间一度因滥铸，废五铢，改用谷帛。又因谷帛之不便，也铸五铢。计十年间钱法两变。溯其变迁沿革，当献帝初平中，董卓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通货紧缩），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之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无所改创（《通典·卷八》）。

吴据东南为聚敛计，先后铸大钱。吴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通典·卷八》）。又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通典·卷八》）。此等名实不符之币，自然难以流通，故行之未久，于赤乌九年即行作废。其后孙权更从徐知诰言，废钱币纳税之制，而一以谷帛、绸绢为代。

至于蜀，自刘备建安十九年，铸直百钱，以后续铸甚多，其面文为值百五铢。此项大钱之起源，纯属一时聚敛之计，其通行范围及期间，史无明白记载，然其不能持久可以推知。

总观蜀、吴钱币之法，若出一辙，均以聚敛为务，魏虽略有整顿，然大势无可挽救。晋统一后，钱法无基本改革，元帝东渡，用孙吴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而销毁时，闻流入南夷尤多（用以铸铜鼓）。

南北朝间，政治安定之日少，经济逆转之局势成，故其反映在货币制度上，为兴作无常，盗铸者众。且疆宇分裂，货币流通区域大受限制，于是货币之职能日益缩小，而返于谷帛交易，此时政府税收与支出，市场交易大部代以谷帛，小部仍行钱币。

南朝以后变迁之迹，亦有可言者。宋代铸币前后凡三种：一为四铢，乃元嘉时所铸，轮廓形制与五铢同（见《宋书·颜骏传》）。及世祖即位，又造孝建四铢，是为钱币年号之始。此次铸钱动机，在防止盗铸，颇欲整饬钱法，但不久又铸一两大钱，因行之不便而罢。废帝景和元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其无轮廓，不磨剪凿者，谓之菜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改，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通典·食货》），由是乃造成极大之混乱景象。

其次为梁。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贵金属保有较多，全以金、银为货。至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值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时梁武帝之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千万一库，如是三十余间，见钱三亿余万，足征铜钱流通之广。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隋书·卷二十四》）。

再次为陈。先后铸五铢与六铢，钱之混杂仍旧，布帛之外且以盐为交易之用。当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据《梁书·敬帝本纪》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寻又改为一准十）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兼以粟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隋书·卷二十四》）。

二、北朝钱币。北朝钱法可远溯十六国时代。十六国时，后赵之石勒亦曾铸丰货钱，但不能通行于其国之境内，勒乃出公绢，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余人，而钱终不行（《晋书·卷一百五》）。其后石虎遂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晋书·卷一百五》）。

关中、陇东初因钱制败坏，裂布帛以资交易，及政局稍定，始有用钱之事。时太府参军索辅言于张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晋书·卷八十六》）。

至于北方其他诸国，在长期军事纷争之二百年间（自十六国至北魏孝文），钱法全毁，迄于北魏统一之后五十余年，尚未有钱法。太和十九年，复铸五铢钱，同年令民放铸，以增其量。但未几，又因滥铸而陷于纷乱。然魏孝明帝时，政府所铸之五铢为数有限，不敷流通之用，且魏境以外即不能流通。时“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魏书·卷一百一十》）。经十四年后，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只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文献通考·卷八》）。又经二十年后，魏孝庄帝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钱，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文献通考·卷八》）。由此可知，终魏一代，一百五十年间，钱制紊乱之状。(www.daowen.com)

至于北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制用永安五铢钱，迁邺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文宣帝乃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隋书·卷二十四》）。

更次言周，周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五年正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齐平以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静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云（《隋书·卷二十四》）。

综观魏晋南北朝铸钱之变迁，可知本期三百七十年间，钱币紊乱达于极点。其原因乃因朝代更迭而乱，国境分裂而乱，数量膨胀而乱，私人盗铸而乱。盖政府既不能统一国内各经济区域，钱法变动频仍，略无安定之日，遂长期陷于紊乱而莫由整理。且各朝政府除极少数例外，大都借铸轻钱以套利，因之民间私铸无由遏止。有此数因，故当时纵偶有一二次整顿钱法之政令，终格不能行。

三、本期之货币理论。通观本期钱币，因滥铸而劣币驱逐良币，循致货币之机能尽失，而重返于谷帛交易。此种从金属货币返于实物交易之重大变迁，影响于国民经济与财政者极大，故当时有识人士，如晋之孔琳之，宋之何尚之、范泰、颜骏，齐之孔，北魏之任城王澄、高谦之等，对于谷帛交易之不合理，以及安定货币价值、整顿币制等，颇有合理之主张，惜为时势所格，未能实行。要亦为中国货币理论之逐渐形成之始，足供后人之参究也（考格来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发生于英国货币失序之时）。兹就当时关于货币问题之争辩，摘示数论以见一斑。

晋安帝时，桓玄辅政，欲废钱货，悉用谷帛，孔琳之为书驳之，其言曰：《洪范》八政，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肆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于自曩。故钟繇云：巧伪之民，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试。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宋书·卷五十六》）。琳之之言甚辩，主张谷帛论者，大抵皆幼稚之重农思想。故末段特为指出，振兴农业与废钱无涉。

宋颜骏反对铸轻钱二铢云：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赈国纾民，振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熔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骋，而贻厥愆谋，此又甚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纷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人困穷。此又不可三也。（《宋书·颜骏传》）此论指出，滥铸将使货币毁灭，并说明货币滥，则物价涨，于财政亦无实际利益，诚属不刊之论。

刘宋南齐年间，孔觊曾上议恢复五铢钱，其言曰：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四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已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剪凿，不铸大钱也。摩泽淄染，始皆类之，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售，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铸已布于民，便严断剪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南齐书·卷三十七》）。此论五铢钱为适合标准之货币，故主张恢复五铢钱为本位币，以安定物价。

谷帛之用，为当时交换事实，但任城王澄反对此现实，其评谷帛之用云：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镪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世之宜，谓为深允（《魏书·卷一百一十》）。此系对币材之评价，对货币之机能亦有所阐明。

高谦之主张改铸大钱，加重实量，稳定币制，云：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按每文当重二钱余），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工、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无复严刑广设也（《魏书·卷七十七》）。此说欲加重货币之本身价值，以杜私铸，颇含金属论之意味。

以上诸子之货币立论，颇多切中时弊之语。但健全之货币制度，必建于健全之经济基础与正确之财政政策之上。三国、两晋、南北朝间，经济逆流，缺乏此等条件，遂启长期之纷扰，斯又非单纯货币制度本身所可解释与决定，是又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