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农业粗放，生产力弱，故手工业方面，一般观察无独特之成就，更无划期意义之事实发生。重要手工业组织在军事期间，不免含有军事部勒之色彩。工匠、原料大抵集中于官营工厂。三国时，魏、蜀俱有司金中郎将，以典冶铸作农、战之器。吴于建业设官营船厂，以典造船。魏代置卫尉，典冶铸。南朝之宋，亦置卫尉冶铸改隶少府，梁、陈于少府置材官将军、左中右尚方、甄官、平水署、南塘邸税库、东西冶、中黄、细作、炭库、纸官、柴署等令丞。北朝之魏，亦设少府，北齐置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统左、中、右三尚方，左藏、司染、诸冶东西道署、黄藏、右藏、细作、左校、甄官等署（《隋书·卷二十七》）。观于北朝，三次徙百工伎巧于京师（《魏书·太武纪及世祖纪》），并见官营工业军事色彩之一斑。其他私人经营之手工业，大抵因循前代之旧，创作规模殊未多觏。

自商业方面言，帝国经济时代之商业盛极一时。盖尔时海内为一，政治和平，生产旺盛，交通畅达，关津无阻，人户殷实，货币健全，市场广阔而自由。此诸商业繁荣之条件，入三国后，乃大部消失。由是市场暗澹，旧日号称繁盛都市的长安、洛阳、临淄、宛城、邺郡、江陵、寿春，先后残破为战场，旋复旋衰，亘二百年不振。(www.daowen.com)

本期商业不振之现象，举其大者约有数端。过去中国为一大市场，而远近州郡之间复互为市场。三国以还，邦国敌视，经济对垒，生产萎缩，征战频仍，由是原以中国为范围之大市场，先后分裂而为若干地方性区域市场。此地方性之区域市场，彼此之间交通阻梗，关津互隔。故三国时，魏蜀之间商业往来极少，吴与魏蜀间亦仅见官方互市，而鲜有大规模之私人商业。南北朝间，淮水流域商业往来，悬为厉禁。《北史·卷八十六》云：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贾辄渡淮北。《齐书·卷三十九》云：崔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为御史所劾。其他国境地带，想亦同然。故纵有双方将吏偶然互市，或走私其间，其贸易之量究属有限。至于南北朝间之国内市场，在三国兵争期间流行军市（《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及《吴志·潘璋传》）。魏晋以降，南北商业则多由官吏经营（尤以南朝为甚），故江统称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晋书·卷五十六》）。王戎、石崇即其代表。北朝士宦亦多投资商业，虽数禁令（《魏书·卷九》），亦鲜实效。此种官吏经商之事，与前述之工业军事化，并见于经济不振时代，乃政局未定，财政失纪之所致，实为古今之通病。而自工商业本身言，实足致工商业于凌替。盖国境内适度之自由，乃工商业发展之所资，倘失此条件，则工商自无振兴之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