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本期农业经济特质之一者，首为三国“屯田制”，亦可称为当代之封建国营农庄。考国营农庄在西汉时已肇其端。《史记·平准书》云：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是为政府设置农官，经营公田之例。《盐铁论》亦云：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收，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于此可见，汉武帝时，在京畿及郡县，设立国营农庄之事，而西域国防线上之屯田尚不计入。据《汉书·卷十九》有农监、都水、农都尉等职，《汉书·昭帝纪》有稻田使者，似均为汉代国营农庄之官。不过汉之农庄就当时全部经济言，其地位尚不重要。汉末之乱，以当时政治重镇之北方受祸为最烈。原来多数农民之基本要求乃为田地，但经过长期争战之后，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而农民中之转从军旅者，死亡众多，一切旧有之农业建设，更因战争而破坏，由是反形成人少田多、农地荒芜之现象。当此之时，如战事停止，大局粗安（如西汉初期），则可释甲弭兵，汰军队，复农业，此为历史上恒有之例。但三国虽当汉末大乱之余，而三雄鼎峙，兵戈不息，缺乏此种和平条件。且自汉末以来，经济破坏最甚之地，即为中原农业奥区所在，如魏之领域大部即属如此。由是，屯田制度乃应运产生。此制度含有浓厚之军事意味，并使农业之私人田租消灭。

三国屯田之另一基础，厥为田地公有，时承大乱之后，田主死徙，农民散亡，旧时完整之私有田地摧毁颇剧，大量田地遂归执军大权者所占有。而当局用政治手段向权势之家所没收之田地，亦自不少。故司马朗云：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魏志·卷十五》）此等大量田地，既为当时新起之军帅所占有，借以供养士兵作战之资源，所以当时施行屯田制区域之田地，所有权关系已较汉代大有变动。

夷考三国屯田之沿革，当溯源于公孙瓒在河北之屯田。献帝时，公孙瓒据河北，因岁歉，试为屯田以资军需，实为三国屯田之先导（王粲《英雄记》记其事云：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见《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公孙既开其端，曹魏继之，籍强者为兵，授地屯田；弱者为民，供应课役。而当时屯田之客观条件益臻成熟，遂创为大规模之屯田制。兹就屯田发生经过、分布地域、屯田组织及管理田租规定等，择要论之。

北方之屯田，始于建安元年，时曹操专政，欲经略四方，苦军食不足，羽林监枣袛建议置屯田。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建安元年以后，各郡国先后开置屯田者，有许昌、襄城、扬州、淮北、淮南、汉中、长安、上邽、颍川、魏邺、弘汲郡、河内、河东、沛谯、洛阳、秦州等处，当时主持屯田之策者为枣袛（曾任屯田都尉）、韩浩，继之者有任峻（曾任典农中郎将）与邓艾，而邓艾尤负盛名。艾出身汝南，为农民养犊，后为稻田守丛草吏，升为典农纲纪，及其领军修治备守，积谷强兵，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魏志·卷二十八》）。故艾为三国后期屯田之杰出人物（关于各郡屯田，可参看《魏志》任峻、贾逵、傅玄、邓艾、袁涣、仓慈、国渊等传及《三国职官表》）。

当时军屯之大者，为邓艾经营之淮河大农庄，史引其计划该农场之言云：艾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魏志·卷二十八》）。此计划，后见诸实施，由是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每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至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晋书·卷二十六》）。淮河农庄经营确有优良之成绩，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魏志·卷二十八》）。

魏时于郡县遍设农官，有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续汉书·百官志·注》）。典农中郎将及典农校尉有直隶大司农者，亦有为太守兼领者。【按：《晋书·卷四十七》：玄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魏志·卷二十三》：文帝即帝位，为侍中，顷之，拜驸马都尉，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魏志·卷二十三》注引《魏略》，谓黄朗迁襄城，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则分布各县，其下更有典农纲纪、掌犊人、稻田守丛草吏等职（《魏志·卷二十八》）。(www.daowen.com)

当时屯田，分“军屯”与“民屯”二类。军屯为一种且战且守之农庄，而民屯为政府以公地募民佃耕，农产物以一定之比例交纳佃租，前所述之屯田如谯、上邽、酒泉、盐池等地屯田属之。民屯虽为自由应募，但亦有强迫移民充之者。至军屯之基本组织，魏制六十人为一营，晋制五十人为一屯田，置司马（《晋书·卷二十六》）。民屯即募民为佃客（时称“田卒”或“屯田客”），依魏制屯田可免徭役，屯田租率通常视佃作者之生产力而定。据《晋书》记载，自备牛者所得较多，为百分之五十，用官牛者所得较少，为官六佃四之比例。

蜀吴之屯田多在国境之上。《吴志·卷五十一》云：淮南滨江屯候皆撤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蜀志·卷三十五》云：亮分兵屯田于渭滨。分言之：

蜀之屯田集于汉中（《三国职官表》）与渭滨一带（《蜀志·卷三十五》），姜维亦屯耕于沓中（《蜀志·卷四十四》），专司其事者有都农之官（见《蜀志·卷四十四》《三国志·卷三十九》及《三国职官表》）。

吴之屯田，分布长江下游两岸之毗陵、江北、句容诸处。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诸葛融代表（《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青龙三年春，孙权兵数千，佃于江北（《三国志·魏满宠传》）。赤乌八年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淇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建康实录·卷二》），吴亦置典农都尉之官（见《吴志·卷六十五·华覈传》）。

三国屯田制度实为一代特色，政府财政依之为挹注。故史称曹操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此从屯田事业解释政治优势，其意义之重大可以概见，方之于古，亦可称为农战政策之新运用。唯此际农业经营，乃偏于粗放耕作，盖受人口密度之条件所限制。但屯田之形成，原有其客观条件，一旦客观条件消失（乃指军事渐告结束，田地大事垦辟，过去多量田地从公有，复为新兴之军吏所占据），以及土地买卖之盛行，均为促成屯田制崩溃之动因。同时屯政经久弊生，日趋腐败，大规模粗放经营反不及小农集约经营之效力。综此诸因素，所以至魏之末期，遂正式公告取消屯田制。当陈留王奂咸熙元年，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魏志·卷四》）。此乃魏亡前一年事，自是以后，屯田制遂中落（西晋泰始五年，羊祜屯田石城，六年，司马骏屯田关中，东晋义熙十二年，刘裕屯田芍陂，齐建元间犹存。梁天监中，裴邃屯田竟陵、梁、秦等州，但均无足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