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经济逆潮运行之中有其特殊意义者，是为经济重心区域被迫迁移，由北而南。盖国民经济在国境以内通常有若干经济重点，并由多数重点构成一国之经济重心区域。此经济重心区域之构成条件乃指资本蓄积，技艺薪传，经济组织之强固基础，与习俗思想的深厚陶冶等所形成之一种确定的经济优势。中国经济重心区域，东汉以前俱在北方，其重点则分布在渭、汾、河、淮之间，而以关中、河北、渤海等处为最著。巴蜀、汉中虽号富饶但僻处西陲。东汉以还，全国经济重心区域乃开始渐行南移。考经济重心迁移之原因，自经济史论言，通常可分为二：其一为受自然条件之影响者，是为经济地理的原因，如农业人民求居沃壤，商业人民求近市场；其二为民族战争原因，民族与民族间势力之消长，通常为战争所决定，而战争之胜负又恒使经济重心发生变迁。夷考各国国民经济史，经济重心迁移之事不乏其例，故可视此为各民族经济进程之通质。如欧洲古代希腊，其初期之经济重心区域在希腊本部，后期则移至西西里之西拉鸠斯与亚格里根，意大利之台伦东与罗克利小亚细亚之爱非苏士与米勒达士。德意志经济重心区域，当13世纪初期在国之西南哥恩、佛南克佛、奥格斯堡等地，后乃移至奥得河与易北河之汉堡与北勒斯劳，而以柏林为中心。若就全欧经济大局言，其经济重心区域乃自东徂西，自南而北，自地中海而波罗的海。英伦三岛与美洲经济重心区域之迁移事例，情况亦同。

本期经济重心区域之南迁，其远因属于自然地理之条件，其近因则为民族战争所促成。溯自秦皇汉武征伐四夷，于西北阻遏胡戎，后之为政者，遂得专致力于西南之经营。观于《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人口百分之七十五集居于黄河流域八州，百分之二十五集居于长江以南之五州。迄于东汉，则南方之人口渐增，北方渐减，长江流域诸州占百分之四十，黄河流域诸州则占百分之六十（参见本书“第五篇第十九章”）。

三国分立之际，吴对江南开发颇为积极。《三国志》所载，富春、丹阳、宣歙、上饶、鄱阳、新都、建安诸郡，当时尚为山越所居（见《三国志》孙权、太史慈、全琮、贺齐、孙休、钟离牧等传）。后经垦殖，渐成沃土，对南方及较广大规模之开发，亦启其端。(www.daowen.com)

晋室南渡中原，士庶相率南迁，南逾江淮，西涉沔汉，侨置州郡不可胜言（如京口侨置兖州，春谷侨置襄城郡，流人依其原籍，集居侨置之州郡，抱持黄籍）。当时所谓衣冠南渡，即包含诸种之经济因素（人力、资本、技艺等）。时北方大姓举宗而迁江表者，有琅琊王氏、陈国谢氏、范阳祖氏、谯国桓氏、太原温氏与郭氏、平原华氏、颍川庾氏、汝南周氏等（见《晋书》诸传）。其转移较困难者，仍留大江以北（此即山东及关中诸大姓）。彼等与江南大姓朱、张、顾、陆、姚、舒、周、沈等共处江左，勠力开发，由是钱塘江与长江下游农工业经济鼎盛，构成新之经济重心区域。会稽殷富遂埒关中。（《晋书·卷七十七》元帝云：今之会稽，昔之关中。《宋书·卷五十七》云：会［稽］土全实，民物殷阜。）据《宋书》所记，当时侨寓南方之人，大都集中扬州（有人口一百四十五万）、南徐州（四十二万）与荆州（三十余万），而建康、丹阳、武昌、番禺俱成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