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上述自秦汉及新之货币变迁经过，可表现种种重要之意义。一为本期内交换过程扩大，对于货币之需要增加；次为人民放铸与政府专铸之消长；三为货币本身之变迁。其影响于国民经济与财政者至为重大。兹就本期货币制度演变之教训述其要旨。

西汉钱币放铸之经过：汉初以秦之钱法过简，远不足以应当时商业之需要。再就政府征税而言，当时以钱纳税，以钱买爵，以钱赎罪，故需要之货币量特多。此均为当时经济发展货币流通范围推广之证。由于货币需要之激增，政府遂一反秦制之专铸政策，奖励人民自由铸造，以求数量上之增加，却未计及钱之质量低劣所引起之恶果。放铸自孝文五年始，是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是以吴王濞等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有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之天下。建元以来，县官往往即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汉书·食货志》）。

放铸之结果，一方面是钱之数量增加，同时钱质之成分乃多杂以铅铁，破坏原有货币所规定之标准。此多量之劣币既无内在之价值，充斥国内，遂形成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引《汉书·食货志》语）的金融紊乱之现象。而人民因铸钱可以贪图厚利，相率弃其本业而从事铸钱。故贾谊云：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多。是放铸政策，竟使民荒废农事。有此数弊，至文帝末年遂禁铸钱。景帝六年复颁铸钱弃市律。武帝时乃令郡国无铸钱，统一铸钱之权于三官，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乃销毁之，输其铜于三官。放铸之事至是告一段落（计自武帝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中，三官所铸五铢钱，约有二百八十亿万云）。

放铸之令虽告废止，然盗铸之风仍然未息。《汉书》云：自造白金五铢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至元帝时，其风不戢（贡禹《上元帝书》有云：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餍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因盗铸情形如此严重，于是贡禹提出根本废除货币之主张。禹云：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师古云：租铢谓计其所卖物，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意农桑（见《汉书·食货志》）。贡禹欲停用金属货币，事所难行，反对者众，其议亦寝。然铸钱问题，终汉之世，扰攘未休。如章帝时张林仍倡废钱之论。主张买卖租税悉用布帛，如此则百物皆贱（《汉书·食货志》及《后汉书·卷四十三》）。于是章帝诏诸尚书通议，朱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再诏施行。朱晖复持异议，言布帛为租，则利多奸盗，诚非明主宜行。帝卒以张林等言为然，切责晖等，皆自系狱三日。章帝既采张林言，实行以布帛为币，但施行未久，迫于事势，又废止之。(www.daowen.com)

和帝时有人上书言，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学能言之士，时孝廉刘陶上议，陈民间疾苦（书云：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意，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夫生养之道，先食后货，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离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岂谓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时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卒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摘引刘陶上疏）。此议上后，帝竟不铸钱。以上张林、刘陶之主张否认货币本身为财富，均为对于当代币制紊乱之消极思想，诚属当时国民经济所反映，盖货币紊乱至极，物物交易恒起而代之也。

综合上述，自秦以迄东汉各种货币之建立及其发展大体可作如下之论断，即秦之统一货币，为经济制度一大进步。秦末之乱，经济衰敝，遂使秦制中衰。汉初在一般经济政策上采放任主义，令民自由铸钱，固足拯一时之弊，然往而不返，竟以为货币增加，即足以增加国民富力，实为未允。及文帝末年与景帝六年禁民铸钱，但仍不禁郡国铸钱。武帝乃严厉实行中央统一收铜铸币之制。【按：贾谊上文帝书曾陈统制铜之生产以息盗铸之法，即所谓：上收铜勿令布，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则铜毕归于上。但文帝未许，至是始有收铜之令。】此其演变倾向。大体言之，是逐渐进步，尤其在多次反复试验之后而求得适宜标准之五铢钱，是其成就之大者。惟货币表面价值在金属货币时代，不宜稍越其币材所含之价值，但当时执政者不谙此理，企图借货币泛滥之力以达到创造购买力之目的，而资财政上之补助。于是大量铸造小钱与轻钱，而当时铸造技术幼稚，铜之生产无严密管制。因此遂不能禁伪造，更不能禁止掺杂他质，保证成色之标准一致。由是而形成循环不断之恶币恐慌，虽有严法不能收效。致国计民生交受其弊，此则谋国疏略之咎，深可浩叹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