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废，国民得以自由取得土地，但亦可自由丧失之，综此二者而兼并发生。土地兼并何以盛行，盖投资于土地有种种优越利益，即地值肯定不须操劳，地价恒涨，不易毁坏，故自私有土地发生后，兼并之事随之而盛。兼并之极，则有如董仲舒所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小民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土地之一部或大部既集中于富豪官吏之手，而多数躬耕之氓则资佃耕以为生，或失业游荡。此时倘有较繁之工商业与较广泛之国外市场，则国民贫困尚可借以稍舒。但当时情况则否，故贫盗多有，而同时地租生活者麇集城市（消费城市）浪费其财富，遂致农业经营日益退化，四海困穷，国势岌岌，因而发生土地改革之理论。

西汉之土地改革理论首倡于董仲舒，董氏曾建议限民名田。其说云：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卷二十四》）。此属一种温和的限制兼并的意见，但未引起朝野注意。哀帝时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盖君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许，宜略为限。

哀帝将师丹之言付公卿讨论，诏云：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议既定，时丁傅、董贤用事，力阻其议，竟不得行。时王莽为大司徒，愤而去职。哀帝崩，平王立，王莽复用事，乃诛董贤，逐丁傅，新既代汉，于始建国元年下令改革土地制度，即所谓王田制。其制令云：古者有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谬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汉书·王莽传》）。上述诏令之要旨在废除私人买卖土地，按口均田，即土地收归国有。惟立法制度其详不传，而且未有对于贫困人民取得土地后之辅助政策，因此在初期行之甚力，坐买卖田宅，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终因受地者未得实惠，失地者怨望切骨，造成一种反对运动，于是推行困难，于三年后，正式公布：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此乃王田制的失败的经过。(www.daowen.com)

汉之土地改良运动连遭失败之结果，遂酝酿成未来经济逆转之危机。其成败兴亡之际，联想西方罗马之拉太封帝（Latifundia）之往事，令人感喟系之矣。【按：罗马倡限田议，限制人民占地，不得超过五百鸠格拉（Jugera）共合三百五十英亩，但行之不力，终底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