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典型之政治封君固已不存在，但代之而起者有若干经济性质的封君，汉人称之曰素封，盖以其财力相君，势力侔于守令也。今叙素封之形成及其人物之著者如次：

一、素封之形成。春秋战国间商业渐盛，富室斯兴，财贿自营，别于士庶。秦汉以还，财富之积集愈厚，其范围及程度，又远驾前期之上。试一考察当时商业经营之方式，通常可分为三类：一为正常的商业行为；次为子钱活动；三为铸钱。

1.商业行为。所谓商业行为，《史记》曾加以论列，即所谓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的贱买贵卖之法。其通常利润，《汉书·货殖传》中称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孟康注：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当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贾，贵乃卖，贱乃买，故十得五也）。有时更超过上述利润，如农夫被水旱之灭，急政暴虐，赋敛不时，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汉书·食货志》）。可见商贾乘人之危，高抬物价以困迫农夫，其所得利润，往往超过百分之五十。此外如遇有灾荒事变之时，商人更可乘机博取暴利，于是有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平准书》）。此即《管子》所谓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之垄断行为。

2.子钱活动。其次利息活动方面亦甚显著。晁错云：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论贵粟疏》）。可见利息活跃之一斑。而汉初无盐氏贷款官府取利确达十倍。盖当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小司马索引谓出一得十倍）。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又当凶年饥馑，政府更劝令富人放债，如元狩四年山东被水灾，募豪富人相假贷（《汉书·食货志》）。成哀间，有罗裒者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汉书·货殖传》）。以上二者俱足为汉时利息横行民间之写照。更有甚者，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注：废，出卖，居，停蓄，言其乘时射利），居邑（居贱物于邑中以待贵），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此即子钱家贷息于官吏之证。更有官吏假官钱以资贷从中渔利，如韩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萧望之遣御史案东郡，具得其事，延寿竟坐弃市（《汉书·卷七十六》）。汉初对利息采放任政策，武帝时始定取息过律之罪，如旁光侯刘殷元鼎元年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汉书·王子侯表》）。但民间利息率决于需供律，官书规定未必有效。

3.铸钱。汉兴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自由铸钱，自是以后民间铸钱大盛，悉出商人与官吏之手，至武帝元鼎二年始罢郡国铸钱，然真工大奸仍盗铸不已。可见当时铸钱实为商业最活动之范围。其利益亦优厚，故贾谊云：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武帝时虽然开始禁止民铸，统一铸钱之权于政府（上林三官），然大利所在仍难禁绝，吏民之坐盗铸金钱者死者数十万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钱矣，犯法者众，更不能诛，从是可知汉初铸钱业者漫延之广（以上均见《汉书·食货志》）。此种现象直到西汉末年仍然存在，故王莽时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胜数。

二、素封之收入。基于农工商业之营运而造成形形色色集赀富厚之新封君。《史记》对于当时农林园艺渔牧工艺交通子钱之家之资本与收入有所估计云：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又云：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檗曲盐豉千答，鲐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史记·货殖列传》）。

三、素封诸人物。此诸经济上之千户侯，或专营一业，或兼营他业（据斯密之说云：在经济进步之国家，农业家恒以其余资投资工商业以企其资本生产力之增大——见《原富》。但工商业者集资既厚，转而投资农业亦为恒见之事，故其关系错综，兼业不一），或虽为达官显宦而仍不失其故业。种种豪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大抵其中有以田畜致富者，如西汉之卜式输财助边（《史记·平准书》），宣曲任氏富连数世，东汉之樊重（《后汉书·卷三十二》与《东汉观记》）、桥姚已，以积粟牧畜自显。(www.daowen.com)

有以矿冶致富者如蜀卓氏曹邴氏，程与郑，宛孔氏，均以铁冶起富。《史记·货殖列传》云：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而巴寡妇清则为经营丹砂致富之人。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家亦不赀，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其他因矿致富度亦大有人在（但金银矿为国有，故私人无开金银矿致富者）。

有以盐渔致富者如齐之刁间逐渔盐之利，起富数千万。

有以子钱起家者如前引之关中无盐氏与成都罗裒是（罗氏兼擅盐井之利）。

有从事一般商业者如洛阳之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遂致七千万。成哀间张长叔、薛子仲赀亦千万。东汉南阳李通世以货殖著，居家富逸，不乐为吏（《后汉书·李通传》）。陈留夏馥、蔡氏并皆富殖（《后汉书·党锢夏馥传》）。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均巨万。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注云：王君房宝丹，樊及王孙宝豉），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巨万。

于上述经营农工商业者之外，其从事微业以富身之徒往往而有。故《史记》曰，行贾（流动小贩），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磨刀匠），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史记·货殖列传》）。此诸富厚之家可目为国民经济时代新起之现实经济人。据史籍所载，彼等大都对市场具有敏感，而习于冒险旅行之生活，能忍嗜欲节衣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此即近人所谓企业精神者是（详参《史记》与《汉书·货殖传》）。又彼辈或由财富以获取权力（如吕不韦），或由权力以创造财富，二者分合，互为因果，转展变化，未可悉言。原其致富形式各异，因而其对于国民经济之影响亦自不同。汉代学者分富之形式为三：一曰本富，指农业生产（即近世经济学所称创造元素效用）；二曰末富，指商贾行为（即近世所称创造地域效用与时间效用）；三曰奸富，指以诈欺或强暴手段而致富（即近世所称掠夺商业。如《史记》所云：掘冢，奸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是）。《史记》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其评价甚为合理。合理之经济伦理（Ratinal Wirtschaft Ethos），太史公序作《史记·货殖列传》之本旨云：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史记·太史公自序》）。诚属不刊之论。此外如贾谊、晁错、班固、王符等均对末富抑之最力，而抨击奸富尤甚。盖视害政妨民之商业均非经济行为之正也。

于此更须特为指明者，即本期商业之发展究与欧洲商业革命时代之情况不同，盖秦汉商业活动之范围乃以本国广远之市场为主体，而以国际商业为之副，而未可与欧洲商业革命时代等量齐观。是以在欧洲商业革命时代所崇视之掠夺贸易，而在中国则称之为奸富，此足以昭示中西经济演进途径不同，故其经济评价亦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