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外商业，依其政治教化所及之范围依次推广，汉初经济衰敝，未遑向外远骛，自武帝经营四方，情势丕变，班固于此曾作下列之说明。其言云：遭值文景，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隽，闻天马、浦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犀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方而至（《汉书·卷九十六》）。孟坚解释汉武开边之动机，显有微辞，未必遂当。但就所述因国外交通而促进外国物品输入中国之点，言之则为显确之事。汉代对国外贸易依其政治影响之扩张，渐由邻近各邦间接及于西欧，现可就匈奴、西域、印度、乌桓、鲜卑等方面论之。

一、对匈奴贸易。匈奴为游牧部族，经济落后，其需求于中国者甚多。尝考汉史，知匈奴势盛时，南侵中国，其战争之动机恒在财物之掳掠。汉兵出塞征伐匈奴，一方面固为自卫，阻止其劫掠，同时在征服匈奴之后便可以和平商业代替匈奴之掠夺商业。此又在桓宽《盐铁论》中言之凿凿可据。如云：以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驼，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盐铁论·力耕》）。汉征匈奴在经济上有如此重大之意义，故中国与匈奴间之商业在西汉四十五年间（从元帝建昭三年至新莽止），及东汉和帝以后至汉末和平相处之时代，在中国对外贸易上颇占重要之地位。大抵当时之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均为与匈奴互市之都会，而西汉时对匈奴贸易管制颇严，某些货物禁止自由通商（孝景中二年，嗣侯许九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见《汉书·卷十六》）。

二、对西域诸国之贸易。西域诸国经济情况非一，有尚在游牧经济者，有已列入农业经济者，有特产珍奇名物者，有富于金属矿产者。大抵葱岭以东与玉门以西诸国距中国近，故与中国贸易特繁。此诸国自产之物输向中国者不一而足，如龟兹产铁，铸冶有钅厷（铅也），婼羌产铁，乌孙产名马，鄯善产驴马、骆驼，渠犁产五谷。其在葱岭以西则贸易范围径达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宛西北二千里）、大夏（大宛西南二千里）、安息、罽宾（今阿富汗地，一说今印度之克什米尔）诸国。其中如大宛之天马（汗血马）、葡萄（美酒），罽宾之织罽、文绣、金银、铜锡、封牛、孔雀、珠玑、珊瑚、琥珀、琉璃，均驰名中亚。

更西则为大秦（亦称犁犍，即罗马帝国）。据《汉书》所记，大秦地方数千里，国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牛、珊瑚、琥珀、琉璃、琅玕、银朱、丹青、香药、金镂、绣织之罽、毛丝合织之布（所谓细布）。而火浣布尤称名异。【按：火浣布为石绵所织，印度西伯利亚欧洲俱产之，为一种遇火不燃之布。《列子》《抱朴子》俱记其事。《汉书》作火毳，西南夷以为贡品。《新元史》称博克多山即今乌鲁木齐之东，出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燃，可用以避焚，又可用以为灯芯，宫廷常用之。】汉人称炎州出火浣布，为火光鼠之毛所织（东方朔《十州记》）。(www.daowen.com)

汉代中国品物中之具有最大威力者，厥为一缕之丝，一束之缯，横行西域市场，所向无前。时丝至罗马，与黄金同价，用之者众，故金银乃如潮东流（引威尔斯《世界史纲》语）。因此当时罗马称中国为丝国。但中国对西域之丝缯贸易量，亦受有限制，而非可以极度发展者。此乃源于中国之丝缯量小质轻而价复昂贵，同时自西域输来中国之货物则鲜具此优良条件，如此历时既久，西域之金银东流过多，贸易失其均衡，而中西两方之贸易遂中止不前矣。

三、对印度及南洋诸国贸易。陆路方面，汉时张骞曾有由四川经云南以通大夏之计划，但未实现。惟西南夷与印度通商，则为事实。盖印度此时已操有中国海上贸易之大权。法人拉克伯里（Terrer de Lacouperier）云：自公元前425年至前375年由古代巴比伦人所占之爱瑟洛（Erythroca）以达中国南海岸之海上贸易，即已完全操于印度航海人之手。印度人大都由马六甲海峡，经苏门答腊及爪哇之南，以达中国海岸，而输入印度洋与波斯湾之珍珠等物（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转引拉氏著《中国文化之西渐》）。因此，中国之邛竹杖、蜀布遂经印度至大夏。又日南之徐闻、合浦（广州湾）与交趾间汉时已有番商往来（见《汉书·地理志》），故印度货物多经交趾来中国。

四、对东北乌桓鲜卑贸易。后汉时汉与东北方面之通商已有正式记载。如后汉顺帝时对鲜卑，赏赐质子，岁时通市。又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二事可证中国与乌桓鲜卑间贸易颇盛（《后汉书·乌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