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来，商业颇盛，远越殷周，然其发展究为当时领域经济所限制。本期商业特点，为市场恢廓，商货周流。有盐铁谷物丝缯材木等之大量交换，有遍布国中之固定而具有组织的市场。两汉文献有足征者。故《史记》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云：自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盐铁论·力耕》）。东汉王符对于当时商业都市估计云：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潜夫论》）。于此足证汉代商业所具之一般盛况。兹举一日常事例以见商货运销之毋远弗届情形。王符云：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潜夫论·卷三》）。夫以一棺之微，费劳动之夫盈千累万，周行国内达数千里，诚可注目之事也。若更进而观其商业都市，则知秦代商市之设立，始于献公七年初行为市（《史记·秦始皇本纪》）。嗣后秦文公于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设直市，物无二价（见《三辅黄图》）。迄于始皇时，则咸阳、成都，俱已成为盛大之都市。

汉代商业都市，最著名者，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二十余处，大抵依春秋战国时经济区域之旧，而有所增益，其较大之商业都市，即为政治中心。盖初期工商业大抵均起于消费城市，为皇室、贵族、豪富聚居之所，此与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工商业集中于柏林、巴黎、维也纳正同。其都市之大者为长安、洛阳、临淄、宛、成都等。

一、长安。秦都咸阳，咸阳后沦兵燹，汉改宅长安，但二地相距甚迩。长安为政治首都，农业奥区，官私工业繁盛之处。更因秦汉所采强干弱枝之政策，故复为全国豪富荟萃之所（移富豪以实关中为秦汉共采之国策。《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汉书·卷一下》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田氏、怀氏五姓十余万口于关中。《汉书·卷六》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复徙豪富于茂陵及云陵，《汉书·卷七》昭帝始元三年募民徙云陵，四年徙三辅富人云陵，《汉书·宣帝纪》本始元年募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史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然在西汉时就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郡人口达二百四十余万（《汉书·地理志》）。此可作长安商业优势之说明。因此在消费与贩卖上均甚便利。关于长安市之建筑及商业繁盛情形，班固曾作赋云：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后汉书·卷四十上》）。至于长安市商贾辐辏之状，并见于《汉书》云：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汉书·地理志》）。长安城方六十里，经纬各十五里，十二城门，积九百七十三顷，百二十亭（《汉官仪》）。长安设市：其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九市合三十六里），致九州之人，有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又曰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三辅黄图·卷二》）。又述长安市容之整肃云：诸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三辅黄图·卷二》）。

长安有市吏，汉代对于工商业之管理颇为注意，除前所述工有工官外，于市则设市吏。昭帝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尹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汉书·尹翁归传》）。新朝曾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汉书·王莽传》）。又光武时铸钱多奸巧，阎兴署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后汉书·第五伦传》）。市吏之设，一方面为征取市税，监督商场，另一方面则为维护商业，使商业取得合法保障，此对于商业发展上有甚大影响。

但长安遭赤眉之乱后，市成废墟，故东汉商业地位遂失其重要。

二、洛阳。西汉都长安，东汉改都洛阳，其在商业上之地位，即所谓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者是（《汉书·货殖传》语）。洛阳既成政治中心，其商贾遂益发达，王符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潜夫论·浮侈》篇）可证洛阳商务之进步。东汉时河南郡有人口百万以上（《后汉书·郡国志》）。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御览引·汉官典职》）。(www.daowen.com)

三、临淄。齐之临淄在春秋时已为大都，有人口七万户。太史公云：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语）。主父偃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汉书·高五王传》）。是临淄人口已较前增三万户，为关东最大都市。东汉时青州有人口百万以上（《后汉书·郡国志》）。

四、宛。即河南南阳，王莽尝以之为南都，东汉以后财富称雄。张衡极状写其人物游观之盛（见《文选》）。西汉时南阳郡有人口一百九十四万，东汉时人口达二百四十万以上，其集中于南阳者甚盛。

五、成都。成都商业至汉末已甚盛，左太冲《蜀都赋》有云：金城石郭，兼市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轨躅八达，里闬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百万，钅瓜（裁木为器曰钅瓜，裂帛为衣曰）兼呈。又观《华阳国志》所记蜀自两汉以来，实为天下名都。蜀郡于西汉时有人口一百二十余万（《汉书·地理志》），东汉时有人口一百三十五万（《后汉书·郡国志》）。其集中于成都者度亦数十万人。

六、其他都市。国内其他都市见于《史记》《汉书》者凡十数处，如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县）、陶（今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颍川（今河南禹县）等，此外在河南者有汝南、陈留、平原、济阴，在山东者有琅琊、平原、东海，在西方者有巴郡，在江南者有会稽、豫章、零陵、长沙诸郡，此诸郡人口自百万至二百万，故其郡之首都商业均称发达。惟当时商业多偏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