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交通包括对西方诸邦（玉门以西之西域远至大秦为止），东北之日本，西南海上诸国与印度等。

一、通西域诸国之路。秦自穆公以来，霸西戎，营巴蜀，中西交通渐盛，商货交流。汉武帝时乃有张骞凿空之壮举，而西域诸国之交通始正式开辟。

张骞于建元中出使西行，经匈奴而先至大宛（今俄属中亚细亚东部之费尔干省），继至康居（今俄属中亚细亚北部）、大月氏（今俄属中亚细亚东南部，东起阿赖山，西至阿母河，循阿母河而南兼有布哈尔及阿富汗之北部），复抵大夏（今阿富汗之北，里海之南）。元朔三年返国，为武帝言西域诸国地理、物产、人口、兵备等事甚详。元狩三年骞再使西域，至乌孙（大宛之东北），并分遣副使于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于阗、杆果诸国，元鼎间各使者俱与其国使者来朝。西域诸国大部与汉通。后又遣使于奄蔡（今高加索里海地）、黎靬（今意大利）、条支（今阿拉伯）、身毒（今印度），惟均未即通。然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安息、罽宾诸国均在葱岭以西，与中国使节往来无间，足征西域交通范围之广远。

当时往西域所经之路，分南北两道，同出玉门，以逾葱岭。其一从鄯善傍南山（阿勒腾塔格山及托古兹山）、北波河（车尔成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丁谦《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凡出阳关而西，必先经鄯善，过且末，又西南精绝，又西至拘弥至于阗至皮山而逾葱岭，若由莎车南行，则不经皮山而经西夜、子合，皆会于岭西之乌秅，以至罽宾、乌弋，至由莎车北行，则历蒲雷、无雷而抵大月氏安息等国）。其二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天山）、波河（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疏勒），为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焉耆（李光廷《汉西域图考》鄯善当汉冲，出西域者胥内于出，自鄯而北至伊吾为今哈密地，自此而西，由狐胡至车师前王庭，经危须为焉耆、龟兹、姑墨、温宿、尉头，以至疏勒，见《汉书·卷九十六》）。

东汉初年对西域交通曾一时中断，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恢复，计前后断绝凡六十余年（《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时遣班超等积极经营西域，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复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濒海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安息，穷临西海而还。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献狮子及条支大鸟，说者谓满屈即安息王Pakor二世。(www.daowen.com)

西域诸国俱遵陆经天山南北而西，惟西行经过之国甚多，极为不便，故汉廷思辟一路由西南经印度而往。先是张骞第一次从西域归国，为武帝言在大夏时得见印度自中国所买之邛竹杖与蜀布，因建议自西南川滇陆路经印度以通大夏（时西域有羌人，北有匈奴，均阻中国与大夏通）。武帝乃发使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自犍为出筰、邛、僰，各行一二千里，但均未达大夏而还。盖所使非才致然也。

二、通西南海上诸国之路。关于汉与西南海上诸国之交通，《后汉书·郑弘传》有交趾七郡泛海而至中国之记事。《汉书》所记西南海上诸国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百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据籐田丰八考证，谓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Kanchi bura）。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译长，蛮夷商贾转送致之，新朝时西域与中国陆路交通中断，但海道仍通黄支，平帝元始中，厚遗黄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汉书·卷二十八》）。又暹罗古称掸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其国王雍由调曾献大秦国眩人（吞刀吐火之技人）于中国云。

三、通大秦之路。西南近海，与中国之海上交通频繁，更进一步，便有与大秦（罗马）通使之事，但初为波斯所梗，未得畅达。《史记》称之黎轩，《汉书》称黎靬，《后汉书》称大秦，大抵指罗马帝国境今叙利亚或巴勒斯坦或美索不达米亚之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东来，说者谓即罗马皇帝。考罗马在汉称大秦，《后汉书·西域传》中亦称犁犍，罗马与中国相距窎远，中国丝缯经西域诸邦转展传至安息，再经安息转至罗马。当时安息强盛，垄断中国与罗马间之贸易（据《大英百科全书》称，公元51年至226年安息与罗马间战争不息）。后汉和帝永元九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安息，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诈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逢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中止西渡。但当时罗马甚不满意安息之垄断，力谋与中国直接通商。罗马安敦大帝时既破安息，于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乃派使经由波斯湾以至印度河口，沿印度西海岸以至现时之鄂利沙（Orissa）及伊洛瓦底江口，更由此沿马来半岛经苏门答腊、占婆等处，以至现时安南之东京，遂由此上陆，以至汉都洛阳（见桥本曾吉《东洋史》转引Carter所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第十二章）。据《汉书》称，此次大秦王安敦之使者携至中国者有象牙、犀角、玳瑁等（《后汉书·西域传》）。

四、通日本之路。日本在秦汉时称倭，倭神武帝于周惠王十七年即位于大和，是为纪元之始。隋炀帝大业四年倭遣使于隋，自称日出处天子，后即称倭为日本。我国旧籍记日本事者当推《山海经》为最早。《山海经》云：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第十二“海内北经”）。《列子》亦云：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为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列子·汤问第五》）。又《史记》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史记·卷二十八》）。以上所记虽属传说，难以取信，但日本离大陆不远，此项传说必有所本。至于秦时，中国与日本间交通渐见记载，时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愿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史记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有夷欧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后汉书·东夷列传》）。至于东汉，则日本与中国之往还已确凿言之，建武中元二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倭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卷八十五》）。此为日本遣使入贡之情形。中日两国往来自此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