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建立统一集中政权之后，文帝元年乃令通关梁，废传信（传信乃用帛或木所为之符信，度关时须合认始得过），远近若一。因此交通自由，国内商业流通范围扩大。为应经济政治军事之需要起见，当时已有颇为完备的交通制度。现可就官道及驿传制分别考察，前者大抵以京城为中心，四出兴筑官路，如驰道与栈道是，后者则为对于国有交通路政之管理，所谓驿政者是。

一、官道。秦统一六国后，为便于政令传播，军民运输起见，于国内通关塞，夷险阻，以去交通障碍。兴筑驰道，以利车骑。秦筑驰道始于始皇二十七年，其由长安至甘泉者为南北干线（《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使蒙恬治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记·蒙恬列传》）。另有二线东至燕齐，南达吴楚。由是东穷燕齐，南连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驰道建筑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故车骑来往不受气候变迁之影响。

长安至巴蜀及西南夷方面亦有干路相通，此路经过秦岭巴山，故工程奇险。秦时蜀王令五丁以开秦蜀之路（扬雄《蜀王本纪》、刘逵《三都赋》注引）。其尤险者曰栈道。【按：栈道亦称阁道，战国时齐之田单曾为栈道木阁，而迎王后于城阳山。《战国策·齐策》所谓阁道，据崔浩云：绝险之处傍丛山岩，而旋板梁为阁。见《史记·索引·高祖本纪注引》。】秦昭王时，蔡泽为相，称范雎筑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卷七十九》），此即后代之金牛道。汉武帝时张卬为汉中守，复续修之，作褒斜道（《史记·河渠书》）。褒斜栈道长四百二十里，自凤县东北草凉驿起至褒城开山驿止，明代续修为栈阁二千二百七十五间，名之为连云栈（见《舆程记》）。此项栈道自褒斜至剑阁绵延千余里，工程艰巨数倍平地，故李太白诗云：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李白《蜀道难》）。今日行经褒斜剑阁古道者，尚可见其状写之非虚。新朝王莽则修有子午道，从杜陵通南山至汉中（《汉书·王莽传》）。子午道长六百六十里（《读史方舆纪要》）。自巴蜀至西南夷，汉武帝时司马相如凿山通道千余里，自成都以达越隽郡之旄牛（《三国志·蜀志·张嶷传》）。

又秦时筑有南方驰道，经抵湖南零陵，后汉时桂阳太守魏飒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后汉书·魏飒传》）。建武十七年马援征交趾，自合浦至交趾，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马援传》）。又郑弘于湘桂开零陵桂阳峤道以通交趾七郡（《后汉书·郑弘传》）。至于其他郡国兴修之国道而史册所载未备者亦有之。如武帝元封四年筑回中道，自回中以通萧关（《汉书·武帝纪》）。光武建武十三年修飞狐道，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后汉书·王霸传》）。

二、驿政。驿政制度包括驿亭、传车、驿骑、邮传诸事。

驿亭。秦汉官道循周代遗制，大概以三十里为一驿（《左传》称三十里为一舍，《周礼·遗人》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故知三十里为驿，实起源于周）。两驿之间设邮亭二，即每十里设一邮亭，亭有长（《汉书·百官公卿表》）。亭者留也，为行李食宿之所馆（应劭《风俗通》）。亭长得备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以警卫盗贼（《续汉志·注引汉官仪》）。西汉有亭共二九六三五处（《汉书·地理志》）。

传车。政府设置传车，以供官吏来往乘坐之用，视需要而分等级。《史记》云：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史记·高祖本纪》如淳引汉律），使者乘四乘之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见《汉书·文帝纪》及《汉书·昌邑王贺传》）。

驿骑。传车之外尚有驿骑，较传车便捷，边疆道远多用之，故李陵出塞因骑置以闻。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见《汉书·李陵传》及《陈汤传》）。驿骑三换，昼夜可行千里（见《汉旧仪》）。

邮传。附于官道有邮传制，用以传递官书文报，遍布诸郡国及边疆各域，邮亭驿卒均由政府设官管理，为后代邮政之所自仿。近年敦煌发现之汉新二代之邮简，尚可推定当年邮政制度之完备（王国维《观堂集林·敦煌汉三简跋》）。(www.daowen.com)

当时对驰道管理颇严，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三辅黄图》引“汉令”）。但此属京城之制，地方则否。政府公车既可免费乘行，而私人旅行则买符登车。后汉时人郭丹（字少卿）买符入函谷关，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更始二年竟乘高车出关（《后汉书·卷二十七》）。可见官车免费，而私车则买符以行。

三、水道。秦汉水上交通可分内河、运河及内海水道三部说明之。

1.内河。内河水道在长江上游巴蜀至楚间，与中下游吴楚间航运均甚便捷。《战国策》云：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战国策·楚策》）。如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见《华阳国志》）。

吴楚间之水上交通则沿长江往返。《史记》云：吴地数千里，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上述长江流域航运之见于史籍者过于简略，若就今日经济地理推之，则知秦汉时长江及其重要支流俱有舟楫之利，盖长江上游自蛮夷司起（距重庆八百里），即通舟楫，重庆至宜昌虽江狭滩险，舟楫溯航多感困难，但宜昌至崇明三千余里航运极畅。湘沅沣赣诸水舟行亦利，而江淮下游，太湖流域，港道纵横，舟楫之利，冠于全国。据近世测计，仅太湖区有航行水道二万余里。是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南浮江淮。又云浮于沅湘。足证江淮流域航行之利。

2.运河。运河之开辟始于春秋时吴凿邗沟。秦始皇帝于越地造通陵，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通浙江（《越绝书》）。其在湘桂之间，秦始皇因用兵于越，使监禄凿渠运馕深入越（《史记·一百一十二卷》并见《汉书·严助传》）。禄所凿渠出零陵下漓水（《太平御览·六五》引《临桂图经》），即引湘水以通漓水，称之为澪渠，或名灵渠。此渠虽短小，但施工于层峦叠嶂之间，卒引湘水之源南流入漓，沟通湘桂，功效甚大。【按：监禄渠至今犹存，长六十里，宽十尺，傍山凿渠，堤有陡三十二以束缓水流，有堰若干以防泛滥，平时水深二尺余，木舟畅通，涸时深尺余云。】

关中方面，武帝元光六年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黄河三百余里，以通关东漕粮，经三年而工竣（《汉书·沟洫志》）。此渠既成，漕运之时间从六个月缩短至三个月，故省工力足多。

3.内海水道。始于春秋时代吴之泛海北航（事见前第三篇第九章）。秦代渤海水上交通已盛，当时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引语见《文献通考·卷二十五》）。迄于汉时则现在之南北洋内海航线均已开辟，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齐浮渤海击朝鲜，此为从山东至朝鲜之海路。武帝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横海将军韩说自勾章浮海袭东越，此为从浙江至福建之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