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重农理论略如前述，兹进而考察当日重农政策之实施状况。概括言之，可分为劝农桑，薄赋税，奖励人口，改进农业经营，实行贵粟政策，以保证农产品之合理价格。

一、劝课农桑。汉初劝农桑之政，孝惠文景诸朝推行不懈。其事略可考见者，如惠帝时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汉书·卷二》）。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汉书·卷三》）。注云：特置孝悌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者是也。文帝二年诏云：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躬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卷四》）。景帝时亦屡有劝农之诏，如二年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又三年春正月诏曰：农者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为农者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汉书·卷五》）。而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农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劝农桑（《汉书·平帝纪》）。以上充分表现当日执政者对于农业凋敝之焦虑心情，故号召农业复兴运动，以救时弊。上行下效，因是而当时农业区域得以推广，技术得以改进，灌溉得以兴修。故汉代循吏以课农桑为政绩之一，而劝农无绩者有罚（如清河郡太守何武坐郡中被灾害十四以上免职，见《汉书·卷八十六》）。

二、减赋轻税。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十五税一之制，一度施行，未几即中止，惠帝即位乃回复之（见《惠帝本纪》：高祖十二年四月崩，五月太子即位，减田租，复什五税一。邓展注曰：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今复之也），景帝时减半为三十税一之制。

关于免除田租税之事，文帝时曾下诏赐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诏云：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无以异也。竟全免天下田租）。

三、人口奖励。军事结束，大规模人口屠杀虽告中止，但大乱之后，经济萧条，加以生活困穷，对于人口之自然繁殖阻力尚多。故惠帝时，奖励早婚，女子逾三十不嫁者，有罚。汉律，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有罚，罚出五算（赋钱一百二十为一算）。而产子者，或二岁之间，免役使，或复三年之算，怀妊者，与胎谷二斛。此项立法至章帝时尚存，妇人怀妊者，仍赐胎养谷，婴孩之无亲属，与生而不能养育者，有廪给之制。

四、改进农业经营。上述劝农桑、薄赋税、奖励人口生殖等等，固为构成当时重农政策之一部，然尤为重要者，乃在积极改进农业经营。现就当时改进农业经营之实施情况研究之。

1.水利。秦汉水利事业，大要为二，一为灌溉，一为河防。前者为在主要农业区域建立灌溉网，后者为防御黄河水患。

第一，灌溉工程：灌溉工程分为数式，或开掘运河引水溉田，或引黄河、泾、洛、渭等河流以溉田，或就河流决口之处引水灌溉，或瀦水作堰，因地制宜。自秦初经两汉，数百年间，经营不懈，其范围自关中、汉中、河东、洛水、南阳、汝南、巴蜀、舒城、下邳、广陵，远及朔方、西河、酒泉诸郡，极为广泛。其最著者如次：

甲、关中三渠：秦汉二代均移豪富居关中，于是关中地价上涨，关中水利农业亦因以开发，穿渠凡三。子、漕渠：郑当时为大司农，言曰：异时关中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史记·河渠书》）。此漕渠用兵工数万，经三年之久工始毕，费工达数千万云。丑、六辅渠：武帝元鼎六年，儿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卬之田（《汉书·沟洫志》）。寅、白渠：武帝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汉书·沟洫志》）。

乙、洛之龙首渠：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冯翊境）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井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沟，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汉书·沟洫志》）。龙首渠工作者万人，历十余岁，连井为渠，井深达十丈，为中国井渠之最先者。

丙、南阳钳卢陂：元帝建昭中，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于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累石为堤，旁开六石门，以节水势，泽中有钳卢王池，因以为名。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阏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其化大行（《汉书·卷八十九》）。

丁、河东渠：河南守番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汉书·沟洫志》）。

戊、汉中城固五门堰：西汉萧何建山河堰，引褒水以灌汉中以北之田原。城固有五门堰则为新朝时所建。城固县北有湑水，源出太白山，沿河筑堰，以石梁为之，梁底开列五洞，东二西三，洞口高广皆逾五尺，渠甚长，分洞八湃，附以水车九辆，溉田三万七千亩（《陕西城固县志》）。元时复修治之，此即现在城固之湑惠渠。

己、汝南鸿郤陂：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遣邓晨归郡（汝南），晨兴鸿郤陂溉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他郡（《后汉书·卷十五》）。办理此项工程者为水工许杨。邓晨署许杨为都水掾，许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汝南郡水利工程后经鲍昱重修于其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后汉书·卷二十九》）。永元时又经何敞修理，垦田增三万余顷（《后汉书·卷四十三》）。

庚、下邳蒲阳陂：章帝元和三年，张禹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坡，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后汉书·卷四十四》）。

辛、舒城七门三堰：汉羹颉侯刘信曾于舒城筑七门三堰，以兴水利，溉田二万顷（《文献通考·田赋六》）。(www.daowen.com)

壬、广陵陂：后汉章帝章和元年，马棱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后汉书·卷二十四》）。

癸、蜀之水利事业：秦平天下，以李冰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双过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关于李冰之水利事业，《华阳国志》言之綦详，云：李冰为蜀守，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外作石犀五头，以压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为耕牛二头。一在府市桥，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凿崖时，水神赑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李冰又通笮，通汶井江，径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合江。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与郫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华阳国志·卷三》）。汉初复有文翁经营蜀水利之事，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穿煎溲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人获其饶（《通典·卷二》）。成都水利工程今通称之曰都江堰工程。盖初岷江泛流，迁徙无定，洪流为灾，祸患颇剧，李冰乃筑都江堰，凿离堆，使外江之水量十分之六引入内江，广开支渠用以灌田，并免水祸，其所筑之堰计内江一三一处，外江一五一处，合计二八二处，灌溉区域今地凡十四县，面积五百二十万亩，其建筑极合现代水利工程科学，每岁淘江修堰，尚仍李冰之遗教是从（即所谓深淘滩，低作堰）。至今成都平原稻麦所产极富，一年两熟，间有三熟者。李冰之功垂百世不衰，后代中国屡被外患，尝借蜀之财富人力以自苏息，故其对于国家民族之贡献尤大。

其他水利事业，有后汉建武二十四年所凿之阳渠，明帝永平十二年所修之汴渠。张堪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秦彭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兴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凡诸水利事业，文献不足，未遑悉纪。太史公曾综论前汉水利之盛云：自此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灌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汉书·沟洫志》引《史记·河渠书》）。主其事者在中央，武帝元鼎二年置水衡都尉，专管水利，其属吏为水司空、都水长丞等，专治渠堤水门（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在郡则为太守。规定用水之律则有水令（《汉书·儿宽传》注）。

第二，河防工程：黄河两岸素为农业沃区，面积约今四十余万方里，河源海拔八千余尺，阴山北领千峰夹河，故流急沙多，因而为患。

黄河为患传说最早者为禹凿龙门疏九河。禹导河始自积石，历龙门砥柱至孟津，出山过洛汭至大伾（黎阳县境），复酾二水以引河，一为漯川，自大伾山南，东北流，又屈而东，合济入海；一为河之经流，自大伾西南之宿胥口，折而北流，又东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今河北、山东交界处），同为逆河，入于海。导河既竣，安流无恙，迄殷周之季，尾闾渐壅，逆河既沦于海，九河复丧其八（今徒骇独存）。

商祖乙时（距禹七百七十余年）河圮于耿。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决自宿胥口东行漯，以至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今河北盐山县）。自禹至是凡千七百余载，距商祖乙九百四十余载，而河患复作。汉文帝时河决酸枣（河南延津县），又东决金堤（《史记·河渠书》）。汉武帝元光中河决濮阳瓠子，泛滥十六郡，发卒十万塞之，屡塞屡坏，二十余岁，梁楚屡不登。元封二年武帝自临决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帝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二首，悲歌慷慨，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道河北行二渠，而梁楚之地复宁（《史记·河渠书》）。但未久河患复作。

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请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汉书·沟洫志》）。时武帝虽壮其意，惜无由实施。

成帝建始间河决金堤，灌四郡三十二县，御史大夫尹忠坐河决自杀（《汉书·百官公卿表》），乃遣王延世为河堤使者治之，其患始平，经今山东济南之北入海（王延世，四川资中人，始采用竹络笼石法治河）。

新朝建国时（据永平十三年《塞汴渠诏》逆推六十年适当新朝建国时代）河决入汴，黄河南岸及下游一带大被其灾，而河北之人反蒙其利，双方争论垂六十年，明帝永平间乃命王景（乐浪人）治之，景发卒数十万，令河汴分流，河东北入海，汴东南入泗，于河岸筑堤以护之，自今河南荥阳经清河、平原、济南至于千乘（今山东广饶），海口筑堤千余里。凿涧疏壅，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河道遂定，为东汉后大河之径流，历三国晋南北朝隋唐而大灾未见，故王景治河之功深为明帝所重。明帝永平十三年《塞汴渠诏》云：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漾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好兴它役。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塞汴渠诏》）。

2.改善土地利用及耕种技术等。关于改善土地利用及耕种技术之事，以赵过与氾胜之尽力最勤。赵过，武帝时人，为搜粟都尉，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释云：广尺深尺曰圳，长终亩，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颓其土，以附苗根，见《汉书·食货志》）。据《说文解字》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故汉代一亩长度为六百尺，广六尺，包含圳与陇各三，则百亩长度不变，而广为六百尺，包含圳与陇各三百。圳与陇逐年更易，而播种于圳中，如此可以翻动土壤以救犁耕不深之弊，同时亦可以培殖肥料使土质得交互休息之机会。赵过又教人民改良耕种技术，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汉书·食货志》）。此系一种合作方法，以十二夫为单位，耕田一井一屋，如耕田五顷，则用二牛二犁，用三人管理，故三人之力，可耕田五顷，即五百亩。

又成帝时人氾胜之为议郎，使教田三辅为田师。胜之创区田法，其法以亩为率，分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广四丈八尺，当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间分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广一尺五寸，町皆广一尺五寸，长四丈八尺。尺直横凿町作沟，沟广一尺，深亦一尺。积穰于沟间，相去亦一尺。……种禾黍于沟间，夹沟为两行，去沟两边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沟容四十四株，一亩合万五千七百五十株。种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过一寸，亦不可令减一寸。凡区种麦，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沟容五十二株，一亩凡四万五千五百五十株，麦上土令厚二寸。凡区种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沟容九株，一亩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区种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种天旱当溉之。一亩常收百斛（《齐民要术》引《氾胜之书》）。胜之所著农书凡十八篇，于土壤肥料耕作论之甚备。又当兵燹疫疠之后耕牛缺乏，故赵过等教民以人挽犁，而政府亦厉行保护耕牛，故汉法禁妄屠牛（《风俗通·神怪》篇云：第五伦为会稽守时谓：律不得屠杀少齿。《淮南子》云：杀牛者弃世。高诱注，法禁杀牛，犯之者诛），以企耕牛之蕃殖。

五、安定农村。安定农村亦为当时重农要政之一，如此方能使人民乐怀家室，不轻去乡里。汉循吏龚遂治渤海，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积畜，吏民皆富（《汉书·卷八十九》）。其在后汉章帝建初八年王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景乃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后汉书·王景传》）。又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荒（《后汉书·任延传》）。均其例证。又农村承大乱之后，民多贫甚，耕牛农具种子均感缺乏，故政府时有优恤之令。如章帝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他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后汉书·卷三》）。凡此措施，均可视为安定农村之政策。其具体规定之者，则有田令（见《后汉书·黄香传》）。

六、实行贵粟之令。晁错主张贵粟以奖励农产。文帝从其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其后又入粟郡县，得拜爵除罪。此项贵粟令之实施，亦予农业以有效之刺激。

综上六端重农之政，其效用之班班可考者，厥为垦田大辟，与耕作进步。考前汉孝平时垦田之数为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汉书·卷二十八》云：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云）。后汉和帝时垦田七百三十余万顷（《文献通考·卷二》）。如依晁错之说每亩收一石（晁错上文帝疏云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则年可收八万万或七万万石。

本期农业要区以关中、汉中、汝洛、河东、河北、河南、江淮、齐鲁、蜀巴等地为最著，有谷仓酒窖之目，其中如酆鄗之间号为土膏，亩地值黄金一斤（《汉书·东方朔传》）。江淮农场亦极殷庶，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丝（左思《吴都赋》语）。汉中巴蜀农产之饶富于关中。【按：汉江出陕西宁羌，长一千五百余公里，流入长江，汉江流域面积十七万余平方公里，其上游汉中平原处秦岭巴山之间，气候温润，土质丰腴，稻麦年收二季。成都平原群山围绕，气流被阻，空气潮润，蒸发甚微，而土质特沃，故农产最富。】秦汉已然，于今犹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