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农业衰落，固由于长期战争之破坏，以致劳力缺乏，经营困难，水利失修，但同时商贾以雄资侵蚀农业，故农夫坐困。又如急政暴虐，赋敛不时，均足以阻遏农业之向荣，故重农理论所讨论之范围涉及颇广。且其理论全从政治观点考察，而非从纯农业经济出发，故与欧洲18世纪法国之重要农学派有异。西汉之重农理论渊源于先秦诸政治家（参第四篇第五章第一节），管仲倡民有经产之说，以畜长树艺殖谷力农垦草为民之经产（《牧民·第一》），商鞅以农战立国，故贾谊倡殴民归农之论，晁错倡贵粟之说，二氏之言足为代表。贾谊上书文帝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可恃。若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若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汉书·贾谊传》）综观贾生之言，乃认农业为国富之所自出，故主张殴民而归之农，意在用国家力量导农民复归农村，以从事农村经济之恢复。晁错认为经济为政治安定之资，故主张尽地力与人力，以广积蓄。其言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汉书·晁错传》）晁错据其理论而提出重农之实际方略，即所谓贵粟政策。故晁错又云：“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书·食货志》）此为贵粟政策之全部方案。(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