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时，各大领域经济政治异长，经济异制，关梁阻塞，军备互竞，国际经济虽因竞争而获进步，但各国所采经济自给自足及对外过度之竞争政策（详见《管子》“霸言”“轻重”“地数”“揆度”诸篇），亦足以阻遏中国经济正常之发展。许重叔云：秦以前之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序》）。故尔时中国统一之要求乃顺应自然而发生。此种要求，初非发生于战国，更未尝属望于僻处西陲之秦。盖当春秋之时，经济分列之弊已大显于世，各国之间，曲防遏粜，互相危害，货币衡量，交为阻隔，故诸侯会盟尝协议经济，期救此弊。如葵丘之会（《左传·僖公九年》齐桓公约宋、鲁、卫、郑、许、曹之君俱会葵丘，即今河南考城县），其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粜（《孟子·告子》篇）。《管子》书称四会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管子·卷三》）。此均规定国际经济关系之明显例证，亦即经济统一之自然要求。

秦自穆公以来，代有睿君哲佐，励精图治，四世不息，商鞅之政既成，张（仪）吕（不韦）之谋复作，始皇帝与李斯遂毕其功，十年之间，完成统一（始皇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春秋战国五百四十九年之纷争至此获得结论。故始皇帝二十六年乃中国时代划期之年，亦即中国民族显扬于世界历史之一年。实为东亚史上中国时代之开始。秦帝国政治经济之统一，包含有下述诸要义。

一、民族合一。自东周以来六百余年间之民族创化运动迄战国之末期而着着进步，然秦以前七国分立，中国人民均自以为齐人、楚人、秦人、越人，其民族利害共同之感颇不显明，故成语有楚弓楚得之论。秦统一后中国人伦齐一，种原之差别斯泯，故自民族创化意义言，可称为自觉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之初步的完成，亦即形成国民经济的民族基础。

二、政制集中。秦以前行封君政治，秦统一中国悉废封建，除采邑及公侯伯子男等爵（仅留侯爵，令食租税）。海内为郡县，法令一统，推行中央集权之政，由是贵族政治消灭，帝权政治代兴（万民平等，共戴一尊），中国大一统之义益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政治基础（汉儒倡大一统之义甚力，所谓大一统，即在政制上强干弱枝，一统乎天子。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十二及十六。在民族关系上内诸夏而外夷狄。由前之说，故中央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其统治力极强，地方服从中央，有指臂相属之效。由后之说，故帝国经济疆域统一，而向四裔作有效之开拓）。秦以后郡县人民一律平等，国民有参政机会，执政者非定型之阶级，而是升沉不已之国民。

三、田地改革完成。封建王国经济时代，政治权与经济权俱属于封君，且二者不可分。故封君制地，田里不鬻。秦统一后悉废封君，封君之政治权既消失，其经济特权亦连带消失。公田制败，世禄不存，政治与经济明显划分，于是国民得私有其田地。此际国民之田地所有权乃由于经济契约而决定，而与过去封君之依据政府权力而占有土地者不同。自是以后，田地可以自由移转与分割，可以自由形式而经营，并以经济地租与地税代替封建地租与地税（田地为封君所有时，农夫对封君纳封建地租，封君对其上纳封建地税，田地私有后，农人对田主纳经济地租，田主对政府纳经济地税）。由是公经济与私经济明显划分，人民因得以储备资本充分发挥土地之效用。田地私有后，田地与资本之结合渐显，就其对于农业经营之效果言，互有利弊，盖一方面田地因资本增益而生产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使田地集中强化而使劳动因素与田地所有权隔离，因此人地之偏差愈甚，农业危机随之发生。

四、交通统一。秦以前各国车涂异轨，关梁互阻，故《战国策》称秦有封传之制以禁关东之客（《齐策》篇），张仪将自楚适晋，辞楚王曰：天下闭关不通，未知见日也（《楚策》篇）。于以见交通阻障之情状。秦统一后乃堕坏城郭，夷去险阻（秦刻碣石文语），修治驰道，东西南北畅通无阻。所谓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为秦帝国经济要政之一。

五、水利统一。秦以前各国水政利害互异，如黄河为当时北方国际河流，故各国自为川防（孟子所谓“曲防”）。汉贾让云：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贾让《治河奏》）。于以见各国之以邻为壑之政策（孟子语）甚为流行，秦统一后乃决通川防（秦刻碣石文），统一水利，予河淮农业以有利之保障。

六、财政统一。封建政制废除之后，政府经济（公经济）与私人经济明显划分，政府经济统一乃施行租税划一，支出有程。即租税额及其征收方法均取决于中央政府，其支出亦为中央所支配。同时废除内地关税，实行国营盐铁等（参本篇第十五章帝国财政制度）。(www.daowen.com)

七、货币统一。秦以前列国货币异制，秦初定制，统一货币，采用二级货币制度，以黄金铸镒为本位币，铜铁半两为辅币（参本篇第十六章货币制度）。

八、度量衡统一。秦以前各国度量衡制，多种并存，进位之法不一，秦统一后，施行器械一量（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秦琅琊台刻石文），统一度量衡，并采十进位法（参本篇第十七章度量衡）。

九、文字语言统一。文字语言号称精神资本，故典章制作，技艺薪传，悉资于此。秦以前六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所用文字为殷周古文）。秦之语文，王国维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孟子》有齐语楚语之论，《史记》云：由余其先晋人能晋言。许慎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无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序》）。文字既一，语言渐通，斯乃由共同经济进到共同意志之基础。

由上所述九点，足征秦帝国之经济建置富有创造性与建设性。帝国经济具有统一的政制法律，统一的交通水利货币与度量衡，自由的财产与交易制度（私人经济特权不存在），集中的财政制度与共同关税，而文字语言之同一更保证民族政治经济之共同性，凡此诸因素乃连结各种经济形态（公经济与私经济）于统一集中的国民基础之上，依通功易事之自由精神与国权纪制之合理原则而组成国民经济。【按：近代经济学者所称之“国民经济”，主要意义为民族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共同性，包括由共同经济到共同意志（Gemeinsame Wirtschaft Zu Gemeinschaftlicher Wille）。关于国民经济一词，可引欧洲重要学者之解释如次：非立薄微治（Philippovich）云：一切经济单位之间，有无数直接或间接关系为之联系。……此民族有政治上之组织，并因遗传历史及文化上之演化，亦有同体之意识。一个民族内部一切分子在时间及空间上互相关连之经济生活，如视之为一独立的单位，换言之，为某一民族内部因交易而相连结之无数经济单位所形成之机体时，此之谓国民经济。见非著《经济学概论》（Allgemein Volkswirtschaftslehre）。哈尔姆（B.Harms）云：国民经济者，乃指在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内部一切经济单位，彼此之间因交易自由及交通技术所促成，因法律所规定，因经济政策所促进之种种关系的综合名称也。见哈著论文。史莫勒（G.Schmoller）云：若干分属于不同国家之经济单位，永不能综合起来目之为国民经济，惟有同种族、同文字、同感念、同礼俗、同法律，且同属一种经济形态之一群国民所居之地，始有国民经济可言。见史著《国民经济学纲要》（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以上三氏之说从正反两面说明“国民经济”之要旨。按秦帝国之经济组织适与国民经济之主旨符合，故帝国经济实乃进入国民经济时代。】

秦汉国民经济与殷周封建经济之性质差别极大。就经济意义言：因土地由公有而私有，故生产亦从拘束而自由，庶民之生产既自由，则旧日消费方面之种种限制亦告抉除。盖王国经济时代诚如管子所谓虽有贤才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者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管子·立政》篇），而帝国经济时代则财富既可自由生产，亦可自由流通与消费。更就政治意义言：王国经济时代行世禄之制，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而帝国经济时代则庶民服官参政原则上一律平等，所谓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王船山《读通鉴论》一语），显含有公政于民之意。故国民经济对封建经济自其历史演进言，实具有种种进步之意义，值得称颂。是以自孙卿以来极称道秦之民俗吏治与朝政（《荀子·强国》篇）。顾炎武且谓秦政之美，追嬗三王（《日知录·卷十三》），诚为有见之言，虽后之诟秦者亦无所逞其辞焉（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谓：秦之改制君子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又谓后代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所以不可行）。

但国民经济之运行，错综万变，固非永无流弊，其最甚者为贵贱之等级虽泯，而贫富之差别渐生。秦统一之后三百余年，班孟坚述汉代国民财富密度失常之情形有云：富者土木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汉书·卷九十一》）。此种经济病象固与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不侔，但究非帝国经济制度本身所生，而只是国权纪制一时失宜之过。盖贵族等级原为封建制度所固定，人民之经济地位虽足自养，惟极少变动，而国民经济制度下之贫富差别，则依于经济自由、财产私有、遗产均分以及经济与财政政策之均调作用，对于国民之贫富偏差，随时可予以校正，故贫富差别地位之变动弹性甚大，迥不若贵族世禄之固定，此乃论究帝国经济者应有之认识也（帝国经济制度废止封君经济特权，予人民以自由竞争之平等机会，以经济与财政政策均调贫富，其义至明，可参阅本篇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汉武、新朝之经济政策及帝国财政诸章。兹特就遗产均分之意义略加解释：考王国经济时代爵位与土地财产继承以保持不分割为原则，故行嫡长继承之制，且宗法组织，兄弟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秦以还爵位与财产分离，有时爵位继承仍从嫡长之制，而土地财产则习俗相传，采兄弟均分形式。此点与欧洲大陆诸国18世纪以来土地传诸长子之制迥异。如法国法律规定对土地分割买卖，限制綦严，即其例证。中国不动产既行均分之制，故大地产之所有关系变动颇剧，土地买卖频数，既利集中，复便分散，倘国家政策措置适宜，则贫富偏差自可赖以均调于不敝）。

威尔斯（Wels）云：此事（指东汉末之乱）之先约四百余年，中国之中部乃和平如故，且大致治理得法，固一坚强昌盛之期有非西洋史中任何时期所能抗衡者（《世界史纲》万有文库本五九页）。中国封建制度阶级内容频变而形式不变，指土地自由买卖、贵族升沉无定，倡地主剥削不变，如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故其制度时间得以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