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间工商业之进步已渐渐逼近国民经济之前夕，而在财货交易方面足以表达此种进步者更当考察当代之货币与信用。殷用贝币尚不失物品货币之本色，西周通用金属铸币亦尚未形成一种确定制度，至春秋以后交易之量渐广，故支付之工具品类亦随之增加，由是逐渐造成一种三级货币制度，此即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见《管子·国蓄》篇）。而黄金与刀布应用尤广。故《管子》云：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兹就三者分别论列如次：

一、珠玉。春秋间珠玉为饰品，所谓随侯之珠，夜光之璧，均称极品。大抵珠玉之大者则作瑞信之物，或供装饰之用（《楚辞·招魂》云：翡翠珠被），其小者则用以流通。珠之用或以颗（后代衡量之铢或源于珠），或以串。玉在殷时即为珍品，甲骨文中有锡玉之文（《殷墟书契后编》上二六、一五）。周代玉之小者以瑴为单位，瑴亦作珏，双玉也（王国维云：珏甲骨文作丰，《说文解字》“玉”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左传·卷十七》云：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瑴。《国语·鲁语》云：行玉二十瑴。皆以玉为币之证。

二、黄金。古以五色辨金属，以黄金居首，以其久狸不生衣（不锈涩也），百炼不轻，从革不违（即可延展也）。黄金之用甚早，盖纯金存在于石英脉或金矿脉中，往往因风化及水流侵蚀作用自然呈露于地面，故采集颇易。周金文中常有锡金或赐金之文，如《禽簋铭》（成王时器）云：王锡金百寽（同爰，重六两）。《汉书》称金之另一单位曰斤，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汉书·卷二十四》）。一斤等于十六两，又称一金。其另一单位称镒，重二十四两，周穆王曾赐赤乌氏黄金四十镒（《穆天子传·卷二》）。可知黄金有三种单位，且依次而增重。惟西周黄金之流通量不多，春秋之时其量渐有所增益。以黄金流通量言之，春秋时个人授受通常不过数十镒。如《国语》称公子夷吾赂公子挚黄金四十镒（《晋语》）。迄于战国则黄金流通量激增，《战国策》所记个人间之授受恒有千镒万镒者。如秦攻齐令有人能得齐王头者赐金千镒（《齐策》），赵王赐苏秦黄金万镒（《秦策》），苏代献黄金千镒（《燕策》），其他类此者尚多。是其量自二万四千两至二十四万两（周衡制较今制为小）。黄金之用既广，故战国时通都大邑有鬻金之所（《吕氏春秋·去宥》篇）。且黄金已为国际通用之币，各国货币以黄金为换算标准，《管子》所谓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高下中币（黄金）而制上下（上币珠玉，下币刀布）之用（《地数》篇）。可见直接控制黄金，间接即可以操纵各国之珠玉刀布之价格。(www.daowen.com)

【按：近人颇有致疑于春秋以来黄金流通之量过多，因谓当代所用黄金乃指铜而言，盖据《博物志》云：古言金或赤金皆指铜，言黄金者乃今日之黄金。但考之《战国策》、“诸子”、《史记》所记，其称金者皆属黄金，如西周君予冯且金三十斤（《战国策·东周策》），齐王馈孟子兼金百镒（《孟子》），耕柱子遗墨子十金（《墨子·耕柱》篇），孟尝君家富累万金（《史记·卷七十五》）。至于《管子》各篇有时明言黄金，如《去疆》《权修》篇是；有时则泛称金而实为黄金，如《轻重》篇是。由此可证春秋战国流通黄金之量确较后代为多。《管子》数称汝汉之金，证之今日，尚知其不谬。】

三、刀布。刀布为初期之铜铸货币，后则并为圜钱。史称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汉书·食货志》）。而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后，至战国时则通用圜钱。【按：罗马铸钱始于公元前578年，即周简王八年。】周代货币留传于今日者，其似刀形者称刀布（如明刀、墨刀、莒刀），似铲形者称铲布（魏货），其圆周方孔者谓之圜钱（如燕货）。其铸造既非一国，故其衡量亦异，或以铢，或以斤，或以两，且各书明铸造之国，后因事实上之便利，刀布渐废，而圜钱独行。东周以后，钱遂为铸币之通称（《国语·卷三》记周景王二十一年有铸钱之事）。当时之钱以个为单位，其群体单位为襁（《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云：籴釜十襁，言粟一釜值十襁也。《汉书》云：藏襁千万，襁，即后世之缗或贯）。至于钱之流通量则以千万计，如《管子》书称齐令中大夫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管子》）。《史记》称邺三老、廷掾用钱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史记·滑稽列传》）。民国二十六年（1937）河南出土东周时代之铜铸货币盈千累万，可资实证（币存河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