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物互换，通功易事，在封建经济及其更前之原始经济时代，早已有之，当时称之为商贾。班固释之云：行曰商，止曰贾。《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尚书》云：肇牵车牛远服贾（引《白虎通德论·商贾》）。而《国语》亦有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国语·齐语》管子对桓公之语）之说。

封建经济时代商业之交易范围与容量等均受限制，自春秋至于战国封建经济由震动而衰落，于是商业范围渐推渐远，由附属交易进至纯商业，由偶然市场进至经常市场，是为商业勃兴之始。

商业勃兴之主要因素分属于农业、手工业、交通事业、货币与信用等，是等因素既为商业之原动力，而商业发展亦足以刺激农工交通货币与信用之进步。且民族创化与政治发展所造成之新兴经济区域亦足以促进商业之发展。

若分别观察，就手工业言，封建经济时代工肆受官府之保护，历时约千年之久，其技艺基础已经确立，厥后经济进步，器用所需日广，而民间私营手工业乃作独立之营运，故墨子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墨子·卷六》）。孟子称矢人、函人、梓匠、轮舆、陶冶器械、衣冠等均有专工（《孟子·公孙丑》与《滕文公》篇）。《吕氏春秋》称宋国司城子罕之邻人有业鞔工者（履空也，今谓鞋帮），已食其业三世，而驰誉宋国（《吕氏春秋·恃君览》）。由此可知手工业进步，则其制造品之数量与品类激增，而参加商业营运者更伴随人口之增殖而益众。(www.daowen.com)

更就交通与新起经济区域研究，交通频繁则运输路线延长，经济区域推广则在经济阶段相同之区域（如同属农工业经济区域），必因某些产品（如谷物与丝麻）之供需各异而促进交易。在经济阶段不同之区域（如农业区与牧畜区），则相异之生产品间其交易之需供尤切。更有些经济区域各具特产，如平原之农作物，城邑之工艺品，或滨海擅鱼盐之利，或山陵饶矿冶之藏。此外江南之珠玑齿贝，徼外之珍贵皮毛，以及特产各种贵重金属之地区，其相互交易，尤极自然。至于城邑发达，则使市场确立，商业组织复杂化。国民生活水准提高，则由旧日贵族消费之奢侈品商业进而至于一般平民之普遍商业。由是商业容量大幅增高。货币信用发达更使财货流通加速，商业抽象化，而为促进商业之极大动力。

于上述诸原因之外，商业利润大于农业利润亦足以吸引人民参加商业。管子云：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管子·治国》）。《战国策》称珠玉之赢百倍（《战国策·秦策》吕不韦之父语其子语）。于此可知人民去农就商，实非无因。而诸侯间流行之重商政策亦与有力。观于齐之管子，越之计然、范蠡，均以商兴国，而卫文公亦以通商惠工而致国于富庶（《左传·闵公二年》及《论语》）。风行草偃，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因而造成各大国商业之广远传播。是以荀子有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山人足乎木，泽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荀子·王制》篇）。荀子所述，确足以表达当代商业勃兴之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