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制在殷周为合理的土地制度，经时约一千年而流弊滋生，渐呈败坏。详究其变革之所由然，有属于经济原因者，有属于政治原因者，分述如次。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有三。

1.从人地比例考察。公田制发生于土地与人口适当比例之上，春秋战国间战争频繁，人口损伤率颇高，但就其全体倾向言，人口显有增殖（《后汉书·郡国志》注称周初有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万，春秋战国无记录，若就战国军备七百万兵员估计，则当时人口亦在二千万以上）。盖各国农产力渐高，奖励人口政策颇为流行。如越之十年生聚乃一种有计划之人口政策。【《国语·越语》称勾践说于国人，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同娩）者以告，公毉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上引文并见《吴越春秋》，为周敬王时事。】齐之管仲亦怀人满之诫（《管子·霸言》篇云：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更就当时人口膨胀情形观察，其在齐则史称其人物辐辏（《汉书·卷二十八》）。其在鲁则地小人众（《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其在赵则赵与中山地小人众（均见《史记·货殖列传》）。其在魏，《战国策》言魏地虽小，然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战国策·魏策》）。其在韩，韩非有云：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养有余。今大父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韩非子·五蠹》篇）。此揭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之倾向甚为明显。而《商君书》亦数言三晋土狭而民众，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徕民》篇）。由此可见在中国本部当时人口增殖率大概已超越土地垦辟率，致原有人口与土地之适当均衡不能保持，土地之广度垦辟既受限制，农民不能充分取得土地，于是深度垦辟（即初期集约农业经营）之要求遂益迫切，最后耕者遂要求其耕地私有化。

2.从农业经营考察。原封建农业经营以劳动因素为主，资本之作用不显，故可行定期授还土地之制。本期农业经营（指耕器改良、辨土施肥、水利设施等）进步，耕地所需之资本渐多，经营所需之时间更久，如此方能发挥地力与人力以增进耕作之效能。此际农人占用耕地时日既久，久假不归，渐形成一种永佃习惯，同时辅以其他手段（如典押售卖等），土地遂由封君之手转入农夫之手。

3.从商业关系观察。春秋战国间工商业勃兴（详参本篇第七章），工矿盐铁之利，驾农业而上之，致令农业经济地位相对降低，于是商业势力渐渐侵入土地经济，以借贷抵押购买等形式向封君取得土地之私有权。

上述三项均为促进土地私有化之有力因素。

二、政治变动方面的原因。就一般政制言，公田制乃建立于封君基础之上，春秋中期以后封君政治渐形解体，战国末年乃告消失（详参本篇第九章），因此贵族对于土地之垄断地位亦随之消失，而庶民遂有取得土地的机会。但若更就本期各国所施行之具体政策的直接影响考察，则其理益显，分言之有二。(www.daowen.com)

1.新农业政策。所谓新农业政策包括政治移民、垦辟新地与农战政策等。

政治移民自春秋以来即已盛行，《左传》所记如庄公十年，宋人迁宿（迁宿之人）；闵公二年齐人迁阳；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昭公二十九年迁訾人；定公十三年赵鞅围卫，卫人惧，贡五百家，鞅置之邯郸；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贩，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此诸移民足使土地与人民之固定关系发生变动，但尚未足以直接破坏封君之土地占有权，其直接影响封君土地占有权者厥为战国时代新垦土地、徕民与耕战政策种种措施。

盖春秋战国间一方面有若干国家如齐、鲁、三晋、二周，地狭人稠，土地缺乏，但另方面新兴国家之秦则呈地多人少之象，于是秦之商鞅有徕民之策（关于徕民政策理论，《商君书》说之甚详。《商君书》云：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居什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即授田之宅”。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行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存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兵虽百出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见《徕民》篇）。同时复有耕战之政，盖当时秦之政治，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组织，招徕三晋之人，以事耕种，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为农，五十人习战，此特殊的政治组织，自有创建新的土地制度的必要。故商鞅变法，正式宣令，大小勠力本业耕织（《史记·商君列传》）。秦相蔡泽云：决裂阡陌，以静民生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畜积，习战阵之事，是以兵勤而地广，兵休而国富（《史记·卷七十九》）。于此可见耕战政策与新土地制度的关系。

2.新财政政策。政治机构随时代而进步，财政税制亦为相应之改革，西周封君，由助法之力役转为彻法之征租，尚保持公田制度。春秋时鲁宣公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后复有用田赋之事（《左传·哀公十二年》）。其在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战国之时魏相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而租税倍于常（《汉书·卷二十四》）。其在秦简公七年初租禾，孝公十二年初为赋。凡兹税制改革，足以保证私有土地制之顺利推行，盖土地为封君所有，其生产额既受限制，其负担地税之力亦自受限制，政府赋税取给不继，只有断然推行新制以增进政府收入。故史称商鞅开阡陌而赋税平，朱子《开阡陌辨》亦云：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故朱氏之言，亦见到土地改制与财政改制的关系。

前述经济诸因素，既足引起公田制逐渐发生变化，而政治方面诸新政策，更保障土地私有制之推行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