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与贡，为当时国家财政之基础。《孟子》云：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此记贡税之最早者。古代经济组织幼稚，税制极为简单，故《礼记·王制》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降及周代，税制渐密，有租、税、赋、征、贡之别。就原有字义加以解释，则：上供祖先祭祀之谷物曰租，进祀宗庙之谷物曰税，军事之征发赋课曰赋，对于工商人之营业利益，或通过时取税曰征，自下之封君呈献曰贡（《说文解字》云：贡，献功也）。但稍后则各种字义上之差别逐渐混淆，而一般称之为赋税与贡。若就其性质加以区别，可分为地租、地税与贡三类。地租之支付者为农人，地税（赋）与贡之支付者为诸侯或卿大夫之封君。兹分述之：

一、封君地租。本期土地为王室及诸侯所有，授之农户耕种而课其租，是为封君地租。此种地租含有公经济与私经济之性质。古代封君地租据旧史传说有“夏之贡法”（即原始意义之“贡”）。夏之贡法传自《孟子》。《孟子》云：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此即以丰凶数年间之平均收获率为基数而课以十一之税（即夏后五十而贡，耕作五十亩而课五亩之税）。但夏代并无完备之农业，故贡或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据同书又记殷人七十而助之助法，助者借也，即九一而助之井田制。其法以六百三十亩之土地划为井形，农夫八家各耕七十亩，中为公田，由八家共同耕作，即以公田之所获贡纳封君。此制视公田每岁所获之实量献纳，因年之丰歉而增减，但九一之比例不变。至于周代则行百亩以彻之制。（周之彻法见《诗经·公刘》，云：彻田为粮。《大雅·崧高》云：彻申伯土田，彻申伯土疆。《论语》云：盍彻乎？）何谓彻法，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为混合贡助之法，或如孟子所称野则九一而助，国中十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篇）。此即周礼所称乡遂用贡，都鄙用助（《周礼·地官》），盖兼夏商之旧制而通用之。其二，另发生之新制，即每岁通观土地生产之量而征其十一，此正如《周礼》所称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地官·司稼》）也。盖贡法乃氏族土地共有制人民对原始封君所献之实物，“助法”与“彻法”乃封君经济先后发生之地租。当公田制施行时则用助法，后来公田形式废止，将原日公田之地分授农夫而责其缴纳十一之租，是为“彻法”。二者征租形式虽有力役租与实物之分，但土地均属于封君，其土地所有权关系初无二致。

二、九州之赋与王畿九赋。诸侯与王畿封君对王室所纳之地税，据传说禹贡有九州之赋，周礼亦有九赋之说，想为周代田赋之理想制度。从其所规定观之，大抵基于田之等级与交通运输之远近，而定赋率之多寡。九州之赋，其制如次：

冀州：田五等，赋一等及二等。

豫州：田四等，赋二等及一等。因以上二州，均距帝都最近，其运输途径据《禹贡》（以下引文均据《禹贡》）称：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运输甚便。

雍州：田列一等，但以地远，运输不便，其运输途径为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故赋为六等。

兖州：田为六等，且远于帝都，当溯济漯二水及黄河。是以赋税为贞，即是最下之九等。

青州：田为三等，赋则四等，运输乃浮于汶，达于济，亦因溯航输于帝都之故。(www.daowen.com)

徐州：田为二等，赋属五等，盖距帝都稍远，运输途径须自淮水入泗水，更由济水而入黄河，始上溯而入帝都。

扬州：田九等，而赋为七等及六等，其运输途径为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州：田八等，而赋为三等，其运输为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梁州：田为七等，而赋为七、八及九等，其运输途径为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其间有溯航，有顺航，有陆路，因此赋亦由七等至九等最下位。

周礼所记王畿之赋，见于《周礼·天官》云：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其中除七、九两项之外皆为地税，而前六项又皆为收益之田赋。天官即冢宰，为王室财赋之官，主管王畿之内赋税征收之事，其较为详细之解释见于《地官》。《地官》载师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国中（都内）之地，以场圃任园地，则邦中（都城内）之赋也。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宫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则四郊之赋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则邦甸之赋也（邦甸由王室城百里至二百里）。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则家削之赋也（王城二百里至三百里）。以小都之田任县，则邦县之赋也（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大都之田任疆地，则邦都之赋也（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凡任土起税，国宅无征（因非耕地），近郊之税率十之一，园廛（园廛里与场圃）二十而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之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见《地官·载师》）。由上可见，王畿之内地税最轻者为百分之五，即都城内之庶民宅地及园圃等。近郊百分之十，远郊百分之十五，甸以下皆百分之二十以内。此种赋税差别之理论依距王城远近而不同，与前述九州之赋不同理。据郑玄解释则因近王城之地尚多力役之征故税轻，即所谓国税近轻而重远，近者多役之意。惟经营漆林者利润较大，且为奢侈品，故税率独重，为百分之二十五。与Tuhnpn之土地区域论相合。

王畿赋课率及支付之物：税之一般支付为谷物，惟宅地乃用布，故载师有里布与廛布之文，惟漆林所征之物究为布或实物则不明了。此项税赋率之算定，大概是就数年间之平均收获率而决定其百分率，而非就每年实际收获量而算定，因周代既已废除助法，故知其必不采用手续繁重每年一度规定之依量课赋法也。又赋率制定大概出于地官，在地官有司稼之吏，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当系指因年代递迁而改定赋率之事，至于凶年则减免之。

三、春秋战国诸侯租税之变迁。王畿以外诸侯租税在原则上最初与王室制度无殊，惟稍后则发生变迁。兹就春秋时各家所述田租变迁之制加以考察。如鲁之税亩十取其二，盖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公田以外，复税私田，凡人民不尽力于公田，更择其善亩好谷者税取之。杜预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此乃记鲁之税率为十分之二（即百分之二十），履亩而税也。鲁襄公十二年季孙以田赋，敛民钱以田为率，当本此制。齐国亦有按亩而税之制，《管子·大匡》云：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又《国语·齐语》云，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韦昭注：相，视也，视土地之美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齐赋敛最重之时，如《左传·昭公三年》：齐景公征敛无道，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惟魏十一之制尚存。《汉书·食货志》云：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按：每石重百二十斤。见《汉书·刑法志》“始皇省读文书日县石”之一条，服虔注引】。由此可见春秋时通常课赋未有少于十分之一者。是以当时白圭欲采二十取之一制，孟子讥其为貉道，并释中国不能采貉道之理云：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足也，今居中国，如之何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