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以前之原始封君。中国封建王国之建立始于成汤之革命，而大盛于武王之服殷。（《易》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正义疏》云：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但原始封建之型范渊源甚远。如史称：挚封高辛（《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鲧封于崇（《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舜封于虞（《尚书·尧典孔疏》引皇甫谧说），丹朱封唐、商均封虞（《五帝本纪集解》引谯周说），象封有鼻（见《孟子》），契封于商（见《殷本纪》），弃封于邰（见《周本纪》），四岳封吕或申（见《齐世家》），皋陶之后封于许（见《夏本纪》），少康少子封于无余（见《吴越春秋》）。足见殷周以前原始封君后先存在之证。当时之封君经济非纯农业，故甚为幼稚，彼此之间共尊一王，只是一种象征的隶属关系，王修其德则诸侯来朝，王失其德则诸侯不至。

二、殷为初期封建王国。殷人兴于东方滨海之地，西向而战，兼并诸方（国也），十一征而覆夏（《孟子》），是为商建国之始。史称成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尚书·大传》）。《诗经·商颂·玄鸟》云：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诗经》又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诸侯世见曰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甲骨文所记，殷代民族战争频繁，据罗振玉考释，甲骨文记征伐者前后凡六十一次（罗振玉著《殷墟书契考释》）。其中征鬼方用兵三年（《周易》盂鼎并载其事），征人方用兵一年，征土方凡四次，征方二十六次，其他征伐不可悉记，而以武丁时（殷中期）之武功为最盛（克鬼方，氐羌来宾）。因此殷代建侯置邑之事颇为普遍，《国语》称大彭室韦为商伯（《郑语》）。甲骨文中可考见者有侯二十余，如庸侯、崇侯、周侯、杞侯、曹侯等是；有伯十余，如兒（同倪）伯、子伯、击伯、西伯等是（见《殷墟书契前篇》与《殷墟书契后篇》，戬寿堂藏殷墟文，新获卜辞写本等）。同时有封邑、作邑之文（《铁云藏龟》），锡田帚（同归）田之事（殷父乙鼎及《观堂集林》）。由是可见殷代之封君政治，渐从由下而上之倾向逐渐围绕王室而运行。殷国王之权颇强大（如《尚书·盘庚》三篇可证），王室设官渐多，为周制所仿。如卜辞之卿史（《殷墟书契前篇》），即周之卿士，御史即周官及战国时代之御史。于此可知殷为初期的封建王国制度，而大规模系统的封建制度则至西周乃大盛。

三、西周封建系统化。周人起于西土东向拓地，季历时（当殷祖甲二十八祀）曾西伐落鬼、余无、始呼、翳徒诸戎。文王在位，国势愈盛，力征经营，迄武王遂王天下。据《逸周书》所记，武王征伐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服国六百五十有二（《逸周书·王会世俘》篇）。《诗经》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大雅·文王有声》篇）。于以见周代国力之盛，又远驾殷商之上。（周金彝铭及《诗经》之“雅”“颂”，多歌咏攘夷战功。）(www.daowen.com)

周代封建益系统化，故《尚书·康诰》有建侯树屏之文。《左传》有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之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及《左传·定公四年》）。史称周封国八百（《汉书·诸侯王表》），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左传·襄公十五年》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又周金文中亦散见五等爵），其重大者凡七十一国（《荀子·儒效》篇），其中宗族最多，如封周公等兄弟之国十五，封召公等同姓之国四十。（荀子云：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见《儒效》篇。）次为功勋佐命之臣，封太公等异姓之国二十人。更次为追封先圣王之后，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封大禹之后于杞，而殷之后人，如武庚箕子亦得封地。亦有就原先存在之诸侯而加封者，如宋楚与越是。据《左传》《国语》《文献通考》等所记，合计春秋时代有一百三十余国，内同姓诸侯五十四国，异姓诸侯四十五国，其姓氏不详者三十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