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石器之发现。新石器时代之石器，时代较晚，发现较易，近代中外人士从事采集中国新石器者颇不乏人。民国十八年（1929）起，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氏在中国北部之辽宁、河南、甘肃等省作大规模发掘，其所发现极多。【按：安特生氏计于民国七年（1918）发掘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于民国九年（1920）夏发掘奉天锦西县沙锅屯。于民国十二、十三年间（1923—1924），在甘肃、青海洮沙县之辛店，宁定县之齐家坪、半山、瓦罐嘴，碾伯县之马厂源，狄道县之寺洼山、马鞍口，西宁县之下窑、下西河、朱家寨，镇番县之沙井等处，所得新石器极多。】安氏除实物采集外，对于古代村落遗址，亦加以鉴定。其所采集之物有下列数种：

1.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所得器物为小石斧四枚，石刀石箭镞数具，石髓作之钻锥，更有多数石纽、石珠及小雕刻物骨器等。【骨器之最大者为一鹿角锥，与丹麦新石器时代发现之锥完全相同。】所采陶器碎片颇多。

2.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得器物：石器有石耨、石锄（农器用），石锭（纺织用），石镞（兵器）等。骨器有精细骨针（缝纫用）、鹿角斧。陶器片有粗陶器，有布之印文或刻文。细陶器为红色陶器，质薄而细，乃手制及轮磨而成。（仰韶发现之豕骨甚多，足证其为食豕之中国民族而非食牛羊之外族。）

3.甘肃发现：甘肃方面所得器物，经整理后可分为新石器及石铜兼用二阶段。

以上安氏的发现，因仰韶村足为代表，故总称仰韶期文化。乃属于新石器末期及石铜过渡期（详参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二、新石器时代年代之推定。仰韶期文化究相当于中国何时，据亚恩博士（Dr.T.L.Anne）在其所著《河南石器时代之彩色陶器》一文中推定，仰韶年代约在纪元前三千年顷。据安特生《甘肃考古记》所载，则甘肃考古所得各期当起于纪元前三千五百年（因齐家坪与不召寨早于仰韶五百年），而终于纪元前一千七百年。其说如确，则新石器时代最早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当黄帝以前数百年，迄夏代之末。

新石器时代之地下史料比较前一时期的数量增多，种类亦较复杂，故历史传说方面亦纷起（参看前章）。本期之经济生活从有关各方面详加考察可分作几点说明。

三、新石器时代中国部族之分布及其经济活动区域。东西史家通认亚洲高原为世界人类发源地，欧亚北非各民族多来自亚洲中部，中国民族祖先似非土著之民，在未有定居之前，是度其自然与自由之经济生活，迁徙靡定，不恒厥居。汉族以黄帝华夏为主，似从西来，但非谓中国人种与世界人种必出于一元，均从亚细亚中部或假想之印度洋海底太古大陆而来。因此远古经济活动领域极不易确指。但自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吾先民之分布及活动区域（指和平经济与战争经济接触），就旧籍所载，大概可以综合为下列几种说法。

1.黄帝之所居。关于黄帝之所居，据《竹书纪年》云：黄帝生于寿丘（皇甫谧云：寿丘在今兖州曲阜县东北六十里）。又云：黄帝居有熊（皇甫谧云：有熊即今河南新郑）。《史记》云：黄帝邑涿鹿【按：今河北涿鹿县】，《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括地志》云：涿鹿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由上所述可知黄帝大概迁徙往来于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2.少昊与帝喾之所居。关于少昊、帝喾之所居，《史记·鲁世家》云：鲁少昊之墟【按：今山东境内】。《竹书纪年》云：帝喾居亳【按：今山东曹县南】。上述少昊、帝喾均曾居山东境内。

3.尧之所居。关于尧者，《诗·唐风谱》云：唐帝尧旧都之地，今太原晋阳，后迁河东平阳【按：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史记》卷一百二十九云：唐人都河东。《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佚文云：惟彼陶唐，率彼天帝，有此冀方。《竹书纪年》云：尧居冀（《周礼·夏官》云：河内曰北冀州），此言尧居今山西境内。

4.舜之所居。关于舜者，《孟子》云：舜生于诸冯，卒于鸣条【按：今山西安邑县】，东夷之人也。《史记》云：舜陶河滨，渔雷泽，耕历山，作什器于寿丘。郑玄云：雷泽兖州泽，今属济阴。《括地志》云：雷泽在濮州雷泽县，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故舜所居在今山东、山西境内。(www.daowen.com)

5.夏人之所居。夏人之所宅居传说多歧。《史记·六国年表序》云：禹兴于西羌【按：羌远在西方】。《甘誓》云：大战于甘。马融云：甘有扈南部。又《汉书·地理志》云：鄠古扈国【按：今陕西鄠县】。《左传》称：夏墟为唐叔封地。唐即晋阳，【按：今山西阳曲】。应劭称禹都阳翟（《汉书·地理志》）【按：阳翟今河南禹县】。《史记·正义》释：大夏在晋阳。《史记·大宛列传》称：大夏在妫水南【按：今山西永济】。《竹书纪年》称：禹都阳城【按：今河南登封】。又云：桀居斟寻（《括地志》称斟寻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战国策》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又云：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右天溪之阳，卢斁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史记》卷一百二十九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按：颍川今河南禹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国语》云：昔伊洛竭而夏亡（韦昭注曰：禹都阳城、伊洛所近）。又从《汉书》所记，则夏与后代之周秦似有关联。《汉书》云：吴季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汉书》卷二十八）由上足见夏人活动区域从甘肃经陕西入山西，再由山西入河南，因此推测，或与所谓仰韶文化有关。

前所述足见自黄帝至夏，吾先民经济活动区域可推定者，大概在今陕西、山西、河北之南部，甘肃之东部，山东之西部，安徽之北部，河南之全部，而声教所及，则较为广远。

四、新石器时代之经济生活。新石器时代之经济，依其作业与技艺应以渔猎为主，牧畜次之，农业方在萌芽，手工制作及交易之事依稀存在。兹分述如下：

1.渔猎。渔猎是人类最古之职业。今日新疆甘肃一带之沙漠，当年大概为湖泊，黄河流域亦当为渔猎适宜之区域。旧籍中关于古代部落根据地，往往载明在水滨者，大概都与渔猎生活不无关系。举例言之，如《国语》云：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管子》云：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竹书纪年》云：太昊之母，居华胥。《列子》云：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史记》云：舜渔雷泽。诸部族滨水而居，固有其经济上种种理由，但最初受渔业生活所约束，必为其主要原因之一。至于猎取禽兽则长林丰草，风毛雨血，触目皆然。当时渔猎经济有种种方式，通常采用武器猎具与助猎家畜以行之，同时并训练极机警的身手，研究动物之生活习惯。狩猎武器为木棒、石斧、石枪、石戈、弓弩、弹石等。其工具则有网罟陷阱、陷笼、套绳、飞绳等。辅助家畜于兽为狗，于禽为鹰，于渔为鸬鹚。此外亦有用象及其他禽兽者。

2.牧畜。渔猎生活恒不安定，且为种种原因常有间断之虞，故经常取得物资之供给，最感必要。此际偶然将捕获之幼兽或未被屠杀之动物加以豢养，历久渐驯，而牧畜事业从此发轫。《史记》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所谓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即描写帐幕游牧生活。至于舜时，《孟子》曾谓：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仍或不免是牧畜为主的生活。《左传·哀公元年》曾载夏少康为仍（部族名）牧正，为虞（部族名）庖正之事。牧畜至夏，已达繁盛可知。（《楚辞·天问》亦称“有扈牧竖”之事。）可见自黄帝至夏以牧畜为盛。牧畜经济受地理条件之限制，亦发生不同形式，如东三省原始经济民族有使犬部（黑龙江下游之鄂伦春人）、使鹿部（奇勒尔河上流之鄂伦春人）、鱼皮部（呼尔喀之鱼皮鞑子）。大概今日之家禽家畜，牧畜时代均先后驯养，故古籍所称之家畜家禽，大抵与今日相类。关于牧畜经验与知识，可从《说文解字》观其内容，凡“从牛”“从马”“从豕”“从羊”“从犬”之字，其中之每一部字各表示一种特殊意义，如去势之畜在牛称犍或犗，在羊曰羠或羯，在马曰，在犬曰猗，在豕曰豮，禽类“从鸟”之字亦然。《说文解字》：牡畜父也，牝畜母也，犙三岁牛，牭四岁牛；羜五月生羔也，羊未卒岁也，羝牡羊也。

3.幼稚的农业。新石器时代既已知琢磨石块制成工具，加以适宜土壤条件，遂发生原始农业。所以在仰韶期遗址中曾发现石锄、石耨、骨制鹤嘴锄，又发现谷粒，可知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业开始萌芽。证以瑞士于1854年在湖中发现新石器时代湖上居人遗址，亦有谷类遗迹，其情况正复相同。盖牧畜最盛之时即农业发生之会。据安特生氏云：石锄、石耨为中国北部石器时代之特征。可知农业之发生，始于新石器时代。故我国古籍关于三代以前农业方面记载颇多。如《易传·系辞》云：神农作耒耜。《虞书·尧典》云：后稷播时百谷。《尚书·大禹谟》云：帝（舜）初耕于历山。《史记》亦云：舜耕于历山。《论语》云：禹稷躬稼。周以前古人之田，指佃猎，佃猎须焚林，故曰焚田，其结果为垦耕之肇始，故周代以田为耕作。

更可注意者，孟子述尧、舜、禹极重视其垦土之事，其言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孟子》）。孟子之书极赞禹功，以水土既平，实为农业肇始之因素。而各种野生植物原来之经济效用很低，经过长期人工栽培改变其形质后，其效用始宏。此种人工方法，即种种农业发明之所自。

4.蚕丝与纺织。民国十三年（1924）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时，发现半个经人工割制之蚕茧（《甘肃考古记》）。在当时此项蚕茧或系野蚕茧，因蚕之饲养是比较后时之事。中国历史关于蚕丝记载之起源极早，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史称：黄帝元妃西陵氏教民养蚕。《世本》称伏羲作瑟四十五弦（弦当为丝制），此项传说或有可信之处。同时又发现石或泥烧的圆锭，用为纺锭，以供纺线合丝之用。（考丝锭发明之经过，大概最初用手揉搓纤维成线，为避免缠结乃系重物于一端，后乃借重物之旋转运动而成线，最后乃由此制作纺锭云。）观于仰韶出土之陶器上印有布纹，则应用植物纤维（麻）以事纺织，当可确定无疑，而当时所用缝纫之骨针（bone neddles，各民族原始经济时均采用之）亦颇精巧。再就《禹贡》之所记载：九州之中青、徐、扬、荆、豫等州均产丝，则丝业在本期之末或已发生。《淮南子》云：淡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乃状织物之幼稚技术。

5.陶器。先民用火之初，“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礼记·内则》篇郑玄注），或加米于石之上，熟而食之（谯周《古史考》），后乃有陶。

陶原作，《说文解字》云：象手搏土缶之状。土器已烧者为瓦。（《说文解字》云：象土器已烧之形。）但搏器为陶乃后起之事，最后发生陶轮，器遂益臻对称匀净。陶器形式最初摹仿自然物，后则自创新型，后之瓷器即循陶器形制而踵事增华者。陶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发生，前经述及，仰韶期遗址中所出陶器，技术较前为大进步，品质尤美。其坚固、光滑、彩色、图案、坯薄，均为前代所不及。制陶时所用陶轮为斯业进展之一特征。此外如石锅、石爰等亦称精巧。考中国旧籍关于陶器不乏记载，如《韩非子》云：尧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十过篇》）。《淮南子》云：有虞氏用瓦棺。《广韵》云：神农作斧金陶冶。《说文解字》云：古昆吾作陶。《路史》云：黄帝命宁封为陶正。以上诸文足资参证。

6.居室及城堡。先民居住形式初为流动性构造，其在平原则幕天席地，其在山阜则架屋高树，冬夏住所构造亦有差别。旧籍所记之有巢架木，今已不悉其制，但近代新几尼亚土人于树上架方形屋，颇轩敞，可容多人，与地上无殊（见布珊《民族学画报》，Bushan Illustrierte Voelkerkunde），尚可仿佛其形制。及农业发达，居宅起一变化，其建筑较为固定而经久，其材料通常用泥和砂石混合，平原则用人工所范制之日光干燥砖（即土砖），近林则木板或编竹或芦苇而涂以泥土。此种居室构造虽简陋，但鳞次栉比，渐成村落与原始城堡。旧史屡言鲧作城郭（见《吴越春秋》《世本》《淮南子》），度鲧必为对土木工程有创作之人。自给经济（Selbstgenugsome）在根本上未必存在原始经济某部落，通常以劫掠战争赔偿惩罚等方式向他部落取得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