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中国经济进程的自然、人民、政治、民族诸因素综合证明其交互影响与深相凝结之所由然。此诸确切明显之进步，不仅与五千年来中国经济进程之大势密相契合，而且据此足以认识中国经济史之特性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之价值。而本乎观往知来之义，亦足以明烛中国与世界经济未来之远景，兹更就此诸点分别说明之。

关于中国经济进程之特性，综前所论已可窥其要旨，然尤为彰著者尚有二事：一为中国经济进程合于经济科学的正常法度，盖中华民族自史前时期迄于今日，五千年间生息于亚洲大陆，其经济演进是顺应自然，集微成巨，积健为雄，以有今日。溯自殷周以还，吾民族先烈勇鸷沈毅，选择适宜之经济据点，对内有坚固之团结，对外则因应大势，自河淮秦岭之间向东西南三方推进。其所遇之阻力，险巇万状，但吾民族先烈百折不回，以汗血浸润，智慧交织，积时累代，持之以恒（对东方与南方之开发循序渐进，历时二千年始告完成；对西方与北方之开发，斗争急促而反复，亦经二千年而大成），未尝假借外力，终克芟夷大难。遂由原始经济进于农业经济，更进于工商业经济，最后发展为海外商业。此种联续形式，有如水到渠成，极合于经济科学的正常法度，为其他民族所不逮。【按：英经济学大师亚丹·斯密（Adam Smith）尝就各国资本的自然发展顺序加以研究，谓“正常的发展，应先为农业，次为国内工商业，最后为海外商业。欧洲经济的发展次序，与此恰相反，实非经济的正常轨道”云云。——引语见斯密著《国富论》第三篇《诸国民的富之进步》——斯氏之言，洵称卓识。】

复次为中国经济进程具有穷变通久、任重致远之精神，夷考中国经济之演进颇多曲折，其际运有险夷。如对东南开发较易，对西北开发较难（因蒙古高原新疆地区之游牧民族同化需时较长）。其速度非均匀，如秦以前较速，秦以后较缓（先秦以来中国主力即向东南，秦以后西北之蒙古、突厥、吐蕃，后先崛起，为中国劲敌）。屈原《天问》云：地东南倾。故已知西北为高原，东南为盆地。其形式复杂，如农业与货币组织，尝有交替往复之象。然若从长期观察，则知经济进步之倾向极为强韧，而绝对停顿之时期可说甚少。纵有二三朝代（如五胡及元）受外族侵占之影响，在较短期间经济有循环转进之迹象，但其循环按之前代，并非在同一圆心上运行，且若就整个经济进程言，此种循环乃属伟大繁复的民族创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暂时现象。因此前一时期经济转退之逆潮，正启后一时期经济锐进之机运，如隋唐之于南北朝，明清之于金元，均可作以退为进的解释。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运行，自强不息，纵世运偶有升降，经济暂失正常，然究其归宿，错综万态，融合贯通，往往自动调节复获均衡，大气磅礴，钧陶一体，了无中断之痕。试自秦汉以还二千年间，细察中国经济之扩展与深入事业，其繁重艰巨几与开发全欧罗巴（俄国除外）之程序相埒，然则其需时之久，牺牲之重，可思其故。此种穷变通久、任重致远之精神，亦非其他民族所可企及。彼意大利民族开发地中海，德意志民族开发波罗的海，意德二国史家恒自矜伐，认为对世界经济文化有极高之贡献。以彼例此，则知彼意德二民族之所为，诚不足与中国所成就者同其评价，此又读史者所易辨之事。(www.daowen.com)

综前所论，可以通体辨明中国经济演进，具有强烈之个性，而创造其自己的道路，既与欧洲前期之希腊罗马经济史往辙不同，复与欧洲后期诸国之经济史大异其趣，因能仪型万方，而为构成世界经济史主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