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经济领域的开发，人口的倍增，艺技的进步，是相互期成的，而总此三者，更直接促进资本之储积。反之，拓地不广，人口凋谢，技艺失修，则令资本效用降低而储蓄必为之停顿。由此再进一步，更须明辨对于经济国情有策动意义的政制统一与民族创化问题（政制统一与民族创化互相保证，不可畔离）。

考经济生活原先于国家而发生，而当国家形成政制确立之际，其转而影响经济之效用乃极为强烈，举凡国富之生产、分配与流通，无不与政制息息相关。通常政制演进其主要形式有二：一为多元性，即领域分权的政治制度；一为单元性，即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此二者对于经济影响互异。盖自原则言：领域分权的政制，因领域之间竞争颇烈，人民经济行动备受拘束，租税徭役负担綦重，而需费较巨、需时较长之经济建设成就良为不易，故经济进步障碍横生。若中央集权政治统一则秩序安宁，国防巩固，国计有制，租税徭役负担较轻。尤为重要者，厥为经济制度统一足以保障经济自由与一致，而为构成国民经济之强劲的动力，此其所及于经济进步之影响，有时且较个别的经济因素尤为扼要。【说者谓政制统一对于国民经济之效能，宛如力学原理之最大负荷力一样，即动力愈集中，则各部分机械工作之效能愈大，能力浪费与损失愈小。】本此以论中国政制演进及其所及于经济的影响，大体可作如次之考察：自虞夏至殷之前期，经济渐启，政治萌生，时则部族环列，号为诸侯，国家政制，具体而微【政治学称之为族长国家（Geschlechtskoenigtum-Patriach）】，其部族单位细小，经济稚弱，各依自然经济以自保。但经济接触与时俱进，故史籍屡记诸侯大会之事（如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王修其德，则诸侯来朝，而王权稍大；王失其德则诸侯不至，而王权告衰。时诸侯对王室既有一种象征的隶属关系存在，则其间经济往来暗涨潜滋，互惠互助，当与之同，殆可断言。

殷周之际建立封建王国，封建诸侯屏藩王室，当其盛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朝聘巡狩，法度不紊，故其经济隶属关系又较族国时代为进。由此至于春秋，政治虽示分列，而经济领域继续扩大，尚犹尊王之义，诸侯会盟，邦国间经济事项之共同协定时有所见（如葵丘之会所记）。进入战国更酝酿真实的统一运动。此统一运动头绪纷繁，经时颇久，至秦始皇帝幸告完成。秦建统一帝国，废封建，置郡县，成立中央集权政府，中枢权力强大，治权与财权明显划分，经济财政归于统一（包括货币、度量衡、交通、国内租税、国境关税、经济行政等制度之统一），是为国民经济的始基。由斯以言，可见中国政制演进自太古至于嬴秦，由分裂之族长国家，走向较统一之封建王国；复由封建王国，进到更统一之君主帝国；其间由领域分列政治，走向中央集权政治，所及于经济的明显效验为识者所共喻，不辨自明。(www.daowen.com)

自秦汉迄于清代，中国封建基础已被推翻，前此之领域经济无复荣茂之理。但因民族创化进程，错综变化，艰巨非凡，故政制亦有分合，惟自大势论之，恒以统一为正，分裂为变。而就其分裂之动因考察，大都是由复杂的民族战争所激起，而非纯净之内部问题（如五胡、辽、金）。且其分裂时期亦不甚长，故就经纬全局言，中国政制统一仍与经济统一互为表里，因能排除万难，组成一个伟大的神貌相合的大陆国家经济（欧洲自罗马帝国分崩迄今尚未统一）。于此更须特为指明者，即中国民族创化更与政治统一互为平行。盖中国民族自太古至于殷周，即以华夏为之中心对他族司创导教化（即创造、领导、教育、同化）之任，春秋战国间夷戎蛮狄同化者众，迄于秦汉，滨海之夷，西陲之戎，东北东胡，东南荆吴，西南之蛮粤，塞上之匈奴，后先向化，为数尤夥，自南北朝至宋元间，中国民族创化事业之盛，昭若日月，而明清实完成民族大统一之宏基。综斯民族创化之进程，足令吾人明确认识从秦统一之日起，中国已进入初步的有自觉性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自汉以后中国经济进程的盛衰，实以帝国经济的分合为枢纽，帝国经济的统一，象征经济的进步，帝国经济的分裂，表示经济的衰落。而此帝国经济的分合，又以民族战争司其枢机，民族同化总其大成。是以中华民族经过无数对外战争，逐渐造成对于邻近诸族一种确定的永久的优势，并凭此优势，以进步的农工商业技艺文化，改造四周民族的晚进经济而富厚其生活内涵，提高其生活标准。（自秦汉帝国以还，中国对于征服地域之外族，政尚宽大，如汉人所称暴虐无道之秦，其对于巴中蛮夷，只课以一种象征性的租税，汉唐平定外族亦重在绥抚，厚往而薄来，既未特别课以重税或独占其市场，而中国商人亦未获有任何特权。清初平定回疆，租税则为四十取一。）凡兹政制统一与民族创化之优势，皆所以保证经济共同发展，泯灭种原差异，因而造成中国经济财政的统一，文字语言风尚一致，种族宗教在经济原则上平等诸完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