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来中国经济领域代有进展已如前述。纵然在某些时期国土偶蹙，然大体倾向进多退鲜，彰明较著。即当外族侵入中国之际，中华民族经济创化的伟大影响，亦未全部停息。兹更进一步观察经济重心的深度开发。所谓经济重心深度的开发，换言之，即经济重心之创建与演进。经济重心的创建其含义即指资本的蓄积、技术的传统、经济组织的强固基础、习俗思想的深厚陶冶等条件所形成的一种确定的经济优势。经济重心的演进即指经济范围的圆心向前移动。换言之，于经济落后地域发生新的经济重心。倘由斯义以考察中国经济重心的深度开发，其意义将更为确切，更为重大。

溯自夏代以前农业方始萌生，部族迁徙靡定，尔时经济行动依于自然因素的成分居多，故无长期固定的经济据点可言。迄于殷商则农业渐盛，劳动之作用加强，而以黄河及渭河流域农业奥区为其经济重心。

自春秋迄于战国经济据点发生较多，散放斯广，史籍所记九州之冀、兖、青、扬、荆、梁、雍诸州，多产手工艺品及矿冶品。当时如东方之齐，控制渤海商业（渤海为当时的国际海，颇与欧洲中世纪波罗的海之位置相似）。临淄有人口四五十万。燕都之蓟，赵都之邯郸，魏都之大梁，韩都之阳翟，秦都栎邑与咸阳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巴蜀，楚都之郢、陈与寿春及东楚之吴越，南楚之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番禺均为工商业名都巨城。足见今日国内之水陆要冲当时已部分进入农工商业经济。

秦汉经济鼎盛，关中、洛阳、河北、大梁、山东、巴蜀、江淮之间，财物殷阜，户口充盈。依汉代政府所置之铁官二十七郡，盐官四十郡，则知东至琅琊，西至龟兹，北至朔方，南至犍为，经济要区遍布海内，而对于西河上郡令居、轮台、渠犁、张掖一带边郡农业之发展，亦具有颇深之影响。

东晋南渡，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此为中国经济史上一大变局。原中国经济重心，汉以前多偏在北方，而以关中、河北、渤海为最重要，江淮之间次之。巴蜀界在西陲，号称天府之国，汉末大乱，形势渐变，三国时之吴乃积极向东南及西南经营，对南方大规模之开发已启其端。

晋室南渡，北方的生产因素，如资本、技术专家与优秀的艺工随衣冠以俱南（当时号称“衣冠南渡”），于是当日之会稽俨与昔之关中相埒，建康丹阳均为大邑。南方的农业与手工业商业遂获种种新成就，尔后北方经济由衰落而再建，南方经济则形成簇新的局面，于以构成南北两大经济主流的对峙。(www.daowen.com)

隋唐帝国经济依沟通南北之大运河系统而工商业愈呈恢廓，故当时中国优势经济同化边区经济的急进过程亦度越往古，海内富实，盛况空前。其沿边屯田，视汉尤广。中唐以后，北方大乱，客观上强化南北经济的接触与对流，促进江淮以南闽浙两江流域新经济重心之强化。盖当“安史之乱”，玄宗久留蜀中；黄巢之乱，僖宗居蜀亦达五年，蜀之经济遂为改观。五代南唐吴越对江南两浙之开发，较前代尤为深入。而王审知割据八闽时对闽之经济建设亦有足多，由是漳泉富饶，遂与江南并称。

宋元之间北方经济备受外族蹂躏，中国经济重心继续向南演进，自晋唐以来北方郡县（如豫州、兖州、徐州等）随时代以俱减，南方郡县（如扬州、荆州等）随时代以俱增，是以宋元以后南方经济重要性遂凌驾北方之上。

明清二代本部经济的深度开发可从各方面考察：在农业方面，明初本部垦耕田土面积约八百万亩，内田土各半，清代继之大概仍保持此项标准。惟水利及耕作方法较为进步，故土地价格为之上腾。对于边区农业的开发，西则改设新疆行省，东则设立东北三省，而西南苗疆，沿海岛屿之台湾、琼崖、舟山群岛等，其经济地位亦日臻重要。在工商业方面，西方重商潮流东来，亚欧二洲因海道之便，经济往来由是日繁。而本国人民自动北向西伯利亚、南向南洋移植经营，亦为前代所未有。（地理学家认为交通因素，而山川则相反，但中国对于山之征服力量远在海之上，海上固多风波，而山中野兽瘴疠，视海为可畏，惟其距离较短耳。）

由斯而论，可见中国经济重心随时代而创建，随时代而演化。大抵殷周之间经济重心始偏西北，秦汉以还逐渐变动，自西徂东，自北而南。自兹以往，经济洪流普沛全国，迄于后世经济重心合纵连横，结节满布，有若蛛网，使国民经济渐向均匀发展，此乃中国经济深度开发全盘趋势之必然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