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自太古至夏为原始经济时代（尚无正式历史可据）。【按：中国，考殷代甲骨文有“国中”之文，意谓王畿之地。《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左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礼记·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我先圣往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各种经济制作，渐次发生。其重要者如石器、铜器、干戈、弓矢、服牛乘马、陶器、蚕丝、宫室城郭，均属一代伟妙制作，而农业经济亦于夏代肇其始基。

殷周为封建经济之自然形成与确立时代（开始有真正历史）。自周代初期中国境内各族初步统一，故其经济领域确定。其经济制度以具有进步意义的公田式农庄为基础。其工业隶属于官府，其器用前期以铜器为盛，而后期则有铁器之发明。其农业则有耒耜之用。其陆上交通，朝聘会盟所至颇远。其交换形式，前期建立以贝为中心之货币制度，后期则建立金属本位货币制度。此时因王国统一，政治进步，而王室财政系统确立，租税徭役按一定之规律征取；国用支出受一定之合法节制；良法善政，颇为后世所宗。

周室既衰，降自春秋战国，诸侯列峙，邦国星罗，是为经济过渡时代，亦即王国封建经济蜕变时代。此际尊周攘夷，边疆经济渐启同化。秦楚吴越崛起，新兴经济区域继续增加。本期经济特征为：铁之广泛生产，而农工器具及武器之用益优。就土地制度言，则公田式微而经济地租发生（即以契约地租代替公田劳动）。就农业经营言，则水利灌溉、施肥、辨土之效渐溥。其在交通方面，驿传、河海山谷之运输颇备。因分工进步而工商业都市勃兴，而货币信用推广，而富商大贾周转国中，观于九州经济地理之记载详赡，足见当代经济之一斑。

春秋战国经济动荡之局阅五百四十九年而定一于秦，嬴秦之制，富于创建。秦覆汉兴，经济相承。本期中国经济进入初期国民经济阶段，为中国经济史上第一盛期，是为秦汉帝国经济时代。盖周代虽统一中国，然其所建之封建经济不过若干分列经济单位之松弭组织，尚未具备国民经济之客观条件，至秦汉则民族合一，经济集中，政治强固。此际帝国有统一的交通制度，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财政制度，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凡此均属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条件。其在各方面所具之特征，则如广泛之重农政治，大规模之国防工程、水利工程与道路工程，汉武及新朝之经济政策等，凌驾前代，卓然不群。

汉末的经济政治危机，引出三国两晋南北朝间的大动乱，是为经济逆潮时代。本期经济因长期战祸扰攘，在某些方面表示退步，如中原农业衰落，货币失序等，但亦显示若干特点，如：因五胡军马南侵致经济重心南移；又因经济影响北行，致北方外族同被汉化；此外如自三国之屯田、晋之占田到北魏之均田，其间私家地租倏生倏灭，曲尽穷变通久之义。综此数者，对于后代经济进程生出相反相成之影响，功过互见，其机甚微。

隋统一南北，经济昭苏。初唐以后，更趋繁荣，是为帝国经济再建时代，亦为中国经济进程上第二盛期。试就当代经济大势观察：秦横连函关东西，隋则纵合长江南北，尔时中国经济遂获均衡发展。而本期经济领域之恢廓所至极远，农工、矿冶、交通、商业、货币、财政等方面之局度宏阔，更远驾秦汉之上。而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增加，尤堪注目。若分别考察：在农业方面有视前朝更加进步之水利系统，其中水利行政极称完备。在手工业方面，发生多种新工业，如棉织对服物之改进，影响甚宏。煤之出现，予燃料及冶铸以新的刺激。瓷茶、砂糖、水力、磨坊等对人民日常生活标准有甚大之贡献，国家财政亦受其影响。印刷雕版盛行使国民文化传播加速，并予东亚文化以有力之推动。此外则工坊组织日有进步，工艺巧制层出不穷。在交通方面，国内有大规模之国营运河系统（连贯今日七省，长四千余里），以沟通南北两大经济区域。内海航线亦续有开辟。国际交通，则有七大干线，通印度、阿拉伯、安南、暹罗、朝鲜、南洋群岛诸邦，往来畅达。在商业方面，唐初解除潼关以东之关禁，继则罢除邸第，抑制垄断，代以自由通商精神，于是国内外商业飙发云蒸，新兴工商业都市（人口十万以上者）南北相望于道，而国际贸易量之进步，对外贸易管理之周密，允为前代所无。在财政方面，则有矿山国营、茶盐统制、义仓与常平仓制度之建立，俱属一代善政，规模百世，当之无愧。(www.daowen.com)

唐帝国经济瓦解之后，东西暌离，南北梗阻，而五代十国之局代兴，由此至于宋元，经济扰攘亘四百六十年，当此长期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激发中，中国固有的经济均衡为之失调。故五代宋元间，实为中国经济均衡剧变时代。尔时民生动荡，国计飘摇，政治既陷于非常状态，经济复发生重大变动。此诸变动，其范围度越前古，其影响震烁世界。综其特点，约有数端：一为中原农业遭受战争破坏；次为当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之时对内既大规模地采用掠夺性之租税政策，重苦人民，对外复因追逐世界商业暴利采取有系统之国营工商业政策，将国内的资源劳动与资本悉供政府机关或持有特许权之贵族番僧商人所垄断，致人民经济活动备受桎梏，经济资储搜括垂尽，由是“富称塞北，贫极江南”。凡此均为构成本期经济均衡失坠的重大因素。然自他方面观察则本期经济制度颇多新异的事实，如几种重大的发明，广远的交通系统，扩大的纸币制度，战争的财政制度，欧亚经济接触的频繁，西南经济的继续开发等，其影响本邦及世界俱非浅鲜。

中国与北方外族间政治经济的强烈战斗，迄明初定鼎而暂告结束。明清之相续，自民族关系言，仿若元之于宋，但自经济制度上看，则无甚重大变革。盖本期战争范围及程度与宋元之间既远不侔，而两朝之经济制度，后先相循，变动痕迹复称极缓。综合明清二代经济之进步考察，实可称为中华帝国经济的殿军，亦即帝国经济再扩展时代，在中国经济进程上又呈一盛期。在此五百四十三年间渐将满、蒙、回、藏、苗、瑶诸族经济联结于本部经济制度之下，计其经济领域面积与人口均为旷古所仅见，诚可谓地广人众。而国内产物丰妍，财力雄富，尤为举世所瞩目。观于16世纪世界最大殖民帝国葡萄牙之奥达对于中国之推崇可见一斑。【按：葡人奥达（Garciada Orta）于1563年时在印度之果阿（Goa）发表一文，内云：中国君主非蛮邦酋长，乃世界最大帝王之一，中国民众国强，政美财富，实居各国之冠。】且本期经济制度本身亦复有其特征，如对内惩宋元之弊，停止国营经济，采取放任精神，以发达国民产业；建置大规模之水利及屯田事业，奖掖手工业，使其精益求精，而丝绸茶瓷遂遍货万国。此外如西方重商潮流东来，海外侨民运动之勃兴，其具有时代的进步的意义，当为识史者所共喻。

民国肇造，政体更新，当此之时，环顾国外，工业革命浪潮汹涌，国际之间，竞争纷起，以侵略为“正义”，以铁血铸宪章（所谓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即列强对于中国之共同宪章）。兼弱攻昧，视为故常，世变之亟，前所罕觏。而中国自《江宁条约》以来，对外战争迭遭失利（自《江宁条约》至《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殆可纪岁）。民生况瘁，国运陵夷，万里完整之金瓯屡遭蚕食，经济劣势之大错于焉铸成。故本期中国经济一方面受外族侵略，列强处处对中国经济国策横施有效之干涉；另一方面因抵抗外族之侵略激起空前的民族经济复兴运动；同时二千余年帝政隳堕的结果，更引起内部经济改造之新要求。是以本期经济动势，其鹄的对外摧毁外族所加之桎梏，恢廓经济活跃之生力；对内为激励生产，完成高度之国民经济。

此种经济程序之运行，酝酿于清之季世，经辛亥革命与欧洲大战（1914—1918）而稍获初步之进展。尔时交通矿业及轻工业等已略植其基，但因外侮方张，内乱交乘，其成效究属有限。迄国民革命勃兴，南北统一完成（民国十七年），建国之机运日臻成熟，由是对外逐渐削弱外人在中国之特权，先后收回租界，试行改革关税及司法裁判权。当兹民气升腾之会，正外力急流勇退之时，中国之进步既方兴未艾，遂不能避免与以独霸东亚自期之日本首先冲突，中日大战由是发生。自战争以来中国之经济复兴大业表面上虽遇一顿挫，但是此次战役实为中国当前必需的战争之一（美国建国基于独立战争之胜利，德意志复兴再战然后得志）。战争胜利之后，对外即可将排列在中国本部经济航线上之暗礁一齐铲除；对内将使生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之新盛世。故本期经济特性以外力干涉始，必以民族复兴终。而当高期国民经济完成之日（指农工交通商业金融等高度发达，亦即产业革命秩序之全部完成），客观上将更加加强世界经济之安定力量，以促成经济大同之进步于无穷，此其意义之深远，又将超越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