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始于战争，也终将归于战争。它先是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后崛起，最后迎来了机器的陨落。

那些关于人类与计算机如何进行交互的原始技术设计方案总是恢宏壮丽、野心勃勃、勇敢无畏，甚至意义深远的。美国国防部门最初通常会使用过分慷慨的政府资金支持这些宏伟的设想。但要将这些原始的蓝图转化为技术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困难重重的，并且蓝图的实现往往远比预期花费的时间更长。在这一过程中，希望破灭了，项目流产了，产品失败了，公司倒闭了，愿望陨落了。

作为一门新兴的工程与科学学科，控制论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启了它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原始计算机和控制系统并不能履行把设计愿景付诸实践的诺言。20世纪60年代，故事还在继续上演，受到苏联人造卫星震撼的美国航空航天工程师们将渗透泵植入“赛博格”老鼠中，作为改造人类身体以适应外太空和深海生活的测试。20世纪70年代初，关于“赛博化”经济 控制论和自动化的结合 的鲁莽承诺被揭示为是不切实际的。20世纪80年代，VR成为了下一个重大事件，同一时期的多种科技也预示了VR将是通往新的领域 “赛博空间”的入口。

希望过后迎来的是机器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高于且广于控制论初衷及其原始应用的控制论神话的崛起。神话起到了概念性援助的作用，以乌托邦或以反乌托邦的方式，降低了复杂性，压缩了叙事，并使得新颖但却原本默默无闻的科技更加易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一经出现，不仅立刻吸引了工程师们，同时还吸引了大批的科学家、企业家、学者、艺术家和科幻小说作家。甚至是江湖骗子和励志大师也发现了这种以目标为驱动的东西所蕴含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活动家们也开始从事自动化主题的研究。他们首先是将其视作一种消极的愿景，后来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愿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返土归田公社社员们将控制论视作一种实现精神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方法而热烈拥抱它。他们将联网的计算机重新塑造为解放和自我发现的工具，而非军事目标设备。到20世纪80年代末，受迷幻剂激励的嬉皮士们试图将赛博空间这一新领域变为他们的家园，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则将赛博格纳入其队伍，以帮助他们模糊人与机器的界限，并在一个改进的虚拟现实世界中颠覆事物的既定秩序。20世纪90年代，加密主义活动家们一直在策划推翻已确立的政治秩序。世纪之交时，五角大楼盯上了赛博空间作为其“新的战争领域”，仅次于领空、陆地、海洋和太空。纵观控制论的整个历史，它的发展轨迹同时预示并夸大了机器的崛起和陨落，不管是乌托邦派还是反乌托邦派。那些能够支持开创性的设计之实现的科技从来没能及时出现。

尽管如此，科技的发展仍在继续前进。在维纳和他的助手提出其幻想中的自动化机器几十年后，也是NASA未加严肃地对待将赛博格送进外太空的构想几十年后，微处理和网络化技术正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游戏，甚至是人类的身体。通常情况下，控制论的起源仍常常被视而不见：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性挑战 引导防空火力 早已被克服。现在，人们对由计算机控制的心脏起搏器和胰岛素泵已习以为常，互联网连接的汽车制动器和发动机正由软件运行，同时飞行航班也变得越来越自动化。社交媒体与社区形成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有时甚至冲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密码学在用户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已经被广泛使用了。机器人不只在工厂里劳作。计算机成为情报收集乃至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要素，处在备战状态中的远程操控无人机盘旋在世界上最具争议的战争区域上空，当远端下达命令时便开始射杀地面的人类目标。机器已成为广泛使用的人工制品，并随之崛起。

但现在机器可能会陨落。因为这个人工制品已能被“侵入”。控制权可从机器手中被夺走，或者实际上从使用机器作为工具的人手中被夺走。通过摆弄机器并夺取它们的控制与通信能力，系统可被远程访问，并被滥用、监视、偷窃、损坏，或者删除数据，甚至造成物理上的伤害并引发杀人事件。与此同时，控制论神话仍在发挥作用，并将再次预示和夸大机器的陨落。对于大规模监视的恐惧和对于赛博战争的反乌托邦恐惧有着相同的历史。控制论的这种发展模式 唤起希望、崛起并陨落 是一种笼统却连贯的历程，这种历程只有同时考虑其深厚的历史传承时才能被理解，但它同时也背负着可怕的风险。

若要看透这种风险，便要向后跨一大步以回顾历史。

我们的控制论工具通过三个阶段的发展获得了它们神话般的力量。首先是它使用人类的心智来思考机器，将机器这一人造工具拟人化使得它们仿佛拥有一副血肉之躯。这种赋予机器人性的渴望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防空问题才开始的，也并非始于维纳对敌人炮火攻击下的模拟飞行员—飞机之间相互作用的尝试。当然，这一借助机械手段增强肌肉力量的渴望远比人类文明更加古老。早先便已存在的原始的史前农业工具，例如棍棒或杠杆，拓展了使用者的体力。随着这些工具变成了工业机器以及随着这些机器变成了计算机，控制论的野心也在膨胀。

在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都出现了人类能够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具有独立意志的人造生命的想法，这种信念被捕获并体现在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经典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中，尤其是在电影中那个著名的跨越了400万年的配合切换镜头中：一个类人猿把骨头工具扔向空中，摄像机跟随着蓝天白云背景下转动的骨头 “切换” 变成一个骨头形状的具有感知能力的宇宙飞船滑过漆黑的外太空。

创造机械生命的想法在时间上要比计算机的发明还早几个世纪。很早的时候，犹太人中便流传着魔像的民间传说，一种原本没有形态但在塑造之后被赋予了生命的泥塑，它在一则关于16世纪末的布拉格犹太教教士犹太·勒夫本·比·撒列（Judah Loew ben Bezalel）的故事中非常著名。在希腊神话中，神圣的铁匠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用青铜精心制作了自动机。他最杰出的人工制品可能是为了保护克里特岛的欧罗巴而建造的巨大的塔罗斯（Talos）。赫淮斯托斯也制造了那条将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绑在岩石上的铁链。普罗米修斯因为从众神处窃取天火而遭受老鹰啄心的惩罚。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818年创作的小说 《弗兰肯斯坦》的灵感之源。书中的怪物通过魔法而被赋予了生命，这可能是对于人类的狂妄自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表达。对于人形机器更具现代化色彩的描绘是卡罗尔·卡佩克1921年写的剧本《罗素姆万能机器人》。

这种关于机械创造的神话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彻底转变。20世纪40年代末，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将这种本已无比强有力的叙述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突然之间，机器能够真正地思考、计算和自己做决定了，它不再仅仅存在于预言和神话故事之中，而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了，以铁铸造、镀铜电线连接电源并由晶体管控制。斯佩里的炮火射击预测器和无线电发射的可变时间引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主程度，同时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也迷住了与它同时代的那些人们。控制论，这一机器的通用理论出现的正是时候，足以向人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自我调节的机器并不是由犹太人的魔法、希腊的诸神或者英国的点金术所驱动的，它们是由闭环反馈所驱动的。

正因如此，维纳和早期的控制论专家们使用科学取代了魔法。他们针对未来的自动机器倾注了自己的想法，甚至赋予了机器自我复制的能力，并给出了一套科学描述用语和希望表达方式。这种愿景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工程师和发明家，其目标后来变成了根据人类的形象创造机器，或者至少是根据人类能力的形象创造机器。罗斯·阿什比已经走在了时代前面，他的同态调节器可以决定如何以最佳方式克服环境中的干扰或者找到一种优雅的平衡。他认为，这台机器在英国的乡村田园中获得了生命。

很快，工程师们开始幻想并设计可以与人类竞争，而且能够超越人类的机器，首先是在力量上，然后是在智力上。约翰·冯·诺伊曼和诺伯特·维纳对此进行了补充，提出了机器甚至可以建造自己的改进版本，并因此获得不断进化的理论概念；同时，机器进化的速度也是人类难以企及的。我们从中看到了有感知能力的、可以自我复制的机器不仅能够超越其自身创造者，而且能够创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自身复制品。弗诺·文奇后来预测，一旦到达这一时刻，人类将会经历一个“奇点”，在这一点上发生的事情将超越任何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未来之景。人类，简而言之，在理论上不仅可以创造超人，还可以创造超神。控制论是一个真正光彩夺目的全新研究领域。

控制论神话的第二个阶段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当赋予机器人类特性的逻辑被翻转之后，机器仍在继续迅速崛起：如果能够使用人类的语言理解机器，那么肯定也能使用机器的语言来理解人类。控制论的目标不再是根据人类的形象创造机器，而是根据机器的形象重塑人类；不再是机械化地使生命黯然失色，而是借鉴蕴含在机械化装置中的生命之光。同样，这种观念的改变既适用于身体，也适用于心灵。

这种逻辑转变发生在1960年前后：曼弗雷德·克莱因斯试图借助他的“赛博格”，通过增加机器部件和化学调整的方式来增强有缺陷和脆弱的人类身体。这与拉夫·莫舍尔在通用电气（GE）所进行的一系列外骨骼相关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在GE，莫舍尔将金属制品罩在易碎的人类骨头外面。与此同时，马克斯韦尔·马尔茨的《心理控制论》将人类思维展现为一种可以被预编程并被引导到预定目标上的机制，即可将乏味抑郁的生活转化为呼呼转动的发动机。控制论如此具有说服力和诱惑力，因此它也在字面上启迪了异教团体；L.罗恩·哈伯德对维纳新科学的痴迷产生了第一个也是最为极端的心理控制的例子。

20世纪70年代，根据控制论改善人类的想法，从个体的身体和思维层面拓展到了改善整个社区及集体思维的层面。这一类行为的首次尝试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概览》，它旨在为返土归田社区提供一种印刷版的可以邮寄订购的控制论闭环反馈，模拟一台“维护全球反主流文化平衡”的慈爱的机器而运行。格雷戈里·贝特森用优雅而全面的散文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与20世纪70年代反主流文化共鸣共振的精神支撑。

“全球”系列信息平台的成功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而十几年之后，它借助数字化的方法变成了WELL 全球电子链接。人机交互不再是一个人对一台机器，而是多个人对多台机器，不是由邮件，而是由调制解调器连接。自此开始，出现了一整个电子亚文化。“我们就是机器人。”德国的电子音乐先驱发电站乐队（Kraftwerk）在1978年如此前卫地说道。

控制论神话的第三个阶段紧随而至。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催生了一种独立的控制论空间的想法，一种存在于机器内部的空间。同样，这种虚拟空间首先在一个机密的空军项目中得到研发，后来被一本嬉皮士杂志，即布兰德的《全球概览》杂志的继任者 《全球评论》 称为“赛博空间”。最初，乌托邦派占据主导地位，杂志中充满了乐观主义。虚拟空间成为了心灵的净土，它是一片充满了灵感和创造力的未知土地，一片可被殖民、探索、认领和重建的疆土，并且能够避免原美国西部拓荒运动中犯下的错误。对这一新领域的拓荒者而言，这一空间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没有法律并充满自由的空间。这种空间不再有边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虚拟的身份。在这些电子领域的先驱们看来，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几乎没有任何缺点。(www.daowen.com)

赛博空间超出了美国联邦政府及其可怕的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的掌控，至少早期的互联网活动家是这样认为的。保全赛博空间即意味着保全那些承载着新兴的、巨大的、虚拟的开放式平面的机器，并维持这一开放范围内的电子领域中的秩序。此外，通过运行可进行强加密的、保护匿名性的，并因而切断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带有铁丝网的“电子栅栏”的软件，这种完美的自由是有可能实现的。

那些最为强硬的赛博空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旦建立了这种系统，一种更加自由和完美的政治秩序便会涌现出来。这种秩序会自动地涌现，并由公正的机器和纯粹的数学，而不是由带有偏见的官僚和政客，来赋能、驱动和保护。反主流文化赛博空间中的牛仔对现世的政治和文化深感失望，他们期望代码和密码能够取代这一切。机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机器内部的空间 赛博空间，是他们的救星，是展现人类关于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的宏伟愿望和梦想的屏幕。

反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并不是唯一对控制论以及联网的机器所带来的新型技术可能性而感到兴奋的群体，美国的军事机构同样兴奋。网络中心战意味着技术卓越的军队现在能够主宰战场，甚至能够在战争开始之前便赢得胜利，削弱敌方并同时维护己方的通信基础设施；蒙蔽并瘫痪敌人，但同时保持自身高度的全局观和敏捷的机动性。五角大楼称其为“信息优势”。

但很快，希望中就掺杂进了恐惧，即便是在美国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它的间谍机构内部也是如此。随着互联网的疆土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控制系统被接入了这一全球性网络中。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变得极易受到远程干扰—一个“电子珍珠港事件”的幽灵悄然显现。电网、化工厂、空中交通管制、股票交易所、银行，所有这些关键系统在技术娴熟的黑客眼中都是煮熟的鸭子。白宫担心，战争将不再需要任何弹道预测。在下一场危机中，赛博空间将成为新的战场，这种数字式的开放疆土将迅速变成一个数字化的射击场。

控制论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许多次警告。这个新领域在科学界的流行度于1969年左右达到巅峰。^[1]20世纪80年代，控制论已经开始失去其学术地位；正如《连线》杂志的凯文·凯利令人难忘的话语所言，它“就此枯萎消亡”。^[2]现在，从事控制论研究的最严肃的学者是科学史专家和文化学者；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已经陆续将其抛弃，并重新命名他们的项目和学位。^[3]“控制论”这个单词在被创造了近70年后的今天，听起来有些过时和脱节。

即便如此，控制论神话并未因此而损失其强大的力量。在技术上，它一如既往地散发着确定性的气息：拨动开关，发动机便将停止工作；按下按钮，灯光便会熄灭；运行一次计算，计算机便能显示结果。正是因为它所拥有的这种机械确定性，未来主义学者才会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预测未来。控制论，正如罗斯·阿什比极富雄辩的争论所言，是所有机器的理论，甚至包括那些还未被研制出来的机器。控制论因此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自称要掌握未来的机械，它声称要控制从过去通往未来的连线。经过更为仔细的检查，控制论曾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携带了多个发展模式 这些模式同时也是警告。

第一种模式表现在精神方面。机器并非但却经常成为上帝，成为神明。受到自身发明的迷惑，诺伯特·维纳想要通过其机械理论来理解魔法和宗教，但是他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精神侵占并主导了机械，结果维纳自己开始以神话中的语言来理解机器。首先，人类被认为像机器一样运作，然后整个社区变成了一种机器，最后精神（本身）成为控制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科学创造了一个图腾，而机器则成为这种图腾的化身。

当维纳发表其《上帝与高兰合股公司》一书时，他意识到了他所做的一切，虽然他从未尽其所能地清晰表达这点。他对神明故事，或者说是《猴爪》的迷恋，有一个非常直接明确的理由：这位固执的科学家意识到，他自己释放了一位神明：控制论。这门新兴科学本来要成为一门机器的通用理论，但是它又往往倾向于成为一门机器的神学：对于爱丽丝·玛丽·希尔顿、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年轻的杰伦·拉尼尔、提摩西·利瑞、约翰·佩里·巴洛、提摩西·梅伊、约翰·哈姆雷来说，都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哪怕现在仍然是这样：信仰，而不是事实，在人们的讨论中占据主要地位。赛博文化变成了赛博邪教。

第二种强大的模式是矛盾。控制论思想的历史内置了一种长期的紧张关系。机器一直都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力量，往往瞬间就能成为乌托邦主义的或反乌托邦主义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乐观主义能够占据主导。自动化的工厂将把员工从不体面、繁重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然而却剥夺了员工的尊严。机器人在拿走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岗位。计算机愚蠢到能被青少年攻破，但它们同时也可以战胜人类。自主的机器可以掌握控制权，但作为一种被个人使用的计算机，它们将提供给人们更多的控制权。越来越多的联网计算机将导致一个受到无所不在的监视的“人事档案社会”，而这又使得匿名性和更加自由以及更加完美的政治秩序成为可能。联网的信息系统使得国家比以往更易受攻击和更加脆弱，但联网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却将使它们的军队比以往更占优势且更具破坏性。机器将同时成为未来社会的强硬霸主和软肋。控制论神话掩盖了这些矛盾，并使它们更易令人接受。

第三种模式，是科技一次又一次地超越了神话。历史神话源自过去，因此无法被现实所淹没。但是科技神话源自未来，因此很有可能与现实发生冲突。即便是关于未来25年的大胆预测，也将面临25年后真相揭晓的一刻。这种情况已在战后的70年内发生过许多次了。

每当实际的技术发展赶上技术的神话愿景之后，往往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首先，关于技术的神话作品会慢慢减少，它将不再被重复更新，并最终消失不见。这是发生在曼弗雷德·克莱因斯最初关于赛博格的想法，以及约翰·冯·诺依曼之自我复制机器上的情况。第二种可能性是神话会简单地改变其形状并再次逃进未来中。这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爱丽丝·玛丽·希尔顿的自动化之梦、20世纪90年代初杰伦·拉尼尔的赛博空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提摩西·梅伊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实际上还有同时代的约翰·哈姆雷的赛博战争等一系列愿景所面临的境地。首先是一个自由赛博空间的到来，然后又是对其未来的愿景。某天，五角大楼正处于赛博战争中，而第二天，赛博战争仍未降临。

还有一种模式是人们对于新语言的非凡兴趣。20世纪中期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4]指出，新的神话需要新的描述语言。这对承载了一个崭新未来的承诺的科技神话来说尤为如此。旧言无法传达新说。控制论，正如本书中的故事所表达的那样，已经孵化出了一系列被科学家、作家、活动家和官员们急切采用的新语言。

“cyber”这一词语前缀已在过去70年里证明了它长期的吸引力，从赛博化（cybernation）到赛博格（cyborgs），从赛博文化（cyberculture）到赛博空间（cyberspace），从赛博朋克（cyberpunk）到赛博战争（cyberwar）。提摩西·利瑞是一位工于控制论辞藻的爵士艺术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并且毫无疑问地，也是一位将与五角大楼和NSA使用富有艺术色彩的幻灯片演示共度一段美妙时光的迷幻剂大师，而诺伯特·维纳自己并不屑于将这种“最初的术语”视为对当前发展的一种诅咒。新的语言激怒了他，它通常听起来“像是在生锈的铁轨上转弯的有轨电车”，去世前一年他在写给爱丽丝·玛丽·希尔顿的一封信中如是说。

但是这种对流行词汇的长期渴望也包含了一个警告：它们只是昙花一现，并将一直如此。这些词汇中的一些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甚至对于维纳的大师级学科来说也是如此。控制论曾经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在十几个不同的科学领域之间引发共鸣”的新想法，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5]然而，短短几年之后它就开始消逝了。是的，其想法可能会与许多当前技术继续保持高度的相关性，但是某些语言被遗忘的速度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快得多。

最后一种模式是讽刺。思考的机器已经正在以惊人且革命性的方式崛起。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在20世纪的后半叶，在一段仍然活在我们鲜活记忆中的时光里，人类已经经历了比以往整个人类历史节奏变换都更加快速的通信行为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末，通信的三个主要组成成分都已成为可公开获得的：计算机、网络和公开加密。在接下来的10年，输入输出设备变得更加造型优美，网络化的平台变得更加社交化且更具竞争力。但是机器的基本组成部分仍保持不变 尽管人类倾向于创造一台完美的，而不是带有局限性的机器。如果出现了错误，那肯定是人类犯错了：在机器操作、设计、编程或其维护中牵涉进入的人类行为引发了问题，无论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设备不会犯错，即便它是根据我们的形象创造的，但只有我们会犯错。这就是最大的讽刺。

开控制论之先河，最重要的人物是诺伯特·维纳，他试图摆脱人们对机器的幻想，但却适得其反，自己最终沉迷于机器的魅力之中。负反馈科学本身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积极的反馈闭环，驱动我们对于未来的愿景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超速运转中，这并不是一种平衡：持久的期望在于，一切都将改变，快速地、完全地且不可避免地改变。在维纳去世15年后，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工程师们开始讨论机器内部的虚拟空间。维纳可能会对他们关于赛博空间的谈论既爱又恨。他会赞赏它，因为它通过打开一个全新的机器内部空间，承载了他为机器创建的合乎逻辑论断的神话。但与此同时，他将蔑视这种想法及其术语。一个独立的空间，其整个概念把虚拟与现实分开，都误解了一些基本的控制论原则：关于信息是现实的一部分的想法，关于输入影响输出且输出影响输入的想法，关于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界限是任意的这种想法。

从人机器到机器人再到机器世界的这个三重控制论进展确实充满了危险，但并不是以维纳和他的助手所预言的方式。机器不会接管人类，而神话会接管人类，就像帕尔米亚把争论转化为颤抖。在过去几十年里，控制论神话的魅力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加。

当然，未来主义者们不会一直错误地理解未来，但几乎总是在未来到来的速度、规模和形态上出现错误。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决定有选择性地记住历史，以帮助我们预见失败。因此，记住维纳1940年本要解决的最初挑战是很有益处的，虽然也是非常令人引以为戒的。当德国纳粹空军派出战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伦敦时，维纳曾试图预测处在压力之下的飞行员与飞行器组成的控制系统将在接下来的20秒内如何表现。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