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27日，CBS晚间新闻报道了美国空军发明的一种革命性的新型显示技术。一位戴着飞行员眼镜、身穿棕色皮夹克的工程师站在摄像机前，向被深深迷住的美国大众解释目前飞行员如何在“虚拟空间”中对着视频游戏练习飞行 就像是喷气式飞机沿着网格状的电子地球在竞赛。实际上，空军的工程师们是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批阐明虚拟空间想法的人，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在一系列的原型机上实现了该想法。这一开创性的军事研究在1984年3月被公开了。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论理念：一个独立的、虚拟的、与现实物理空间截然不同的计算机生成的空间 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赛博空间”。几十年来，广告和电影背后的视觉艺术家们不断地表达并想象着这一隐藏于电子机械设备之中的类似于外太空的空间。他们将原子描述为一个太阳系，其中的电子就像行星一样在轨道上运行，整个地球被封装在一个灯泡内，而微小的人类则在巨大的真空管内工作^[1]。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想法成为现实。机器内部的空间启发并迷惑着反主流文化的先锋派们，他们已经感受到技术的前沿阵地正在转移。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想象的10年、一个“交感幻觉”的10年 威廉·吉布森的不朽名言如此说道。

10年之期结束时，虚拟现实科技已成流行趋势：数据手套、数据护目镜以及数据服装激发了人们关于通过联网的计算机和可穿戴式的界面进行互动等异乎寻常的愿景。《全球评论》的许多读者开始相信，不久的将来，即到20世纪80年代末，机器就能使强烈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可能，这种体验通过数据获取的方式，可媲美并超越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情感体验：性爱、音乐和药物。在技术和联网的计算机同思维扩展、迷幻剂、音乐、时尚相遇的古怪交叉口，涌现出了一整个亚文化 赛博朋克。到了1988年，受到控制论、控制、人机界面以及整体系统启发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称呼这个新的领域为“赛博空间”了。

起初，这一新奇的空间只能通过高档而先进的硬件接口，如戴着数据护目镜、数据手套和数据服装才能进入。它（赛博空间）当时是虚拟现实的代名词。然后，在1990年春天的某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变。赛博空间几乎成了整个互联网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初，赛博空间 由空军发现并经由嬉皮士改造 成为了数百万合法操作者可通过个人买得起的硬件进行访问的东西。一台个人计算机和一个调制解调器便足以启动探访新领域的奇幻之旅。赛博空间正走在成为一个充满自由、解放以及战争的神秘新领域的金光大道上。

1

在吉布森提出“赛博空间”术语之前，美国空军已在赛博空间里进行飞行和战斗了。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闪电战期间并且启发了诺伯特·维纳的那个问题：处于压力下时驾驶舱内的人机交互活动，同样使得空军工程师们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忙碌不堪。结果就是空军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明了“虚拟空间”技术^[2]。

这一问题的触发器是越南战争。F-4“鬼怪式”战斗机和F-105战斗轰炸机曾被广泛应用于战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老化的飞机都处于其生命周期的末期了。它们有限的驾驶舱空间导致无法升级并更新新型的显示设备^[3]。这种约束推动了显示技术的早期创新性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公司研制了F-15“鹰”式战斗机，而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正在为研发F-16“战隼”战斗机而努力。

但是，这些新一代战斗机不仅没有优化驾驶舱的设计，反而使问题更糟糕了。夜间飞行的F-15“鹰”式战斗机舱内就是一片灯光和仪表的海洋：300个开关和75个显示器，包括所谓的垂直状态显示器、水平状态显示器、备用仪器以及雷达等。仅操纵杆上就有11个开关，油门杆上还有9个。所有的一切都连接到大约50台计算机上，这些计算机为飞行员提供增稳控制，飞行数据如速度、高度及温度，推进控制，电子作战系统，以及各式各样的武器。通过与这些计算机进行交互，F-15战斗机的飞行员可以有效地控制一个在空中以超声速疾驰的能源输送系统。

其复杂性是惊世骇俗的。最新研制的驾驶舱向一个人类飞行员展示了超越其处理能力的数据，并且是在如此微小的显示器上。操作员们纷纷抱怨，他们的脑浆要“从他们的指尖渗出来了”^[4]。另外一个问题是，更快的高速机动过程带来了更大的重力加速度。这种力量使得飞行员难以自由地进行手臂运动，其结果是追踪目标和控制武器系统进行瞄准变得更加困难。

人机交互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空军的哈利G.阿姆斯特朗航空医学研究实验室（Harry G.Armstrong Aerospace 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y）决定把他们对驾驶舱的设想搬上画板，设计“理想的驾驶舱”，其中一位首席工程师回忆。这个问题很明确，但也令人望而生畏：“我们该怎样把信息输入给一个机组人员，才能帮助他快速地做出决定？”^[5]。空军的工程师们已经有了一种指导性设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使机器界面更加‘人性化’，而不是要求人类更加‘机器化’。”他们的路子是对的^[6]。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Base）团队的主要军官之一是一位刚刚上任的少尉，托马斯·弗尼斯（Thomas Furness）。弗尼斯的专业技术能力很不错，拥有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电气工程专业的学位。20世纪60年代晚期，基地实验室开始研究头盔式瞄准器，仅通过将头部朝向敌方即可引导飞机上的武器系统。接下来的任务是研制一个切实可用的夜间飞行显示器，这种显示器直接置于飞行员脸部正前方，而不是被塞进拥堵的驾驶舱显示器区域。弗尼斯的实验室完全不知道关于三维显示器更早期、更原始的工作^[7]。靠着在飞行员脸部下方一臂距离之外的一台4英寸显示器进行驾驶，太笨拙了；用飞行员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都“不想进入驾驶舱”。与头部耦合的夜视仪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可将增强的影像投射到头盔透明的玻璃面罩上^[8]。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到几年内，这一空军实验室在头盔式瞄准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76年，弗尼斯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一种“视觉耦合机载系统模拟器”（Visually Coupled Airborne Systems Simulator）的设计方案，或称为VCASS。根据这位主管工程师在1978年4月于芝加哥召开的一个关于军事系统中的生物控制论应用主题的DARPA会议^[9]上的话，他们的愿景是“在视觉上耦合人类和机器”。

受控制论的启发，赖特-帕特森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对于“深度耦合”飞行员和飞行器有着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们的愿景是通过VCASS显示器，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上将信息“输入”到飞行员的大脑里，然后，使用脑磁电描记法（magnetoencephalography）测量大脑内部由神经系统诱发的神经电势把从飞行员大脑皮层“输出”的信息返回到计算机。空军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在高压环境下的空中作战中发挥作用。这样直接的“生物反馈”（biofeedback）意味着这些飞行机器“将能具备人类力所不能及的能力”^[10]，其目标是仅通过设想军事演习和发射导弹即可赢得空中混战的胜利。

该实验室研发的复杂头盔式显示器原型机在1981年正式投入运作。工程师们后来称其为超级驾驶舱。这个耦合了视觉感官的VCASS头盔是人类迄今为止制造的最为复杂的虚拟现实系统。虽然它的名字中带有“模拟”的含义，但它实际上被设计成了一种空中飞行系统（in-flight system），能够控制一架真实的战斗机并攻击真实的敌方飞机。

但它看起来相当丑陋和笨拙。当来自加利福尼亚爱德华兹空军基地（Edwards Air Force Base）的首批试飞员来到这个位于俄亥俄州代顿的实验室时，他们震惊了。“你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一位飞行员难以置信地说道，“别闹了，弗尼斯，这是怎么回事？”^[11]一则电视报道后来直接称这台头盔原型机是一个“滑稽的装置”，记者们也经常取笑这个设计^[12]。这台原型机太笨重了，以至于需要从驾驶舱上面的天花板上把它降到飞行员的头部位置。

值得庆幸的是，科幻小说前来救场了。1977年5月，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上映了。最终的决战不仅描绘了英雄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使用一台有头盔式瞄准器的瞄准用计算机攻击死星（Death Star）的场景，同时，反派达斯·维达（Darth Vader）的头盔与空军自己的设计有着可怕的相似性，以至于工程师们自己立即看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VCASS看起来确实像是达斯·维达的头盔。”弗尼斯回忆道^[13]。

其他的军官以及后来的媒体都热衷于进行这种对比。有着怪异眼睛的超大型头盔突然变酷了。但空军的头盔不只是看起来同科幻小说里的很像。工程师们在头盔系统中塞满了尖端科技，遥遥领先于当时所有私营企业能够提供的任何东西，甚至是卢克·天行者那台计算机控制的瞄准器，与空军的系统一比也似乎有些过时 这位年轻的英雄在试图摧毁死星时，必须从他的座位后面将这个笨重的东西拉起来。

赖特帕特森实验室已经在过去几年里花费了大约4000万美元，共有超过100人在研究这种头盔及其配件^[14]。它的显示器有一个高分辨率且高亮度的影像源，无论飞行员看向哪个方向，它都能显示出一个全景图，不依赖于飞机瞄准线，甚至当受到机身阻碍时也能如此^[15]。

这种头盔提供了一种立体视图，它有一个针对左眼的显示器和一个针对右眼的显示器，图像的生成角度范围可从60°跨越到120°。它有一个半涂银镜，利用全息透镜对环境光进行过滤。该实验室甚至制造了一个3D耳纹，即数字人耳的小型模型。工程师们非常清楚，耳朵本身的形状决定了它能对空间中的声音进行定位。他们需要人耳模型来设计真正的3D音响系统，而不只是简单的立体音响。该系统可追踪机组操作人员的手部运动，甚至向操作人员提供触觉反馈。缝进手套里的微型充气垫意味着飞行员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一个虚拟的开关确实被按下了^[16]。该机器由8个房间般大小的VAX计算机和水冷式电子线路提供能源。

一旦接入这个超大的头盔原型机，飞行员便能够以四种方式与飞机进行交互：通过简单地转动头部注视目标，促使飞机相应地调动武器进行瞄准；通过语音控制，对着麦克风说出命令（例如“选定”“锁定”“放大”）；通过一个触控式感应控制板调用虚拟的开关控制板进行控制；以及通过移动戴着手套的双手进行控制，该手套的电磁跟踪器可以感知手部的位置和方向^[17]。

第五个控制界面是有可能会实现的，但是尚未安装进模拟器中：通过眼部运动进行控制，把一个眼球位置追踪系统置入头盔内部，测量眼球相对于头盔的方向。人们经常转动目光，而不是转动整个头部来确定自己的方位，因此眼球的追踪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下一步计划。其想法是，飞行员将做到只是看向开关就能打开或关闭开关。

一旦头盔挂在了飞行员头上，弗尼斯和他的团队就将启动影像处理器，一段清晰宽广的虚拟影像就会出现在飞行员眼前。空军并不希望向其机组人员展现高度复杂的图片。最开始的时候复杂性确实是个问题，但这一设计的想法正是复杂性的对立面：避免高度复杂的图像。“我们将把所有这些传感器的信息融合成一段动画。”弗尼斯说^[17]。

简化的地图与现实世界是一一对应的。飞行员能够说出他距离地面的高度，只是通过看一下虚拟的图片流，就能知道飞机在低空中以高速飞行，而这会通过一个粗糙的网格表现出来。飞机在空中的飞行路径是为了避开危险区域自动计算出来的，而且这也将自动地显示在同一个全景影像中。那些散发辐射的地对空导弹炮台（radiating surface-to-air missile batteries）显示为红色的致命锥形，像一座座巨大且危险的虚拟教堂倒置着直指天空；无辐射的炮台显示为地面上的简单的黄色盒子。该系统将空中的友军飞机显示为白色飞机，而任何潜在的敌军飞机都显示为黄色立方体中的小型红色飞机。飞行员只需扫一眼，就能立即看到所有的东西。

原本持怀疑态度的试飞员们 他们飞行服的胸前佩戴着引以为豪的“X”徽章 都被迷住了。该系统为他们“绘制出了适用于空中的雷达图”，以及空中的能源管理信息。他们不必非得走进驾驶舱，便可用感官观察敌方 眼睛和耳朵：“随同飞机一起飞行；因此这些试飞员将能‘听’到从后面逼近的敌军飞机。”弗尼斯说，因为该系统被编程为利用声音向飞行员表明敌军飞机的位置。处在头盔下感触到的情景与真实的情景十分逼近。“你会听到一些脏话冒出来。”弗尼斯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虚拟空间里进行飞行和战斗之后，这些试飞员往往会大汗淋漓地走出驾驶舱。他们对此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太神奇了！”他们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拥有它？这是未来飞行战斗的唯一出路！”^[19]

“超级驾驶舱是一种你穿戴在身上的驾驶舱，”该项目的主管工程师后来解释道，“你穿上一件魔法飞行服，你戴上魔法头盔，你套上魔法手套。你连接进入计算机，然后你创造了这种你可以看到、听到以及感觉到的全景三维信息。”^[20]

这种达斯·维达式的头盔是一场革命，从实践角度来讲如此，从概念角度来讲也是如此。空军的工程师们慢慢地开始理解计算机生成之空间的含义。“对我们而言，虚拟空间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的实验室里发生了真正的演化。”主管工程师弗尼斯回忆^[21]。空军已经意识到使用三维信息环绕操作员还远远不够，仅能单纯地观察也还不够，飞行员需要能够与显示的信息进行交互并操纵它，比如通过轻击一个虚拟开关。正是这种人机交互活动创造了飞行员处在一个独立空间里的感觉。

工程师们早就预见了虚拟空间的诞生。1977年5月17至18日，《星球大战》在影院上映一周前，迪恩·柯西安（Dean Kocian），赖特帕特森实验室的主管工程师之一，来到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在威廉姆斯空军基地（Williams Air Force Base）举行的一个会议。柯西安预测这一项目将使其团队创造“虚拟空间”。顶尖的计算机影像技术可以创造出合成的半球形视觉空间。这种方法是一种物有所值并且非常灵活的方法。一旦硬件被设计出来了，软件设计者就有了充分的创作自由。“只需简单地改变相关软件，就可以研发并更改虚拟空间中的视觉显示配置。”柯西安告诉那些在亚利桑那州开会的工程师和空军听众们^[22]。

显示器的研发过程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非常出乎意料。早在1978年时，赖特帕特森团队即在DARPA一个关于生物控制论的会议上报告了他们发现的被称为“显示器入魔”（display fascination）的现象。广泛的测试和大量的传闻证据表明“机组成员经常迷醉在甚至‘被拉入’他们的显示器之中”，因此打断或改变机组人员的注意力变得很困难^[23]。显示器的诱惑可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空军担心的是，相比从现实世界进入显示器，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显示器重新定向回到现实世界将花费试飞员更长的时间。这就好像是操作员的默认值选项是在机器之中而非现实世界之中。

尽管有这些早期线索，但是空军的工程师们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研发的装置的全部威力。虚拟空间的概念在1981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配备了所有部件的完整原型系统在实验室准备好测试的那一刻 由工程师们自己测试，而不是试飞员测试 “当我们第一次开机时，就好像有人把我们拉了进去。现在，我们不再是看向一幅图片，而是置身于一个地方，一个由那台计算机生成的地方。”^[24]弗尼斯说，还同时回忆着赖特帕特森实验室人员的反应，“就好像你离开你的位置，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25]

空军的高层开始认识到这一科技成果的潜力，包括其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潜力。1984年年初，弗尼斯接到了一个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一位高级官员问赖特帕特森实验室是否可以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随后CBS晚间新闻的丹·拉瑟（Dan Rather）首先打来电话预定了一个时段。大卫·马丁（David Martin），CBS的一名记者，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空军基地进行拍摄。然后，1984年3月27日晚间，美国民众看到了一则试飞员戴着一个被记者称为“达斯·维达的头盔”在虚拟空间里飞行的报道。

弗尼斯现在已是一名普通公民，但仍穿着飞行员皮夹克，向CBS解释了飞行员是如何在“我们所说的虚拟空间中”飞行的。空军中校亚瑟·比安科（Arthur Bianco），同时是一名F-16战斗机的飞行员和程序管理员，对此有一个更好的描述：“最简单的理解方式，从概念上来说，就是《星球大战》和R2-D2。”在他身后，CBS正在放映乔治·卢卡斯的科幻电影中最后的战斗场景，卢克·天行者驾驶着他的四翼攻击滑翔机对抗死星，标志性的R2-D2机器人是他的副驾驶，旁边不时有帝国的攻击机呼啸而过。“我们正在一段很长的征程上 在战斗机里配备一个真正的R2-D2机器人 迈出我们的第一步。”这位F-16的飞行员说道^[26]。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和凯撒电子公司（Kaiser Electronics）已与弗尼斯位于俄亥俄州的赖特帕特森实验室联手，开始研制可投入生产的头盔原型。这种头盔被称为“锐眼”（Agile Eye）。同时，为了改进笨拙的VCASS原始设计，空军工程师特别求助了卢卡斯电影公司。“我们真的使用了那些设计达斯·维达头盔的工业设计师们来设计锐眼。”弗尼斯说^[27]。

卢卡斯电影团队有近百个头盔设计方案。为了选择最好的方案，他们将这些设计方案带到一个风洞进行测试。头盔的气动性能非常关键。在速度约每小时560英里的紧急弹射过程中，飞行员脖子上承受的涡激升力高达500磅，足以将其杀死。卢卡斯电影公司的设计师们无意中想出的形状，恰好能够起到气动性能良好的阻流板的作用，可将紧急弹射中的涡激升力减少一半。“嗯，这真是太酷了！”工程师们说道。1987年年初，“锐眼”已准备好测试并准备在不久后投入生产。在空中对战训练期间，装备了“锐眼”的飞行员的命中率增加了一倍^[28]。

与此同时，这则CBS报道成为一次影响深远的新闻事件，这一事件反过来又激发了大众对虚拟显示技术的普遍兴趣。近几年来，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实验室是推动这一技术前沿发展的唯一开拓者。但这些来自于记者、来自于其他领域学者、来自于公众的广泛关注导致了一种思维定势的变化。

赖特帕特森实验室的两位工程师参加了1986年1月在圣地亚哥召开的一个关于模拟技术的航空航天会议。这是一个民间会议，不在军事基地举行。弗尼斯和柯西安做了一个题为“让人类置身于虚拟空间”（Putting Humans into Virtual Space）的演讲。他们总结了实验室的研究并展示了他们的虚拟驾驶舱。他们解释了显示器如何在以下情况下保持稳定：面向不同环境特征为飞行员提供一个稳定的视觉焦点；使得飞行员无须晃动头部就可以选择虚拟开关；在驾驶舱中展示仪表设备；或向着另一架飞机开火。

但很快，这个空军团队便想出了其产品超越空中混战和轮番轰炸的应用。“使用这个系统，”这两位军事工程师告诉圣地亚哥的观众们，“操作员成为了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创建的‘设计师世界’的一部分。”^[29]他们开始意识到，将该系统限制在一架F-15“鹰”式战斗机内是毫无道理的。操作员可以是一个焊接工，带着实时显示温度和气体混合成分的面罩；或成为正在试穿虚拟服装的顾客；或成为游走于患者身体所构成的这一虚拟环境之中的外科医生。弗尼斯在1986年的《大众机械》上清晰地描绘了这一愿景：

当他（外科医生）在人类身体里进行奇妙之旅时，他在血管内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听到有缺陷的心脏瓣膜周围的血液的汩汩流动声后，他将“指引着”导管探针向心脏导航。在靠近心脏瓣膜后，他将伸出手远程操控一个微型缝合机来纠正心脏瓣膜的故障^[30]。

该故事使用一幅图像对此进行了说明：一位穿着白色实验服、头戴一台达斯·维达头盔的医生，将一个绿色的发光导管插进了患者的胸部。

目前为止，弗尼斯预见，研制相关硬件是很简单明了的。“我们知道要做什么，”他说，“但是这却并不适用于智件（mindware）。”^[31]这位空军工程师感到人类和机器已经如此紧密地结合了，以至于“软件”已经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术语了，因此他们提出了“智件”作为“软件”的代替。不管怎样，开发出正确的代码将是真正的挑战。“正是智件为飞行员提供了这一虚拟工作站或超级驾驶舱环境。”弗尼斯在1988年5月的一个研讨会上用他浓重的南方口音说道^[32]。几个月后他离开了空军，把重心放到了很快将被称为“赛博空间”的虚拟技术的非军事用途上（尽管当时除了吉布森的科幻小说故事外，还没人使用该术语）。

2

在空军的赖特帕特森实验室忙于对虚拟空间展开研究时，赛博空间的想法开始激发那些科幻小说作家的想象力了。也许关于机器内部虚拟空间最具影响力的书并不是吉布森的第一本（同时是其最著名的一本）长篇小说《神经漫游者》，而是弗诺·文奇发表于1981年的中篇小说《真名实姓》（True Names）^[33]，VCASS于同年被秘密启动。文奇通常被誉为首位将当时关于计算机生成的平行世界未来愿景表达为人类互动的新领域的人^[34]。这位作者是一位开拓者的最佳人选，他当时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的一位教授。

《真名实姓》发生在想象中的未来，它讲述了一群过着双重生活的计算机黑客的故事。一重生活是在“现实世界”；另一重生活是在“另一平面（the Other Plane）”，一个存在于计算机、处理器和开关之中的虚拟世界。罗杰·波拉克（Roger Pollack）是文奇小说里的一位主人公，他通过所谓的“门户”（Portals）进入这一“数字空间”（data space）。门户的入口点安装在主人公的家里，连通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服务提供商 如贝尔，波音或者日本电气（Nippon Electric）等 所经营的网络。文奇对于波拉克进入处理器生成的“另一平面”的过程描述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景象：

然后（波拉克）坐在他的设备前准备升至“另一平面”……他启动处理器阵列，在他最喜爱的那把椅子里坐得更加舒服些，仔细地将五个脑关电极贴在头部……长长的几分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想进入“另一平面”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忘我状态，或者至少是某种自我催眠状态。有些专家建议使用药物或其他隔断感觉器官的手段，以强化用户对于脑关电极读取的种种微弱模糊信号的感应^[35]。

文奇和赖特帕特森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在想法上并无不同：人类和机器通过连通的脑关电极传播的大脑电信号而得到深度耦合。当他们的物理身体被留在物理世界中，坐在他们最喜爱的椅子上时，“用户”产生了思维的升华，他们将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式的世界里，有会说话的青蛙、岩浆护城河，还有冰山。文奇的主人公们将穿着防火T恤并使用虚构的假名，例如埃莉斯琳娜（Erythrina）或者唐·麦克（DonMac），而不是他们的真名实姓。他们的真名实姓在“另一平面”里一直是一个秘密。例如，波拉克的昵称是滑溜先生（Mr.Slippery）。

文奇的故事看似漫不经心地考虑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

护城河与石墙是这座存在于玩家意识之中的城堡的逻辑结构的一部分，尽管它们在处理器运行的程序之外根本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存在，但有了建筑、摆设等东西，这一平面的居民便不至于产生背离现实世界的“不真实感”。埃莉斯琳娜和滑溜先生要逃离那个地穴，只需回到现实世界就行。但如果这样做，他们便会留下一系列的残余链接。^[36]

在文奇的故事里，“另一平面”中的各种景观和特征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描述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例如，一片沼泽“代表商业和政府数据库”；而重达2000吨的卫星在印度洋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并产生900毫秒的通信延迟，则被表示为“一道5米宽的岩石平台”，靠近了耸立于沼泽之中的一座山峰的峰顶。平台是密谋反对“控制一切的政府”的一个安全碰头点。《真名实姓》清楚地表达了赛博朋克的主导主题之一：逃进计算机网络。故事中的“一些专家”甚至“建议使用药物”以顺利进入门户。然而，赛博朋克世界末日般的美学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成形。

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段热血沸腾的时期，作家们不必特意去寻找灵感。反主流文化中充满了对于计算机崛起的乐观感情，然而却被核毁灭这一无所不在且非常现实的可能性所压制。1983年11月，代号为“强箭手”（Able Archer）的北约（NATO）危机模拟演习几乎被苏联误认为即将发生核攻击，这也许是冷战期间最为危险的时刻^[37]。

嬉皮乌托邦和核毁灭反乌托邦之间的紧张气氛是显而易见的^[38]，这表现为一种逃避主义的反主流文化，以朋克、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贴画、迷幻视觉艺术、虚拟现实技术迷恋、工业和电子音乐以及药物等令人迷醉的混合交融为特征。赛博朋克有其独特的时尚，它具体表现为梳着马尾辫的男人、刺有文身的女人、穿着全黑皮夹克并戴着反光太阳镜的人们，他们还戴着充满讽刺意味的帽子。这一流派的象征领袖是威廉·吉布森，一位美裔加拿大小说作家，与计算机科学相比，他与反主流文化有更紧密的联系。

吉布森在《全球评论》的一次访谈中解释了他的灵感。他想要写一本小说，因此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设定故事场景的地方。吉布森童年时代读过的科幻小说主题一般都是关于太空旅行的，旅行工具就是火箭飞船，但是外太空并未引发吉布森的共鸣。一天，他走过一家电子游戏室的玻璃窗时，灵感突然而至。吉布森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他看着孩子们在原始的专用游戏机上玩耍，游戏机排成一排，发出哔哔的声音并闪着灯光，就像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

我可以从他们的游戏姿势中蕴含的物理强度看出这些孩子是多么的着迷……你能看到这样的闭环反馈：随着光子从屏幕上跳入孩子的眼睛，神经信号开始在他们的身体中游走，电子也在计算机中游走。孩子们显然相信由这些游戏所投射出来的空间^[39]。

在吉布森的脑海中，人机交互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种类似于强烈的渴望和专注的身体语言，”他认为，“这让我感觉到，他们像是想要直接穿越机器的玻璃屏幕。他们想和它 这个游戏或其他任何东西 融为一体。”^[40]

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空间：机器内部的空间。吉布森只需要为它起一个名字，他尝试了许多名字。“数据空间（Dataspace）”不行，“信息空间（Infospace）”不行。“赛博空间！”吉布森把该单词写在一个记事本上。它听起来像是意味着什么，或似乎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他想。但或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当我注视着这一用红色记号笔写在黄色便签本上的单词时，”这位作家回忆道，“我的全部喜悦都是由于它绝对没有任何意义。”^[41]

这正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想要的，一个热门但毫无含义的想法。吉布森能够赋予它含义，能够指定这片竞技场的规则。他从“cybernetics”衍生出该单词，这是另外一个在他听起来意味深长、超越世俗、与计算机有关、深刻而又危险的单词。吉布森捎带着在他1982年的科幻小说故事《全息玫瑰碎片》（Burning Chrom）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这个词，这一小说发表在当时最为热门的一本文学和文化主题的杂志《OMNI》上。在这则故事中有一个“计算机牛仔、偷马贼、网络空间入室抢劫者常去的时髦酒吧”，并且吉布森提到了“控制论病毒类生物，可自我复制并且贪得无厌”^[42]。

两年后，在《神经漫游者》中，吉布森用其标志性的语言介绍了这一机器内部的全新空间，这种语言使他的作品备受欢迎。下面这个段落描述了亨利·多塞特·凯斯（Henry Dorsett Case）的虚幻想法，他是一位日本千叶市反乌托邦的地下世界的毒品走私贩：

来这里一年了，他（凯斯）仍旧会梦见赛博空间，可希望却日益渺茫。在夜城，无论他以什么速度行走，转多少弯，抄多少近道，他仍旧会在睡梦里看见矩阵，那些明亮的逻辑网格正在无色的空间里展开……现在，斯普罗尔已经成了太平洋彼岸遥远陌生的家园。他已不能再使用计算机控制台，不再是那个网络牛仔，只是个疲于谋生的普通小混混^[43]。

对吉布森来说，“赛博空间”意味着一个虚拟且没有实体的计算机网络世界，用户可通过控制台和门户“进入”其中。到目前为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下文出现的一段内容。这几句出自科幻小说中的文字成为了对赛博空间的标准描述，在后来出现的无数学术和军事著作中被反复提及：

赛博空间，每天都有遍及全球的几十亿合法操作者在共同感受这个幻觉空间，包括正在学习数学概念的孩子……它是人类系统全部计算机数据抽象集合之后产生的图形表示，有着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程度。它是排列在无限思维空间中的光线，是密集丛生的数据。如同万家灯火，模糊不定^[44]。

吉布森的小说有它自己的美学观念。人们生活在拥挤、坚毅而又阴暗的不规则生长的城市空间里。被淘汰的计算机牛仔和有着异形文身、墨镜和神经植入物的皮条客们在模糊着人类身体和计算机部件之间的界限。这些故事呈现了一种世界末日般的色彩，像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1982年的那部经典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或者由沃卓斯基（Wachowskis）1999年导演的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

吉布森赋予了科技传奇色彩。当他在塑造赛博朋克的语言和美学时，他甚至不知道硬盘驱动中有旋转的磁盘。“幸运的是，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他回忆道^[45]。1985年年底之前，这位广受赞誉的科幻小说作者和赛博空间创造者甚至没有一台自己的个人计算机。而且，看到人们谈论计算机他还会很厌烦。最终，吉布森买了一台打折的苹果二代机，作为自己那一年的圣诞节礼物。该机器的后续机型，即麦金塔计算机，已于1年前随着传奇的赛博朋克广告“1984”被隆重推出，但是老款的苹果二代机仍是最畅销的设备之一。

当吉布森在家中启动这台机器并准备使用时，他被这台计算机平凡无奇的机械化构造震惊了。“对此我一直期待会存在某些异乎寻常的晶体物质，一个赛博空间甲板或与之类似的东西，但是我看到的是一台安装了一块维多利亚时代的微小发动机的东西，就像一台老旧的留声机。”^[46]这位科幻小说作家给商店打电话并抱怨，想搞清楚是什么东西发出了噪声。经营人员告诉他这是正常现象，只不过是磁盘在苹果二代机的驱动盒里旋转。吉布森说，正是他对计算机的一无所知，才使他能将科技变得传奇化，并传奇化了他的作品：

她把电极塞进橙色的丝绸头巾中，将接触电极贴在额头上。

“走吧。”她说。

此刻和过去，快进，贾默（Jammer）的操作台带着他翱翔，远远高于霓虹热核，脚下是一片陌生的数字地形。巨大的东西犹如尖锐的高山，聚集在赛博空间的虚无之中^[47]。

这两种对于计算机生成的空间的科幻设想会吸引领域不同但却彼此重叠的社区和人群：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吸引的群体范围更广且在短期内更具影响力，这些群体热衷于反主流文化、美学、虚拟现实和药物。而文奇的《真名实姓》则吸引着一群范围更小的、只有经历长期的发展才会变得具有影响力的团体，他们热衷于工程学、游戏、加密技术和隐私。

但此时此刻有一个问题。空军已经在暗地里研发了相关硬件。文奇和吉布森在甚至不知道空军对虚拟空间采取的初步措施的情况下，在小说中提出了这种设想。设想和原型机需要被连接起来。

美国陆军航空队B17G“飞行堡垒”，腹侧携带球形炮塔，1944年至1945年被投入战场。

人与机器的融合在大规模战争的推动下变得更加迫切。艾尔弗雷德·克里米（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现代主义画家，在斯佩里公司工作）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点，图为其1943年所绘炮塔图样。该图样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提供。

SCR-584自动跟踪雷达的拖车型号，一种为地对空防御中的火力控制而设计的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防空司令部使用该雷达系统对抗德国V-1导弹的袭击。它是由一位美国军队艺术家设想出来的。

世界上首枚巡航导弹是德国的喷射推进式炸弹，或称为V-1。对当时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机器人。在1944年，一场“机器人之战” 用英国空中防御负责人的话来说在英吉利海峡的上空爆发了。

SCR-584有140个真空管，重达10吨，成本大概是100000美元。通过与新式近炸“VT”引信的结合，SCR-584在对抗V-1巡航导弹时提供了有效的防御。

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伦敦，由英国皇家海军安置在泰晤士河口的其中一个神秘的“海上炮塔”，这些炮塔是抵御德军袭击的一种有效武器。

诺伯特·维纳最初的控制论研究始于1940年12月份被批准的一份额度为2325美元的防御合同。图为维纳（中）和两位高级军官的合影：陆军准将雷纳德·格雷利（左）和上校唐纳德B.迪尔（右）。

W.罗斯·阿什比是一位早期的英国控制论专家和发明家。他以皇家空军炸弹的开关为基础，在1946年制造了同态调节器一个随后被誉为世界上首个“思考机器”的装置。

阿什比的同态调节器不但是自适应的，而且它同时既是系统也是环境。在1953年的一次会议上，该机器给后来成为反主流文化核心人物的格雷戈里·贝特森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什比和他的同态调节器。该机器的用处就是什么也不做，在被干扰时保持平衡。

阿什比的实验室位于巴恩伍德疗养院，一家位于英国西部，靠近格洛斯特的精神病医院。

与维纳紧密合作的朱利安·毕格罗（最左边）和约翰·冯·诺依曼（最右边）。照片中还有赫尔曼·戈德斯坦（左二） ENIAC最初的发明者之一，罗伯特·奥本海默（右二） “原子弹之父”。图中，他们站在用于美国氢弹项目研发的IAS计算机前。

约瑟夫·卡尔·罗·利克莱，一位举足轻重的计算机科学先驱，参加了维纳早期在波士顿举行的控制论会议。

美国空军对苏联导弹威胁的对策是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AGE），该系统记录任何时刻飞越北美上空所有飞行器的航线、速度、高度和位置。它的首个部门位于靠近新泽西州特兰顿市的麦圭尔空军基地，于1958年7月开始正式运行。

光枪是SAGE的众多发明之一，它是一种新型输入设备，也是触摸屏的祖先。SAGE是科幻小说的灵感之源；斯坦利·库布里克所著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里的作战室便是一个典型范例。

位于纽约汉考克基地的SAGE作战指挥中心CC-01的内部。

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对按钮战争和机器夺取劳动力市场的恐惧已然成熟，正如莱斯利·伊林沃思发表在1955年6月29日出版的《笨拙》（Punch）杂志上的《是敌是友》漫画所表现的那样。该图版权归《笨拙》杂志所有。

世界上第一个赛博格是1960年纽约罗克兰州立医院实验室里的一只老鼠。

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即提出赛博格想法的这位研究者，他将这幅图装裱后悬挂在其办公室达数年之久。该图由太空时代的插画家弗雷德·弗里曼（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军退伍军人）绘制，发表于1960年7月11日的《生活》杂志上。

爱丽丝·玛丽·希尔顿一位作家、组织者以及诺伯特·维纳的追随者最为激进和雄辩的自动化鼓吹者之一。从1963年，希尔顿开始竭力促进“赛博文化时代”的到来。

到1969年年底，美国陆军希望使用四足的“行走卡车”在越南的丛林中运载货物和武器，穿过轮式车辆无法通行的水渠和山坡。

美国陆军的步行机，建造于1964年，是由通用电气公司进行的一项两足行走机器研究的成果。

多面手（Handyman）：“man”是“操作者”（Manipulator）的简称试图将人类和机器联合成“一个紧密的、相互依赖的，实际像一个合二为一的系统那样的共生单元。”通用电气公司的拉尔夫·莫舍尔在1967年如此写道。

哈迪曼（Hardiman），1970年左右为美国海军建造的一个人类增强系统，该系统拥有30个驱动关节，并且可以举起它自身再加上约680千克的重量。

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他是最初的控制论梅西会议中的一员，后来将控制论的应用扩展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在其1972年的经典之书《朝向心智生态学》中阐述了自己的学说。该图由贝瑞·史瓦兹（Barry Schwartz）拍摄。

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概览》第一期，发表于1968年。其目的是要成为返土归田运动的印刷版反馈闭环。这期杂志评论了6本控制论书籍。

斯图尔特·布兰德（左）和公司同伴在“新游戏”中玩“地球之球”，这是1973年10月1日，布兰德在加利福尼亚组织的一个活动。图片来自特德·斯特斯基/科比斯图片社。

1984年7月6日，斯图尔特·布兰德手拿一份《全球概览》杂志。同年，他推出了全球电子链接，或者简称为WELL，是世界上首个真正的计算机化社会网络。图片来自罗杰·瑞斯梅耶/科比斯图片社。

美国空军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拓了“虚拟现实”的概念。图中所示为1985年6月1日，空军中士弗农·威尔斯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阿姆斯特朗航天医学研究实验室戴着视觉耦合机载系统模拟器（VCASS）。

典型的投影到驾驶员VCASS头盔中的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

阐释提摩西·利瑞1988年在《现实黑客》上发表宣言的迷幻般的佛陀影像：在“后工业化赛博时代”，现实不再拥有对刺激的垄断性。这是对新的虚拟现实趋向的第一篇文章。

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在1982年的一部短篇小说中，他提出了“赛博空间”这个术语，来描述机器内部的虚拟空间。

《盟多2000》，一本旧金山地下杂志，塑造了1989年至1993年间的赛博朋克美学。正如这幅典型的示意图，它连接了迷幻剂药物、虚拟现实和计算机网络的崛起。

参加了迈克尔·本尼迪克特1990年5月赛博会议的团队。这张照片里最显眼的是约翰·佩里·巴洛（第一排的大高个）。巴洛的左边是桑迪·斯通，巴洛的右边是霍华德·莱因戈德，然后是游戏理论家布伦达·劳雷尔，接着是迈克尔和艾米丽·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一家后面站着的是妮科尔·斯坦格，在她后面的是《栖息地》游戏的开发者奇普·莫宁斯塔和伦道夫·法默。

法国的虚拟现实艺术家妮科尔·斯坦格身穿VPL装置。斯坦格作了赛博会议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思维是一条耗散的彩虹》。

杰伦·拉尼尔，虚拟现实公司VPL的创始人，头戴公司的一个原型产品，该头戴式显示器是一个输出设备。

由VPL开发的虚拟现实手套和覆盖全身的数据服装样品。拉尼尔将护目镜、手套和数据服视为人-机交互的未来，能使用户“进入”赛博空间。

VPL公司开发的一套全身数据服。

VPL公司的一张数据服图解。

一台早期的虚拟现实机器，类似于1990年10月在全球机构的赛博颂上展示的设备。

《盟多2000》杂志上的一幅“赛博空间”示意插图可被“殖民化”的“新领域”。机器内部虚拟的开放空间是一个神话般的维度，在其中，物理学、法律和身份将拥有全新的含义，空间的墙壁则由密码学支撑。

关于赛博空间最为持久的人-机交互话题之一是性。在1990年的夏天，生性风流的作家霍华德·莱因戈德提出了令人难忘的术语“在线性别”，以描述借助机器接口实现的身体互动之未来形式。

《盟多2000》杂志的赛博朋克指南，有些讽刺意味。

前怀俄明州牧民，“感恩而死”乐队的曲作者，极具天赋的作家约翰·佩里·巴洛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虚拟空间中”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报道和塑造了早期的科技反主流文化并共同创立了电子前沿基金会。

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军事图书馆，EFF的共同创办者约翰·吉摩发现了一份垂涎已久的NSA曾拒绝向他公布的保密文件，于是他开始正面对抗政府。图为1992年年底他在庆祝自己胜利。

提摩西C.梅伊，一位早期的英特尔员工，是最为雄辩且最为激进的一个赛博朋克。他撰写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在1993年8月提出了“黑网”，并提出了诸如“加密=枪支”的标语。

提摩西·梅伊（左）、约翰·吉摩（右）和艾瑞克·休斯，他们手持面具出现在了1993年5月出版的《连线》杂志第2期的封面上，面具的前额上印着他们的PGP指纹。

瑞安·拉基，受到赛博朋克的启发，经营避风港公司北海上一个荒凉的无政府主义者服务器平台，该公司成立于1999年年底。

避风港公司在怒涛塔上运转，后者是一个位于萨福克海岸7海里处，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修建的破旧的海上炮台，后另作他用。

避风港公司因缺少宽带和客户需求，其服务器机架从未放满过，这项商业投资最终失败了。到2001年9月，拉基一直在这个防空平台上运营一个赛博朋克回邮器。

欧文·戴维斯发表于1987年1月《OMNI》杂志上的文章《赛博战争中的机器人战士冲突》，配有保罗·莱尔的这幅插画。

企业家、作家和组织者维恩·斯瓦图于1991年1月提出了“电子化的珍珠港”的概念。哈里·怀特的这幅示意图生动地展示了斯瓦图所说的新型安全威胁的概念。

这张飞行员带着夜视系统的照片阐释了1992年发表于《原子科学家公报》的预测“赛博战争”的文章。“赛博战争”被描述为借助“机器人”和自主性武器进行的战争。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哈姆雷在1999年8月11日宣布成立五角大楼计算机网络防御联合特遣部队（JTC-CND），该机构将主导“月光迷案”的调查。

被“月光迷案”的袭击者们窃取的文件宝藏数量十分巨大堆起来“有华盛顿纪念碑那么高”，一份1999年的内部政府报告如此写道。

到1998年年底，关于“月光迷案”的调查是如此劳师动众且充满压力，以至于FBI协调小组的成员们还制作了纪念品T恤衫，T恤的背后还印上了“Byte Back”的标语。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这个人完全展现了《全球概览》的象征意义：另类、留着脏辫、放荡不羁，在新墨西哥州梅西亚一座网格屋里长大。拉尼尔原本在圣克鲁斯的街头表演，后来到阿塔里公司（Atari）找到了一份编写软件的工作。阿塔里是一家电子游戏公司，在这儿拉尼尔创造了《月球尘埃》（Moondust） 一款首创的艺术音乐游戏。这款游戏很不一样，它不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而表现了一种和平的视角，按照某个人的说法是“超现实的”^[48]，这令许多玩家感到困扰。1984年，在《神经漫游者》出版的那年，阿塔里公司的业务开始下滑，拉尼尔失去了工作。

但是拉尼尔已经开始研究一种“后符号”（postsymbolic）可视化编程语言（Visual Programming Language）了。对年轻的拉尼尔而言，通过代码进行编程似乎已经过时了，而且这一过程没必要那么复杂和排他。他的设想是操纵三维空间中的物体。他一直在研究一种他称之为曼陀罗（Mandala）的可视化编程语言。当时，《科学美国人》这本流行杂志将那年的整个9月刊专门用作了软件介绍。杂志的编辑已听说过拉尼尔的项目，因此选择了他的一个可视化编程实验作为封面图。图片内容为一只袋鼠、一个冰块、一个分数、一只彩燕和一个小号。8月份的一天，拉尼尔接到一名惊慌失措的编辑打来的电话。“先生，”这名编辑在电话里告诉拉尼尔，“在《科学美国人》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撰稿人姓名后面必须注明他所属的研究领域。”但是拉尼尔当时并没有研究领域，所以他当场编造了点内容。“VPL研究。”他脱口而出，VPL表示“可视化编程语言”。这期杂志在9月份出版之后，开始有投资者给他打电话，随后他真的创立了公司^[49]。

很快拉尼尔就发现，屏幕、键盘和鼠标的传统组合成为了可视化编程的一个限制因素：现阶段缺少合适的人机接口，没有可用于移动周围物体的硬件。拉尼尔认为，一种可能性是数据手套将会废除鼠标。简洁的手动操作屏幕将取代笨拙的箭头光标和老式的游标。这样，即便是缺乏技能的用户，也可以简单抓取屏幕上的一个对象，扭转、打开并重新放回去，并以这种方式和机器进行交互，有点儿像打鼓或者指挥乐队。拉尼尔希望通过挥动双手和手臂等这些动作来制作电子音乐。(www.daowen.com)

好运从天而降，在斯坦福的一次电子音乐会上拉尼尔遇到了托马斯·齐默尔曼（Thomas Zimmerman）。他们都曾在阿塔里公司工作但却从未谋面。巧合的是，齐默尔曼几年前就开始研制一种“数据手套”。在1982年，他甚至申请了一个关于数据手套的专利^[50]。齐默尔曼的发明是在手套的各个指头上安装光线弯曲传感器以测量手指的弯曲度，甚至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工程师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点子。齐默尔曼研发这款手套的激情源自一个长久以来令他备受挫折的愿望：通过弹奏“空气吉他”或通过触摸不存在的琴弦来制造真实的音乐^[51]。齐默尔曼曾设想通过挥手来指挥整个管弦乐队演奏电子音乐。他还曾在MIT学习过芭蕾舞，因此他立即想到了，其实他的输入设备可以遍布人体全身^[52]。齐默尔曼在1985年加入了VPL。

虚拟音乐会的概念相当有吸引力。“为什么不在你当前所处的空间中实现这点呢？”VPL的创始人问道。有了这种手套他们就有了一个输入设备。但是要创建对虚拟空间的感知，他们还需要一种输出设备 某种将机器的输出展示给人们的头盔式显示器。因此VPL这家初创公司开始研究一种“眼机（eye phone）”，一种置于眼睛上的小型屏幕，就像是置于演讲者耳朵上的耳机。这种新设备的主要特点是有一对彩色的LCD显示器，它们看起来就像昔日风靡一时的小型闭路电视监视器^[53]。

遗憾的是，这一原型头盔戴起来相当不舒服，因为不得不使用铅锤来让这个看起来像是黑色自行车头盔的装置在拉尼尔或齐默尔曼的头上保持平衡，这导致它的屏幕很重。同空军一样，VPL逐渐发现该设备的重心极为重要。佩戴眼机并不容易：需要两名助手将机器绑到穿戴者身上，一名助手拉开头戴式耳机，另一名助手降低该眼机笨重的前端。围绕在穿戴者脖子上的手指粗的电缆负责向屏幕传导输入数据。这种护目镜很沉重，并会在穿戴者的头部留下锯齿状的红色压痕。

手套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它由稀薄的莱卡纤维制成，玻璃纤维外部是光学传感器。当穿戴者弯曲手指或者转动手腕时，纤维会被弯曲，从而传递更少量的光。计算机将检测到光量的损失并将其损失值转换为命令。一段时间以后，VPL改进了手指弯曲的测量方法，通过在正确的连接点上刮擦纤维，使得手套可以忽略过度张开的手掌，但却能精确地测量到一根手指扣动扳机^[54]。另外一个传感器可以定位手部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计算机将核对来自传感器的数据，并在屏幕上绘制出手部运动的图像。从穿戴者手腕和颈部垂下来的线缆连接到一台当时最为先进的昂贵计算机上 一台自定义的Macintosh IIx设计/控制工作站，该机器拥有最高128M的内存和一个16-MHz的处理器。

逻辑上的下一步发展是计算机化的服装，一种覆盖全身的数据服。该数据服将使穿戴者真正身临其境地进入赛博空间。它看起来像是一套潜水员的服装。当穿戴者举起一条手臂，一个小屏幕上的简单卡通人物也将举起手臂。如果穿戴者跨步向前，屏幕上的“分身”也会跨步向前，两者是实时的。虽然它还很粗糙，但却令人兴奋不已。VPL雇用了湾区更多的工程师，随着“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VR）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为人所知，很快就有16个人参与研发VR硬件和软件了。

这种机器是定制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并且眼部配套设备的生产仍是小众化的。一套装备齐全的设备成本高达25万美元。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潜在客户和许多记者来到VPL的办公室体验该机器。同样，数据手套也变得与之前不同了。VPL向美泰公司（Mattel）出售了价值130万美元的数据手套作为一种游戏设备和操纵杆的代替品，并向IBM和NASA出售了少量更复杂和更昂贵的版本。“它能将自己卖出去完全是因为它真的太酷了。”一位工程师回忆道^[55]。

自然而然地，其他企业也纷纷投身于这一潮流之中。这些公司有各种奇特的名字：例如研究触觉反馈系统的欧特克公司（Autodesk，Inc.）、第八感觉公司（Sense8 Corporation）、虚拟研究系统公司（Virtual Research Systems）、流行光线追踪实验室（Pop-Optix Labs）、TiNi合金公司（TiNi Alloy Company），还有研究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头部跟踪设备的布莱姆斯公司（Polhemus，Inc）^[56]。甚至苹果公司也在考虑加入NASA的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与欧特克公司一同进一步完善其手套和护目镜装置。然而，20余家VR公司在缺少4个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而在此之前的10年里，空军的研究正是得益于这4个条件：足够的预算、技术精湛的工程师、时间，以及 也许是最重要的 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些来自湾区的开拓者们已经对产品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并没有一个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即没有定义目标，例如提高驾驶一架设计不当的F-15战斗机的处在压力之下的空军飞行员的命中率。飞行员飞机交互问题已经占用了世界上连续两代最优秀的一些工程师，但在令人振奋的20世纪80年代的旧金山，反主流文化战胜了空军。VPL甚至放弃了他们的初衷。“可编程语言被扔在一旁。”拉尼尔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回忆道^[57]。这些开发者被虚拟世界的一个模糊愿景所驱动。而很快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对于吉布森那句“交感幻觉”的理解太过表面化了。

“我们的想法是，穿上一套覆盖你全身感觉器官的计算机化服装，你就能把感官系统传输到可被任意描述的一个现实中了。”拉尼尔坐在一个船屋前的草地上这样告诉一位采访者。他发现该研究“极度令人兴奋”^[58]。

在198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亚当·海布伦（Adam Heilbrun）驱车从索萨利托来到拉尼尔位于雷德伍德市的家中，为《全球评论》的报道写一篇故事。他在晚上八点半到达拉尼尔家，拉尼尔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演出细调一个太平洋贝尔公司（Pacific Bell）的虚拟标志，但他立即开始为这位来访的记者创造一个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虚拟世界。3个小时后，1130，他们准备就绪了。

海布伦用敬畏的口吻描述了拉尼尔的女朋友，一个身着全套数据服的蓝色身影，是如何在拉尼尔公寓的地板上奇怪地扭曲着，缓慢地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的，就好像她的运动被某种“远程的内在逻辑”控制了。躺在她旁边的是拉尼尔，他的拉斯特法里式的发辫散落在地板上，盘绕着。然后是海布伦。整体的设定似乎既诡异又熟悉。“房间里有迷幻剂的残留气息。”海布伦回想着这个梦境。“嗯，我上瘾了。”他向拉尼尔说道。“请不要用这个单词来描述它。”拉尼尔轻声打断了海布伦，“你看迷幻蘑菇发生了什么？”

拉尼尔指的是美国政府对精神药物的禁令。由于使用裸头卓碱被认定为非法，他的几个朋友都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即将戛然而止。拉尼尔提到了特伦斯·麦坎拿（Terence McKenna）。“我真的很担心虚拟现实可能会成为非法的。”这位28岁的企业家叹着气说道^[59]。

至少从这位开拓者的角度看来，虚拟现实装置确实提供了一种精神刺激。在他的设想中，使用他的可穿戴技术的用户可选择成为虚拟现实中的任何事物。例如，一名用户可以选择成为一只猫：当用户在现实世界中微笑时，该装置会读取他的面部表情，因此虚拟世界里的猫也会微笑。真实身体的动作、姿势以及面部表情，不管多么微妙，都能控制虚拟躯体。这一虚拟躯体可能是一条山脉，或是沙滩上的鹅卵石、一个星系或者一架钢琴。“我曾考虑过变成一架钢琴，”拉尼尔告诉他的客人，“我对于成为一种乐器十分感兴趣。”但这点甚至并不值得多么关注，他认为：

某个瞬间，你可以变成空中的一颗彗星，然后逐渐演变为一只比地球还大的蜘蛛，从高空中俯视着你所有的朋友^[60]。

克拉克1961年提出的关于成为一艘太空飞船或者一个电视网络的设想似乎并不那么遥远了，并且《2001：太空漫游》中光怪陆离的场景突然变得合乎情理了。

拉尼尔再三强调他的新技术的社交潜力。戴着护目镜和手套比起看电视更像是在使用手机，它是一条双向通道、一段共享的经历、一种社交的方式，只是更为激烈。他猜想，启动虚拟现实引擎就像做了一个协同式的清醒之梦。“这就像是有共享的幻觉，只不过你可以像艺术作品一样组合它们。”拉尼尔告诉他的客人^[61]。

VR甚至比迷幻剂更好，因为从定义上来讲，它是一种社交体验，而并非是化学药物引发的感官孤立。这种影响将完全是积极正面的。拉尼尔相信他的新技术将“恢复一种因共同分享的神话而改变的人们对现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几乎在每一个文明或文化中对大父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护目镜手套技术的最初开发目标是让F-16战斗机的飞行员更具致命性。但是现在拉尼尔确信，该技术“具有带来同情和减少暴力的倾向”^[62]。

的确，这种精神上的比喻开始主导有关虚拟现实的辩论。肯·高夫曼，又名R.U.天狼星，是《高边疆》这本官方迷幻杂志的主编以及旧金山出版界的坏孩子，也是拉尼尔的朋友。他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篇反主流文化版本的关于虚拟空间的非学术性文章，该文章于1988年夏天在充满了迷幻剂和技术色彩的地下刊物《高边疆》上发表了。当时，这一杂志已更名为《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

斯图尔特·布兰德获取工具之途径的哲学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潮流杂志全部都是一些迷幻剂、思维机器和“人工现实技术”相关的内容。如果这些与思维拓展的链接还不够清晰，那么一个报道了这种新科技的人让这种链接变得确凿无疑了：声名狼藉的提摩西·利瑞。他以一幅迷幻般的景象进行了示意：一个男人端坐在一台私人计算机前，这台机器是他通往迷幻精神世界的访问入口，而一尊佛像在俯视着这位“网虫” 利瑞所说的是这位计算机用户^[63]。

这种科技是全新的，并且之前从未在任何杂志或者新闻中报道过。利瑞向《现实黑客》的读者介绍了这种头盔式液晶显示器、头部跟踪、三维立体音响设备、语音和手势输入以及VPL的手套原型等科技。这位迷幻大师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工业化的网络时代”（post-industrial cyber-era）。该杂志报道称，现实世界正在失去它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几个月后，《纽约时报》成为报道这一趋势的第一家大型国家级杂志。“你和你的爱人交换视角，这样你们就能彼此了解对方的观点。”拉尼尔告诉这家美国媒体大亨，“这是一件令人惊异又意义深远的事情。”^[64]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赛博朋克、吉布森的故事，以及虚拟空间是如何关联起来的。1988年9月，这一局面在欧特克公司发生了变化。欧特克在当时是一家成立了6年的公司，总部位于索萨利托，专门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这是一种在屏幕上显示3D物体的技术。约翰·沃克尔（John Walker）是欧特克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公司的领导人物之一。这位程序员因人们将计算机称为“电子大脑”（Electronic Brains）而感到十分沮丧。在沃克尔看来，这种说法是将机器尚不具备的特征归算到了它们身上。“当你与一台计算机交互时，你并不是在与另外一个人对话，”他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上写道，“你是在探索另外一个世界。”^[65]

但用户界面是个麻烦的问题，用户如何与机器进行交互要比计算机本身更重要。在沃克尔看来人机界面的历史已具备了发生变革的成熟条件。是的，近年来获得了许多新的发展，从插件板到打孔卡片，从分时共享到菜单栏，而现在我们有了图形控件和窗口。但是鼠标并不能“令用户穿过屏幕进入计算机内部”，沃尔克对此感到遗憾。就在两周前，他已经读到了空军全新的头盔式显示器相关的内容：由“星球大战”启发的“锐眼”，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6]。

同吉布森一样，沃克尔现在需要为这个综合集成的领域命名。他将虚拟现实斥责为一种矛盾的说法，然后提议了“赛博空间”这个名字。沃克尔指出，吉布森误用了“cyber”这个词根，因为他谈论的是计算机而不是控制。因此他建议恢复该单词的希腊语本源，他甚至在欧特克的白皮书上写下了该词的希腊语。“既然我谈论的是人机交互，”沃克尔写道，“那我可以说，‘赛博空间’指的是会发生控制论反馈和控制的一片三维区域。”^[67]欧特克试图将该术语登记注册为商标，但最终无果。威廉·吉布森对此感到窘迫不堪并开玩笑地威胁道，要提交一个登记名为“埃里克·古利克森（Eric Gullichsen）”的商标申请进行报复。埃里克是当时欧特克项目的主管程序员^[68]。

1989年春天，科幻小说、药物和新兴的计算机科技在湾区风行一时。因此，斯图尔特·布兰德，这位控制论先驱同时也是格雷戈里·贝森特的忠实信徒，决定走在前列，把这个机灵的单词从科幻小说和模糊的启动备忘录中拎出来：将“赛博空间”作为其《全球评论》杂志夏季刊头条新闻的标题。为了报道这个故事，布兰德带着几个曾在欧特克公司工作的朋友来到了NASA著名的艾姆斯研究中心，该中心位于旧金山以南约半小时车程的山景城。艾姆斯研究中心的新闻发布人员带着这群嬉皮士研究员进入了实验室。在那里，他们戴上了当时公开可见的最为先进的虚拟现实装置（当时，空军的工作远远领先于NASA的研究，但大多仍在保密中）。而布兰德只感到了惊讶：

当我们进入虚拟现实的世界时，大多数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手，然后像个酩酊大醉的孩子一样满世界发问：“你真的、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手吗？”[69]

这相当壮观。可穿戴设备以及它们所模拟出的非常完美的虚拟现实将使人类操作员摆脱办公桌、屏幕、鼠标和纠缠不清的电线。这一新兴科技承诺了能够在人体内部、原子内部，或者原本只存在于设计规划图上的建筑内部进行移动的新方式。虚拟现实将变革工业设计、医学、建筑、太空探索、娱乐、教育、游戏，甚至是性。“我已看到未来，并在其中飞翔！”布兰德在他自己的杂志中写道。“我几乎在瞬间就失去了我的身体，只是作为一个指令装置（终极鼠标），并像天使一般彻底地享受生活。哦，欲望的翅膀！”他欣喜若狂地说道^[70]。

但这一切都还仅限于理论。所有那些关于虚拟现实之中的社会交互的大胆宣言都还只是设想，它从未实现，实际的技术还未能达到这点。在实际应用中，拉尼尔的赛博空间仍是一种孤独的体验。计算能力和宽带的限制并不允许在手套和眼机之间真正实现交互体验（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内不可能实现）。当然，这一限制并不能阻止其狂热的爱好者们，甚至连《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也迷恋这种想法，迫不及待地重复拉尼尔对其采访者的声明：他的装置和目镜不亚于“电子LSD”^[71]。这位年轻的企业家似乎不再害怕这一新兴的精神迷幻装置将被取缔。逃避现实的可能性、逃避进一个合成的思维世界的可能性，太具吸引力了以致使人无法抗拒。

拉尼尔在一辆逃亡的车上见到了提摩西·利瑞。这位VPL创始人当时的女朋友认识利瑞。某天，利瑞正在伊沙兰学院主持一整周的研讨会。但由于某些原因，他想要中途离开。他给拉尼尔的女朋友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接他出去。他有一个处在待命中的冒充者，所以他希望拉尼尔他们能将假冒的利瑞偷运进来并将真正的利瑞偷运出去。为减少这一调换引发的嫌疑，拉尼尔和他的女朋友从湾区开来了两辆车，飞驰而来并将利瑞带了出去。在伊沙兰学院研讨会现场，没人注意到这件事。“观众们都沉醉在研讨会的讨论中。”拉尼尔回忆道^[72]。

利瑞因其对迷幻剂药物的率先使用和研究而出名。然而事后看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才发现自己在描述大脑如何工作方面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是，这位心理学家在得到他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时获得了顿悟。他突然明白，控制论术语是描述思维和大脑之运作机理的理想语言，那个他曾于1983年在伯克利大学谈论的“人体生物计算机”，登上了杂志《高边疆》的封面报道。将人体比作制造而成的人工制品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利瑞认为，水利工程可帮助我们理解人体运作，心脏可视作带有阀门和管道的泵，血管可视作一种循环系统。现在，控制论使得我们理解大脑中的管道成为可能。对利瑞而言，联网的计算机即是思维本身的操作系统。数以百万的美国年轻人都认为“理解和操作思维的最佳模型来自对迷幻剂和控制论文化的糅合”^[73]。

利瑞在大学里举办的演讲非常火爆。例如在索诺马州立大学（Sonoma State University）发放的宣传材料是一个真实的LSD药包，一个装了不祥的可吞咽方糖的塑料袋^[74]。这当然是一种公关噱头。目前，这位LSD大师对可穿戴技术更感兴趣。他的演讲类似于“从LSD到虚拟现实”。“这种计算机屏幕可产生变形吗？”他会问学生，“是否有数字感应的‘高潮’？”^[75]。都是一些反问句。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 或在不久的将来会是肯定的。

利瑞确信，一台计算机的主要使命不仅是成为一台个人计算机，而且要联网：提供人际沟通。计算机网络即代表自由：“个人和小团体会主动地开始学习如何编码、改编、启动、激活，并格式化他们自己的大脑。”^[76]利瑞的言论感染并吸引了大批的学生。“我们是正在爬向控制论世界中心的生物，”他告诉这些学生们，“但是控制论是这个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础。物质仅仅是冻结的信息。”^[77]

利瑞的语言与一种正在涌现的亚文化产生了共鸣。“感恩而死”乐队的作曲家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曾将利瑞比作矿井中的金丝雀^[1]，以表示无论利瑞对什么感兴趣，几年之后都将成为大众文化的兴趣所在^[78]。湾区的几家公司都看中了利瑞的市场潜力。欧特克公司问他是否愿意将他们对赛博空间的愿景制成一段宣传视频。“我们相信这一科技是必然的趋势。”埃里克·里昂（Eric Lyons）说^[79]，他是这家总部位于索萨利托的公司的技术总监。利瑞了解这点，他同意了。

“赛博空间的概念，即在计算机屏幕的另一边创造现实，在人类的辉煌发展历程中翻开了激动人心的新篇章。”利瑞身穿灰色西装仪表堂堂地坐在一堵灰墙前，以其典型的温文尔雅的声音说道。他简直令人着迷。他指出，在我们大脑内部的某个地方，存在一个需要被“访问、启动、打开并激活”的奇妙且新颖的世界。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先知，甚至看起来也像。利瑞认为，千百年来，这类激活是通过瑜伽、冥想、音乐、舞蹈、药物或者其他神秘的经历实现的。从这种经历中恢复过来的男人和女人无法表达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经历过大脑探索之旅的人们会简单地惊叹道：“哇！”并试图寻找一种语言来描述它。利瑞的“哇”听起来相当有说服力。有时杰出的艺术家会在看到一张照片时获得这种经历，他又补充道^[80]。

现在技术正改变这一切。利瑞由此明白了两件事情：大脑是一台计算机。大脑不仅仅能被比作是计算机。它不仅仅以类似于一台计算机的方式运作。它“就是”计算机。并且他非常清楚，因为大脑是一台计算机，因此它可与其他计算机进行连通：“在20世纪末的当下，欧特克公司的一群探险家们已经为我们组装好并提供了可以在控制论世界畅游的硬件和软件。”在此之前，所有的计算机用户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鼻子抵在计算机屏幕上，以窥视另一个世界，就像是在游览一个水族馆。但是现在，利瑞说，有了新的硬件和软件，用户可以真实地走到玻璃的另一边并畅游其中，与其他人解逅。“这就是赛博空间，”他总结道，“一个很棒的地方。”^[81]

对利瑞来说，赛博空间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虚拟现实世界不受任何限制，”他在1990年告诉一位采访者，力证数据手套和数据服装就是未来，“穿上计算机服装在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媲美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穿上外衣。”^[82]利瑞听说过维纳和贝特森，但可能发现他们的著作太过令人费解了。利瑞是个实干家，也是个感性的男人。这位迷幻剂大师的众多演讲和文章都诙谐有趣且鼓舞人心，但也是散漫和杂乱的。或许，在没有认识到这点的情况下，利瑞已经完全吸收了过去几十年里出现过的控制论神话：

电话、电报、电传、汽车、喷气式飞机……今天，在工业时代的末日，在控制论时代的黎明，计算机行业的大多数数字工程师和管理者并未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无限存储的信息包围着的赛博文化中，任何配备了赛博装置的个人都可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数字或录音资料^[83]。

利瑞甚至利用了克莱因斯在其1960年里程碑式的文章中用于表示赛博格的同一幅图像。对利瑞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反主流文化来说，“赛博服装”是一种“突变的科技”。个体的大脑现在能够体验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经历了，就像腿和肺之类的“陆件”（landware）已允许最初的鱼类离开水面，并体验全新的经历。

受到这种炒作的吸引，利瑞的一名崇拜者，“感恩而死”乐队的词作者约翰·佩里·巴洛想要亲自体验一下。他知道，交互界面一直都是麻烦所在。在1990年之前的20年里，人类与“这些神奇的盒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最开始是简陋的使用批量处理打孔卡片作为输入设备，使用简单的打印机作为输出设备，即维纳第一次与计算机进行交互时用到的那款打印机。然后是空军SAGE系统里的光枪，以及键盘、鼠标和拉尼尔的数据手套，可将信息读入机器，而将图形操作系统、分辨率越来越高的屏幕、甚至是空军的头盔式显示器等作为机器中信息的输出设备。

但是用户和计算机之间的连接设备仍然是缓慢且相当笨拙的。巴洛认为，交互界面是“思维机器之间的信息屏障”，它的解决方案看起来相当简单：这一屏障应该被消除。

这些从我们指尖流入计算机的数字细流苍白地反映了产生它的那些思想，在到达CPU之前，以一个与其吞吐量极为不符的速度运行^[84]。

人体CPU的运行速度一直都很快，而机器的CPU正在变得更快，但两者之间的连接仍然只是“涓涓细流”。更糟糕的是，人机交互的速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这种交互还只是二维的，并未涉及实际的空间。然而巴洛非常确信，人类记忆的是三维空间中发生的事情。是时候采取一些措施了。

因此，巴洛来到了欧特克公司寻找答案。在那里，约翰·沃克尔带巴洛“穿过了观赏玻璃”，就像他在1988年欧特克公司时在其内部备忘录上写的那样。“如果赛博空间真正代表了下一代的人类与计算机交互，”沃克尔在那天告诉巴洛，“它将象征着自个人计算机发展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85]

沃克尔给巴洛连上这一当时最为先进的设备。制造幻觉的机器是一台运行着微软Windows 2.1系统的康柏（Compaq）386，同时搭配一对Matrox图形处理器；输出设备是一副VPL眼机，眼机带有两个显示屏可校正视差以便找到合适的视角。当巴洛转动他的头部时，一个布莱姆斯公司的磁传感器会跟踪并测量这一动作。随后，图形引擎会在尽可能减少滞后的情况下使用这一动作数据调整巴洛看到的影像。在输入方面，他在右手上戴了一个VPL数据手套，这个手套也连接到了布莱姆斯公司的定位传感器上。

这两种传感器实时地将巴洛的头部位置数据和他的右手位置数据传达给康柏处理器。如果软件运行正常，巴洛就能看到他右手所在的位置。当他握拳或者伸出食指时，手套每个手指上缝入的光纤电缆就会弯曲（或伸直），指关节和关节处的光会逃脱，从而将单个手指的位置传递给CPU。然后计算机就能够既使用手部位置数据作为输入指令，同时又能通过显示器将手势返回给巴洛。

“突然，我没有身体了。”这位来自怀俄明州的前牛仔在结束了他在赛博空间这个新领域的第一次长途跋涉后说。

构成了我肉身的那些老化的废墟最后剩下的仅仅是一只漂浮在我面前的金色之手，像麦克白的匕首一样^[2]。我点了下手指，把它移动到办公室靠墙的书架上^[86]。

巴洛试图拿起一本书，但是他的手却穿过了这本书，仿佛书并不存在。“在书中握住拳头，你就能拿起它。”一个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女性声音说道。它是欧特克公司的一位雇员。巴洛按照他被告知的方式去做了，在真实的手套中握拳，然后再次移动他的虚拟手，随后这本书便赫然嵌入手中了。“我打开手并撤回。”神奇的是，那本书仍然悬停在书架上，盘旋于赛博空间的虚无之中。

物理空间中，巴洛仍站在一个小房间里，佩戴着护目镜和手套。但在他的虚拟现实世界中，他正在探索一间办公室。他令虚拟手向上指，然后他就像飞似的升了起来，急速上升并直接穿过了一个高架横梁。升入几百英尺的高空之后，他转身低头，看到的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情况，像是盘旋在某种未定义的空间里。他感觉到了阵阵孤独并决定掉头回到办公楼里。他令戴着手套的手向下指，但却落得太快了。“我直接穿过办公室的地板坠入了地下无尽的靛蓝之中。”恐慌之中，他试图回忆要如何才能停止坠落。但是他并不能控制他的身体。“我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87]

除了激动人心，它似乎也没什么了。巴洛需要看看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一些他所认识的人。他打电话给杰里·加西亚（JerryGarcia），“感恩而死”乐队的主唱、作曲者以及主吉他手，问加西亚是否对一场赛博空间的演示感兴趣。“什么时候？”加西亚应道。巴洛让加西亚戴上护目镜和手套，并直接深入了虚拟空间之中。当加西亚回到他所习惯的现实时，巴洛想知道加西亚的感觉如何。“嗯。”加西亚说，“他们取缔了LSD的使用。让我们看看他们对虚拟现实会做些什么，这将非常有趣。”^[88]

当时的这种科技药物类比在整个亚文化连同其刊物中都非常流行。“以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最接近虚拟现实的类比是迷幻剂。”巴洛在这年夏天的《盟多2000》（Mondo 2000）杂志中写道。这本热销的新兴赛博朋克杂志是《高边疆》和《现实黑客》杂志的继任者，它仍由住在郁郁葱葱的伯克利山上一座别墅里的同一位工作人员管理。“赛博空间中早已满是欢欣雀跃的瘾君子。”巴洛说^[89]。

事实上，这种类比如此普遍，以致后来它有了自己的专用描述术语，“赛博迷幻”（cyberdelic）。“它是认识论专家们的迪斯尼乐园。”巴洛写道。这段经历是如此离奇，以致他可能会将其描述为一段迷幻之旅。在贝森特的《朝向思维生态学》于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时，他也曾读过这本书。巴洛开始看到“自然界中存在一种基本语法。”他间接地写道^[90]。当他戴上那些VR装置时，那位英国的控制论哲学家突然在他脑海中再次浮现。“格雷戈里·贝特森会喜欢这个的。”巴洛想。

它不仅是耀眼的，也是革命性的。“对赛博空间的殖民统治即将开始。”这位拓荒者在《盟多2000》杂志中写道。^[91]

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赛博空间真正的殖民化始于一台相当原始的设备：康懋达64（Commodore 64，C-64）。当然，并不是真的有人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殖民活动，而是一种计算机“化身”。实际上，一款早期游戏《栖息地》（Habitat）的创造者 奇普·莫宁斯塔（Chip Morningstar）和伦道夫·法默（Randolph Farmer） 提出了赛博空间殖民化的想法，并在游戏中提出了“阿凡达”（avatar，化身）一词。

《栖息地》的第一个版本是为C-64量身制作的。C-64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款常见的家用计算机。但对游戏开发者而言，这款计算机看起来却很“可笑”^[92]。这款游戏可谓野心勃勃。卢卡斯影业游戏公司，即设计了空军虚拟世界的这家公司，设想会有2万个游戏用户，并计划将这一数字扩展到不低于5万。用两位开发骨干在1990年的话来说，所有这些人（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人口）将“在同一个共享的赛博空间”中相遇。游戏将保持实时交互。用户可以“玩游戏、去冒险、谈情说爱、结婚、离婚、创业、成立教派、发动战争、发起抗议并体验自治”，莫宁斯塔和法默在一篇关于他们开创性游戏之教程的著名论文中写道^[93]。

莫宁斯塔和法默发现，大部分令人激动不已的赛博空间相关技术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段日子里实现的，这非常令人兴奋且鼓舞人心，但是也被用错了地方。他们并不欣赏数据手套和头盔式显示器“近乎神秘的快感”。在这两位游戏开发者看来，硬件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赛博空间并不是要体验硬件，而是要体验人群。这也是文奇会在工程师中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他是少数能够理解输入输出设备之缓慢笨重特性的科幻作家之一。“这种输入输出设备是非常低效率的。”文奇后来说道，以解释他对《真名实姓》这本小说的构思。“它们依赖于观察者的想象力来填补其空白，就像你在阅读一本书时会做的那样。”^[94]

《栖息地》有意代表现实世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游戏的设计师为这款虚构游戏随意增加了些许童年时代的回忆，“带着一点荒谬和一点赛博朋克的味道”。理所当然地，他们在游戏中使用了在当时被称为“面向对象的编程”（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的卓越技术技能。他们所面向的对象是指《栖息地》世界里的家居设备：房屋、树木、花园、邮箱、书本、房门、圆规，还有一些更具争议的对象，比如棍棒和刀枪等。由玩家控制的游戏里的微小卡通人物，可以使用存储在玩家银行账号里的游戏“代币”购买和出售这些物品。代币（Tokens）是《栖息地》国度的流通货币，通常简记为“T”。对于每一位加入《栖息地》的新玩家，游戏都会创建或“孵化”一个阿凡达，并在玩家的个人账户上存放2000T的启动资金。玩家每在游戏中登录一天，他们的金钱就会增长100T。

这款游戏的设计受到了科幻小说的启发，“尤其是弗诺·文奇的小说《真名实姓》。”游戏的设计师解释^[95]。ATMs，在《栖息地》中代表“自动代币机器”（automatic token machines），是游戏玩家取钱的地方。代币是一种塑料硬币，稍大于一枚25美分硬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游戏币的正面印着弗诺·文奇的肖像，背面使用铭词“菲亚特金钱”（Fiat Lucre）和一句话“单程有效”（Good for one fare）进行了装饰。但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细节只能在手册中加以解释，而到了C-64笨拙、弯曲、低分辨率的屏幕上就消失了，而且这款计算机启动时会伴随着一声费力且尖锐的“哔”，而且，它从未停止过闪烁。

阿凡达的想法源自莫宁斯塔和法默对控制论的失望，源自一种已失去的希望，或许是一种已失落的恐惧。“没人知道如何制作一台接近一个真实人类之复杂度的自动机，更不用说接近一个真实社会了。”两人在当时写道。因此他们决定自己甚至不该尝试。“当时，我们采取阿凡达的方法，甚至都不算是对制造自动机的尝试，而是利用这种计算媒介增强现实中人们的沟通信道。”^[96]方法就是使用小型卡通人物代表虚拟世界里的玩家。

莫宁斯塔和法默经常在卢卡斯影业游戏公司的各个办公室里四处走动，交流并讨论如何命名游戏中的物品，例如“ATM”这种代币机器。莫宁斯塔一直热爱阅读，他曾读到过印度教（Hindu）中“阿凡达”（avatāra）相关的内容，他知道该单词代表着降落或者出现在地球上的神明。在他的记忆里，当神话中连接天堂与世界的绳索突然断掉时，阿凡达就会被拉回去。

这一形象对卢卡斯影业游戏公司的开发者起到了非常好的启迪。莫宁斯塔回忆：“这种与神明连接的感觉使我爱上了它。”^[97]神明是C-64计算机前的真实玩家，阿凡达代表着游戏中的用户，连通两者的神秘绳索是连接到计算机调制解调器上的电话线。“毫不夸张地说，你将通过这条神秘的线路走进这款游戏。”法默补充说，“阿凡达是神的化身，是玩家在网络世界的化身。”^[98]

这一计算机游戏成为一款经典之作。卢卡斯影业公司的开发者们针对赛博空间及其表现所采取的方法与VPL那些虚拟空间的开拓者们非常不同：他们重视低宽带甚于高宽带。《栖息地》中的化身与人类和机器保持松散，而不是紧密地耦合。莫宁斯塔和法默想要摆脱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束缚，从而允许更加丰富的社会化活动。他们认为，这才是赛博空间的意义所在：“赛博空间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对虚拟环境的共享性，而不是那种把用户送入虚拟环境之中的显示技术。”他们对此深信不疑^[99]。

赛博空间的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虚拟世界需要被建立起来；归根结底，赛博空间环境依然是人为建造的环境。自然而然地，建筑师们开始对这种新世界的构建产生了兴趣。迈克尔·本尼迪克特（Michael Benedikt）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一位建筑学教授，他也曾受到威廉·吉布森作品的启迪。在他看来，“赛博空间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绽放的想法”^[100]。

是时候围绕赛博空间的可能性展开探讨并召开一场大型的学术会议了。因此，本尼迪克特主动联系了吉布森，并邀请他加入了一个四人会议委员组。这位科幻小说家欣然同意。1989年夏天，本尼迪克特开始群策群力地征集第一次大会的主导思想。他在邮件中声明强调，这次会议“不是要推动界面技术”。相反，本尼迪克特写道：“它是关于赛博空间作为一个独立领域之本质的会议。”^[101]

这一议题对本尼迪克特来说易如反掌，他是一位建筑师。“设计赛博空间，说到底，就是设计一个新的世界。”他写道^[102]。而且本尼迪克特认为，赛博空间并不是人们刚刚发现的一件完整的东西，而是需要一个实体一个实体地进行构建。“从一个奇特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在这种世界里，没有天气、没有雨水，也没有重力。”他回忆道。甚至其中的物理定律都是可调的，它也没有什么建筑规则。它的可能性仅受到心理学之限制，受到用户能够处理的迷惑程度之限制。

本尼迪克特的第一次会议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事后来看，它代表了一种赛博空间象征含义的转变：1990年5月4日至5日，在得克萨斯的奥斯汀，赛博空间的含义超越了虚拟现实。

本尼迪克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组织这次会议。最终，在1990年5月的第一周，得克萨斯大学的建筑学院和计算机科学系联合主办了这次会议，参会费用是115美元。本尼迪克特的一个学生建议仅通过电子邮件来宣传这次会议，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令组织者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收到了来自艺术家、技术专家、计算机科学家、企业家、建筑师和社会学家等的60余篇论文摘要，其中许多人是WELL的成员，还有一些人员来自于遥远的瑞典和意大利。当这些人乘坐飞机真的到达奥斯汀时，组织者们再次被震惊了，因为他们就像是从赛博空间中走出来的一样。50名与会者中的几位人员即将进行并主导随后发生的辩论，包括才华横溢的作家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和科幻小说巨匠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后者因《镜影》（Mirrorshades）而闻名于世，这是一本定义了赛博朋克流派的诗集。

约翰·佩里·巴洛是最先做出回应的人员之一，他用邮件回复了一个抽象的标题“赛博空间中的音乐”（Music in Cyberspace）。这位“感恩而死”乐队的曲作者指出，他的乐队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模糊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界限。巴洛特意谈到，杰伦·拉尼尔的数据手套已被开发成这位吉他手（拉尼尔）所想要的实现其愿望的一种方式。随后他问道：“我们是否可以开发出一种共享赛博空间的系统，在这一空间中乐队和观众可以即兴聚会并‘加入到音乐演奏会（jam）之中’？”当本尼迪克特和吉布森读到巴洛的摘要时，他们被搞糊涂了。本尼迪克特并不认识他，而巴洛仅有的学术证明是“一位曲作者”。“我们差点没有邀请他，因为他看起来很疯狂。”本尼迪克特回忆道，但却是一种积极的疯狂。他们很快就同意了：“这家伙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我们需要他。”^[103]

在5月4日这个美丽的星期五早晨9点，观众喝完咖啡后聚集在了弗劳恩学术中心（Flawn Academic Center），这是一个巨大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白色立方体，以窗户作为装饰，悬停在柱子上俯视着地面风景，它本身就是20世纪60年代太空时代的一个象征。一位发言人在会后注意到，这一建筑的设置颇具启发性：“就好像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舞台正慢慢地转向90年代的计算机存在主义舞台。”^[104]

会议的开场报告之一是妮科尔·斯坦格（Nicole Stenger）的《思维是一条耗散的彩虹》（Mind Is a Leaking Rainbow），她是一位法裔美国艺术家，同时也是MIT阵地的一位虚拟现实先驱。斯坦格是一位有着深邃眼神、带着古怪耳环以及留着金色长卷发的迷人女士，她在36人的群体合影中非常显眼。“对赛博空间的探索将成为人类进入幻觉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旅行。”她带着浓重的法式口音说道，引起了观众席里面许多WELL成员的共鸣。“毫不夸张地说，赛博空间可被视为新式的原子弹，是太平洋上空的一场焰火，它将在永恒之墙上投射出我们虚无的自我印记。”斯坦格这样告诉那些观众^[105]。她的演讲更多的是表演艺术而非学术知识。这是一场精心制作的演讲，并在后来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和频繁的引用。

“在数据手套的另一边，”她说，“我们成为散发着彩色光芒的移动生物，涌动着金色颗粒。”讲到这儿，一些技术专家的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但斯坦格却泰然自若，“我们都将成为天使，永恒的天使！高度不稳定兼具相反性质的天使，在计算机内存中是难以被忘记的。在赛博空间这一由像素组成的立体堡垒中，我们将如同在梦里一样可成为一切事物：恶龙、公主和刀剑。”^[106]

斯坦格把赛博空间的崛起与《创世纪》对最初几日的描绘进行了类比：

在这个原始的花园里，一个人造的太阳将会升起，有内心深处的声音在低语，无形的吻在空中盘旋，你会感觉是倘徉在重新构建的皮草中。对失明的游吟诗人和目光短浅的神童们来说，赛博空间的感觉就像是天堂^[107]！

她艺术性的表现与那些稍显枯燥的学术演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棉花糖般美味的幻想世界之果实，东西方恩典的环礁。欲望的喃喃细语在灯光中流转，低声诉说着全世界梦中情人的名字：劳拉（Laure）、碧翠丝（Beatrice）、彼得·潘（Peter Pan）、约翰·列侬（John Lennon）。”她解释道，“赛博空间将感觉像是天堂！”^[108]

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和讲究实际的工程师们无法相信他们听到的话语。这位金发的法国艺术家甚至不确定性别是否还将以其自然的形态存在。她怀疑：“如果只是在赛博空间中交流，你的男朋友怎么知道几周以来你一直穿的都是睡衣……你将不再需要避孕套，赛博空间将成为避孕套。”^[109]

这种想法与观众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共鸣。A.R.斯通（Allucquere Rosanne Stone），一位早期的变性表演艺术家和媒体学者，后来组织了第二次赛博空间大会。她在1990年奥斯汀会议上展示的论文即将成为阅读最为广泛、引用最为频繁的论文之一。“要成为一个赛博格，就是要把诱惑且危险的赛博空间当作一件衣服，就是要换上女人身。”斯通说。她认为，赛博空间既脱离现实，但也赋予了人们新的现实。

当这一充电的、多性别的、虚幻的空间压缩进控制台上牛仔的物理躯体中时，伴随这一重构和改造的身体而来的强烈触感构成了人们口中所说的控制论行为的诱人特质^[110]。

莫宁斯塔和法默，研发了第一代真正被投入使用的虚拟世界的两位工程师，也在观众席上坐着。对这两位游戏开发者而言，这些人简直像是在异想天开。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天哪！”莫宁斯塔对法默说，“我快要跟不上节奏了。”^[111]

莫宁斯塔和法默在下午做了报告。他们解释了在有限处理能力和低速宽带下建造虚拟环境的困难。他们的演讲是以一种亲身实践的方式进行的，如同早期移民在谈论如何在新疆域中建造我们的家园。观众们对此兴奋不已。“人们起立鼓掌。”法默在帕洛阿托说道。“他们非常喜爱这次演讲。”莫宁斯塔补充道。

20世纪90年代还处在借助电话接通计算机的时代。因此，巴洛虽然并没有进行演讲，但仍在下面插嘴道，赛博空间就是“你用电话连线进行连接时所处的位置”^[112]。这种言论在奥斯汀引起了哄堂大笑，人们开始在会上使用这句话。与会者一致认为，“如何将自己接入赛博空间”是次要的；头盔和手套，或者键盘和鼠标 这其实并不重要。在奥斯汀大会上，关于赛博空间整体的想法成为一个更抽象的概念、一个隐喻。自此之后，巴洛和莱因戈德以及其他人开始以隐喻的方式谈论“赛博空间”，正如这次参会的学者们所做的那样。该会议的文章编撰而成的书连续数年都是MIT的畅销书之一。

4

新兴的互联网也有其黑暗和丑陋的一面。在举行奥斯汀会议的几个月前，1989年12月，《哈珀》杂志在WELL网站上主持了一个在线会议。杂志的编辑们邀请了40名参会者来讨论有关隐私、黑客行为和非法内容。这一团体是由科技嬉皮士和黑客组成的混合名人录，包括以“全球”系列杂志而闻名的的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凯文·凯利，以及成立过自制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又名Cap'n Crunch 咔嚓船长）也在其中。同他一起的是两名真正的黑客，来自于一个名为“骗局大师（Masters of Deception）”的阴暗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马克·阿贝尼（Mark Abene，又名Phiber Optik 希伯·光学）和曾是“迷幻飞客”（Acid Phreak）的伊莱·拉多普勒斯（Eli Ladopoulos）。约翰·佩里·巴洛作为一位多产的WELL成员，也参与其中。

在讨论某些黑客行为时，巴洛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会上的黑客暗示，开放的系统应该被探索。“你似乎认为，如果一个系统愚蠢到会开放，那入侵它就是你的道德责任。即便在我离家几个月的时候我家里也从不锁门 那这一事实难道就意味着某个人可以进入我家并给我留个教训吗？”^[114]

“巴洛，当你离家时你会让门一直开着？你住在哪里？”“迷幻飞客”反击道。当时辩论者们都在自己的家里，在他们熟悉的环境里联网，这使巴洛胆气大增。“迷幻，我家在怀俄明州派恩代尔北富兰克林街372号。沿着富兰克林街一直向北走，离开主干道，在你走进左边的一片干草地之前，再走两个街区，我是这片地域的最后一家住户。计算机会一直开着。”这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巴洛已经有些受够了。“但你真的是想要暗示你会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吗？难道你只是一个在四处寻找能被简单入侵的地方的小偷吗？你太让我失望了，伙计。尽管你们有着‘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硅谷’那般的豪言壮志，但你并不是赛博朋克，你只是个朋克。”

48小时后，黑客们开始报复。巴洛曾意指“迷幻飞客”和“希伯·光学”只是玩着调制解调器而非滑板的孤独怪异的孩子。但这两个人对这种对比并不感兴趣。“你竟然有胆量敢拿我的天赋与玩滑板的人进行对比。”“光学”反唇相讥道，随后他开始准备在WELL上公开巴洛信用记录的完整副本，任何网站成员都能看到。他曾入侵过TRW，一家记录信用历史的公司。（许多年后，人们把这种公开爆料私人资料的恶作剧将叫作“doxing”。）“我并不是在炫耀，”“光学”补充说，“我只是觉得你趾高气扬的态度令人很讨厌。并且，是的，太幼稚。”^[115]

巴洛感到十分震惊。“我曾蓄着长发在乡间的酒吧吸食迷幻剂时被警察羁押，也曾游走在午夜后的黑人区哈莱姆，但从未有人像那时的‘希伯·光学’一样吓到我。”^[116]

巴洛不是唯一一个受到计算机黑客惊吓的人。巧合的是，美国政府正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非法黑客行为制裁活动^[3]，该活动已经酝酿了两年。“阳光罪恶行动”（Operation Sundevil）是对企业和组织向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投诉黑客行为的回应。据称，黑客滥用长途电话服务和语音邮件系统，并窃取信用卡号码。1990年5月8日，美国特勤局（the US Secret Service）在美国14个城市部署了150多名特工，他们手持搜索证直接向28名黑客的住所发起了袭击。这次突袭共缴获了42台计算机及23000多个软盘、电话测试装备和大量证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这次侦查行动中逮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一名来自匹兹堡的19岁少女以及一名来自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20岁男子^[117]。

那段时间，《哈珀》杂志社的编辑正邀请巴洛和那两位曾把他吓惨了的黑客在曼哈顿的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这位前嬉皮士惊奇地发现这两位“赛博朋克”，这是后来他对两位的称呼，是无恶意的、干净整洁而且追求时尚的 如“情人般的危险”。巴洛问“迷幻飞客”为什么他们选择如此具有危险性的名字，称呼他们自己为“末日军团”（Legion of Doom）。“你不会想要一种梦幻般的像‘采花军团’（Legion of FlowerPickers）或类似的名字。”迷幻回答。“媒体沉迷于末日军团这种类型的名字。”^[118]

晚餐过后，拉多普勒斯向巴洛描绘了1990年1月24日发生的事情，他们在WELL上发生激烈冲突几周之后，一排特勤人员持枪闯入了拉多普勒斯的公寓。当时在家的唯一一个人是他那被吓坏了的年仅12岁的妹妹。这些特工拿走了“迷幻飞客”的计算机、便签、书籍、电话答录机、大型手提式收录机以及全部的录音带集。当他的妈妈下班回到家时，家里乱得一塌糊涂。

这次突袭并不是阳光罪恶行动的一部分，但对巴洛来说没什么区别。他看到了不公平的事件正在发生。更糟糕的是，他看到了美国联邦政府试图染指这一自由和完全开放的虚拟世界。巴洛坐在他怀俄明州派恩代尔的家里，写下了一份行动号召。

1990年秋天，斯图尔特·布兰德发表了巴洛题为“罪行与困惑：超越电子疆域的法律”（Crime and Puzzlement：In Advance of the Law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的文稿^[119]。他讲到了由《哈珀》杂志发起的在WELL上发生讨论，讲到了“迷幻飞客”泄露巴洛个人信息的行为，讲到了愚蠢的FBI特工拜访巴洛位于派恩代尔的家的情节，并讲到了随后发生的政府镇压活动，也就是阳光罪恶行动。

这篇故事采用狂野的西部风格进行了文字意义上的描述。其中的一幅剪影是，6名戴着牛仔帽的亡命黑客，仅露脸部轮廓，日落之后，在一条伸向远方地平线的泥土路上留下长长的身影，他们都在看着一台计算机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仙人掌和仍然冒着烟的射击画面，以及一块钉在篱笆上的标有“禁止非法入侵”的木牌。愚蠢的FBI特工们被描绘成了倒霉的警长形象：胸前别着五角星，带着小丑般的帽子。巴洛写道，WELL是一个“边陲之村”并且“有着开放的边界”，它的边界“难以限定并更难防守”。在砖和水泥筑成的物理世界中的那些清晰的界限：免费语音和免费数据之间的界限，铁丝网环绕的土地和无限再生的财产之间的界限，非法入侵和简单访问之间的界限，在这儿都消失了。

“赛博空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与19世纪的西部有许多共同之处。”巴洛写道。他榨出了这一毫无新意的“狂野西部类比”的每一滴甘露：“它是巨大的、无法绘制的，在文化和法律上模棱两可且语言简洁的……难以在其中四处走动，但供人竞购。”^[120]

是时候采取点行动了。1990年5月，刚从令人激动的奥斯汀会议回来，巴洛立即决定建立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他从米奇·卡普尔（Mitch Kapor），一位富有的硅谷企业家那里取得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将宪法扩展至赛博空间”^[121]。

在1990年这段热血沸腾的日子里，社会上萦绕着强烈的拓荒精神。一个赛博淘金的时代开始了。头脑中想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全球”机构的凯利和布兰德决定，现在到了举办一次神秘活动的时候了^[122]。他们称这次活动为“赛博颂”（Cyberthon）。

“赛博颂”是围绕虚拟现实文化展开的一场持续24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义卖和博览，它在1990年10月的第一个周末举行，地点是在克劳索影业公司（Colossal Pictures）一个大型的仓储工作室中，位于旧金山湾景街区的边缘，紧邻猎人角，旁边是一个废料堆积场。组织者们建造了一个有着10英尺高走廊的令人晕头转向的木制迷宫，为了隐藏蛇洞般盘绕的电缆而悬挂了黑色的幕布，用佩姬·奥伦斯坦的话来说，“有一种故意为之的白天、黑夜、左右方向以及整个经验主义哲学历史的无关紧要性。”她当时是《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杂志的一名记者。（奥伦斯坦的话是圈内对时下流行的经验主义之后现代批判的一个玩笑，与几个月前在本尼迪克特的奥斯汀会议上浮现的观点并无不同）^[123]。

虚拟现实科技的展览被布置在胶合板隔离的小房间里。这间迷宫因机器运作和亢奋的来宾而变得热闹非凡。由于没有足够让400名参观者同时进行体验的虚拟现实硬件，因此主办方举办了一场每小时进行一次的VR抽奖活动，获奖者即可进入那片“应许之地”。威维·葛威（Wavy Gravy），当时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名嬉皮小丑，用一个扩音器来宣布中奖者。大约有300名参观者成功地一睹了虚拟现实的风采。

三家公司提供了它们的主打设备：第八感觉、欧特克和拉尼尔的VPL。参观者能从中看到许多景象：塔希提岛、火星或者三维的人类大脑。在欧特克的展台，参观者可以戴上紧密贴合的护目镜和手套进行体验。他们看到的景象是模糊且颗粒闪烁的，就好像是他们太过靠近地坐在一台老式电视机前。通过后仰头部并仰视仓库上空，他们可以看到一个虚拟的平淡无奇的天空，空中有一条游来游去的鱼儿。TiNi，这家主营触觉反馈的公司，将电极连接到这些好奇的参观者的手指上，按下按钮即可向参观者们的手指发送微型脉冲。这儿还有一间游戏室，用于体验英国街机视频游戏的手持版本。《栖息地》的设计师法默和莫宁斯塔则展示了他们的社交游戏。

当法默向奥伦斯坦解释这款游戏时，随着真人在物理世界中的实际行动，两个卡通人物出现在了实况屏幕上。一个标准配置，身体毫无特征的“男人”说自己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屏幕上的“女人”显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她有着胸部丰满和腰部纤细的迷人身材。

戏剧家和演员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也在会场，当他穿戴上第八感觉公司的机器试图令自己的化身在赛博空间飞起来的时候，他一直在对自己喃喃自语。“它是什么感觉？”奥伦斯坦在他完成体验后问他。“你试一下。”威廉姆斯说。然后他压低嗓音说：“别害怕。”

“有趣吗？”

“是的，以一种眩晕的方式。”威廉姆斯说。

“赛博颂表现了纯粹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风格。”科幻小说作家葛瑞格·金瑟（Gregg Keizer）在现场报道，“自20年前高中毕业后，我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扎染衬衫。”一切都是新鲜且令人兴奋的。金瑟发现，热情、理想主义和天真都非常“感染人”^[125]。所有人都来了。“赛博颂将伯克利瘾君子、科技发烧友、艺术朋克以及那些真正建立了赛博空间的人聚在了一起。”《全球评论》报道到^[126]。

科幻小说巨匠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林也在现场。“这本该是种讽刺，”《神经漫游者》的作者吉布森说，“我并未想到真的会有人走出来并创造这些东西。”^[127]巴洛以及因模拟性交出名的莱因戈德，当然还有《盟多2000》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思维扩展大师特伦斯·麦坎拿和提摩西·利瑞也在那儿，他们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告诉来宾们，所有的现实都是虚幻的。

“这是整个旧金山地区的迷幻剂与计算机科技的汇聚。”艾瑞克·戴维斯（Erik Davis）回忆道，他作为《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杂志的摇滚评论家出席了这次活动^[128]。戴维斯之所以会出席是因为他一直沉迷于迷幻剂以及神秘而又怪诞的宗教思想。一些人开始参照20世纪60年代“快乐的恶作剧者们”，将该活动称呼为“90年代的迷幻测试”（Acid Test of the Nineties）。

VR的功能十分强大。亲自戴上护目镜体验这一新兴科技说服了许多怀疑派。“也许所有关于这种科技以及它将如何改变通信、游戏和工作的神秘讨论一点都不神秘。”金瑟若有所思地说^[129]。奥伦斯坦也回忆了刚到赛博颂迷宫时的感觉，“好奇，但十分自以为是。”确实，她带着一种她所谓的新路德派（neo-Luddite）的优越感。但到了黎明破晓时分，她已经改变了想法。这种头盔式显示器和手套控制并不只是那些留着古怪发型的极客们的一种时尚，这回是真的。

斯图尔特·布兰德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对技术的热情和怀疑的双重态度，在旧金山的夜间赛博展览上向他的客人们发出了警告：“我们必须降低我们的期望。”他指的是虚拟现实科技，“将需要10年才能达到我们今天对技术的期望。”^[130]即便是那样的预测，也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

同年，赛博颂之后不久，杰伦·拉尼尔的VPL公司，虚拟现实的先驱，就申请破产了。公司失败是因其设备会产生眩晕感。但是，这一出人意料的进展竟是有先兆的。这些年来，《盟多2000》的每一期杂志都充满了虚拟现实公司的广告。“这真的是一家令人瞩目的机构。”利瑞这位科技先知如此评论，并如此描绘该杂志：“对于迷幻剂、控制论、文化、自由和艺术相关内容的美丽融合。但它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131]

20世纪90年代初短暂的虚拟现实热潮亦如此，但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1993年时，炒作已被过度消费了。“对VR的狂热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水平，以致如此过度的媒体炒作已经威胁到了VR的进一步发展。”NSA在其内部流通不对外发表的《密码逻辑季刊》（Cryptologic Quarterly）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外行人开始期待科幻小说中描述的能力而不是科学的能力。”^[132]这家规模庞大的美国电子机构总结道。这种亚文化正在逐渐消退。1996年，所有三个标志性的关于赛博朋克时代的杂志均已在衰落：《全球评论》《OMNI》杂志和《盟多2000》都已辉煌不再。

但与此同时，赛博空间正成为主流。随着网络公司热潮在1995年兴起，互联网经历了快速成长。当时世界上不到4000万的用户只能浏览两万多个网站[133]。网景公司（Netscape），第一代浏览器的最初建造者之一，在1995年上市了；雅虎（Yahoo）、亚马逊（Amazon）和易贝（eBay）也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2月8日，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签署了《1996年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这是历史性的一天。60多年来，美国首次更新了它的电信法。

该法案包含了一项极富争议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的《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该法案提出了明确的限制，远超出了禁止向儿童散发色情材料的范围。举例来说，该法案试图限制对堕胎行为的公开辩论，至少在许多社会活动家的眼中是这样的。然而，更具争议的是认定“不得体的”表达有罪。该法案将“不得体”定义为“任何在当代社会标准看来，具有明显冒犯性的关于性活动及其器官或排泄活动及其器官的评论、询问、建议、提议、图像或其他通信信息”。当时，互联网上众多新生网站通过关闭网站48小时的方式进行了抗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认为，该法案强加于网上言论自由的限制违反了宪法。

巴洛对此十分愤慨。他看到，该法案规定“在网上说不严重的脏话将被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他认为是时候“在这个虚拟的港口‘倾茶’^[4]了”。带着典型的宏伟壮丽风格，用巴洛自己的话来说，他向世界宣布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这篇文章的开篇段落已经成为经典：

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赛博空间 一个崭新的思维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要求来自于过去的你们不要打扰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134]。

这个广阔而自由的全球性社会空间将“自然地独立于”政府的暴政。“你们没有道德上的权力来统治我们，你们也没有任何强制措施让我们有真正的理由感到害怕。”巴洛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宣传册中写道。他还把这份宣传册张贴在了WELL的网站上。这位抒情诗人描绘了一个被多次重复但仍然漏洞百出的对于未来的天真设想。巴洛是那种更倾向于基于科幻小说而不是基于科技和政治现状来期待现实的外行人之一。尽管如此，他那封写给世界工业国家政府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成了互联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文件：

赛博空间并不在你们的领地之内。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建造它，仿佛它是一个公共建筑项目。你们不能……

赛博空间由信息传输、关系互动和思想本身构成，排列并形成了我们通信网络中的一个驻波^[5]。我们的世界既无处不在，又虚无缥缈，但它绝不是实体存在的地方。

你们关于财产、表达、身份和迁徙的法律概念及其情境并不适用于我们。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但我们这里并不存在物质实体。

我们的成员没有躯体，所以，与你们不同，我们不用通过物理强制来获得秩序^[135]。

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社区捕捉到了关于赛博空间这一新领域的神话：西海岸的隐私维权人士和东海岸的国防部门。对于前者来说，赛博空间是一个充满自由的空间；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个充满战争的空间。

[1]17世纪，英国人将金丝雀送入矿井中检测矿井里的空气质量，如果金丝雀死了，就说明矿井里的空气已经达到令中毒人的水平。

[2]《麦克白》，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此处意指这就像是在梦境中。

[3]黑客中的败类。

[4]指当年的波士顿事件。 译者注

[5]物理学概念，指波原地振荡而不向前传播的运动状态。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