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即“思考机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间表现是如此的全新和未知，以至于它的发展潜力看起来就像是无限的。新型的思考机器可以计算如何建造摩天大楼，如何进行股票交易以及如何飞到月球。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这些“巨型大脑”是人们正在等待的一个奇迹，它们即将改变一切：战争和工作将变成自动化的；有机体和机器将融合，产生新的生命形式。但是当时的许多对现代化未来的中世纪愿景，比当时实际技术的发展早了几十年。巨大的、填满了整个房间的IBM机器的计算能力非常有限。这台20世纪50年代的巨型思考机器远比半个世纪后出现的微型智能手机笨拙得多。

但事实证明这种机器有近乎无限的隐喻能力。最明显的是与人类大脑的比较。如果思考的机器是一个简化的大脑，那么它的逆向问题实际上是：难道真实的大脑不是一台复杂的机器吗？思维突然变成了可以借助工程学语言理解、描述和分析的某种东西，而控制论则提供了这种语言：输入和输出、负反馈、自调节、平衡、目标和目的。所有这一切突然有了一种像是心灵上的、药物一样的吸引力。

将思维看作机器是令人解脱的。原因很简单。人类能够理解机器、制造机器、控制机器、调整机器、修复机器并改进机器，如果思维只是一种机器，那么人类自然能够理解它、控制它、调整它、修复它并改进它。这样的话，就只是一个正确地找到要拉动的控制杆以及要转动的齿轮的问题，人类心理学将要面对的不再是某种神秘的、未知的、超越普通人理解和想象的事物。

下一个逻辑步骤是扩展这种比较。如果个体思维是一种通过给闭环反馈上油即可进行调整的自我调节系统，那么还有什么也是这样运作的？

诺伯特·维纳和罗斯·阿什比的想法随即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和半宗教式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自动化，或是对机器与人类进行有机结合的恐惧。很快，创新思维的人们超越了硬科学（自然科学）的限制 在反主流文化中尤为明显 发现了控制论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后期，控制论（有时进行了伪装）已如病毒般传播开来。整个社区如同一个整体的系统在运行，许多反主流文化中的先锋人物开始认识到：存在一种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环路的方式，在这个整体系统中，每一件事物都是连通的，由负反馈连通，并保持平衡，与环境甚至是动物和植物以及岩石连接连通，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单独的整体、一颗行星，并通过通信技术缩小为一个村庄。一种名副其实的教派出现了。用《连线》（Wired）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令人难忘的话来说，将社区看作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反馈系统是一种解脱，它很大程度上由一种“失控”的机器理论来驱动。

控制论神话产生了举足轻重的文化影响。维纳的工作，在反主流文化以及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解读过程中，形成了人们对于技术解决方案之坚定信念的最古老且最深厚的根源之一，该信念即将成为硅谷文化的特征。

1

最早受到控制论启发同时也是当时最为杰出的一位作家是L.罗恩·哈伯德（L.Ron Hubbard），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科幻小说作家。哈伯德对这门新科学，尤其是对思维即是一台“思考机器”的想法，十分着迷。

哈伯德也是“探险家俱乐部”（The Explorers Club）的一员。该俱乐部的总部设在纽约，致力于探索考察世界的未知领域。它还有自己的刊物 《探险家杂志》（The Explorers Journal）。在1949年年底发行的冬季刊上，哈伯德开始探索人类思维，这一“在我们前额后面半英寸”的巨大且未知的领域。哈伯德阅读了维纳的著作并深深为之着迷。受到这位MIT教授的启发，即将成为预言家的哈伯德认为“大脑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器”，并明确地告诉同俱乐部的探险家们，他自己提出的方法是通往“控制论”的一座“桥”。工程学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用于穿透这半英寸头盖骨的工具。

“思维能够完成一台计算机所能完成的所有把戏 一台运行良好的计算机做的把戏。”哈伯德写道。但他又说：“善于分析的思维不仅是一台良好的计算机，更是一台完美的计算机。”^[2]因此，哈伯德推断，思维将永不会出错。错误和不完美的人类行为是因为引入了“错误的数据”而导致的，就像一台真正的机器那样。他暗示道，人类的思维本身并没有缺陷，它的确是完美的。但是像其他任何工具一样，它会受到用户错误的支配。

哈伯德后来将该文章中首次概述的这个观点扩展成了一本书：《戴尼提》（Dianetics）。出版于1950年的《戴尼提》即将成为有史以来被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之一。它被翻译成了65种语言，销售超过2000万本。这本680页的巨著成为20世纪最为畅销的励志型平装书之一，同时也是山达基教（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的创立教旨之一^[3]。

哈伯德的例子恰恰表达了其观点的核心想法，他的例子是用一台计算器进行简单的加和计算。输入6次1，你会得到6。这是机器收到正确数字时的情况。但是，如果此时按键“7”被卡住了呢？如果你输入相同的指令，计算器将收到错误的数字（6次7）并显示错误的答案42（作为之前答案的代替）。在按键“7”被卡住的键盘上进行任何计算都将产生错误的结果、错误的输出。

哈伯德确信，错误数据将以同样的方式欺骗人类的思维。“错误的数据进入到机器，机器会给出错误的答案。错误的数据进入人的记忆库，这个人将表现出‘异常的行为’。”哈伯德解释道。这种情况非常简单明了，而且令人感到解脱。异常的人类行为不是由不可改变的思维机制之构建误差引起的，山达基教的核心教义这样暗示。哈伯德鼓吹，心理失常是由无效的输入数据导致的结果。无效输入即等于无效输出。“那么，从本质上讲，解决心理失常的问题就是找到被‘卡住的按键7’的问题。”他写道^[4]。

最早进入这个领域的那些控制论专家们读到这种言论都震惊了。哈伯德和他的一些员工还向大家暗示，维纳非常赞同这门新科学^[5]。当维纳发现这点时，他被激怒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对哈伯德没有丝毫的信心，且从一开始就怀疑哈伯德的诚信^[6]。在一些其他的信中，他将《戴尼提》比作巫术和催眠术 一种18世纪的对于神秘治愈力量的信仰^[7]。维纳对他认为是江湖郎中的人不会显示出丝毫的耐心。1950年7月8日，他给后来成为山达基教创始人的哈伯德写了一封短而简洁的信，仅用“先生”称呼他。

“谨告之，我明确地不赞同你的虚假科学、你的书籍、你的治疗系统、你的山达基教、你自己以及鲍威尔博士。”维纳以愤怒的语气写道，信中的鲍威尔指的是山达基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实地暗示了维纳支持山达基教的事业。维纳是如此的心烦意乱，甚至于无法整齐地打字：“我在此禁止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显性地或暗示性地使用我的名字作为任何或者所有与《戴尼提》相关事物的代言人。”^[8]

哈伯德在两周后做出了回应。“我亲爱的维纳博士，”他以此开头写道，“如果与《戴尼提》有关的任何行为已打扰到您，我对此很抱歉。”^[9]哈伯德承诺未来将不再使用维纳的名字。但他是维纳的一名粉丝，不得不指出控制论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哈伯德告诉维纳：“您的一些结论对《戴尼提》思想的形成有所助益。”并且他向这位教授保证他将“设定方针”不再提到维纳的名字。尽管如此，哈伯德将他自己的新领域 这一几年后将塑造山达基教的精神基础之领域 看作是一门“与控制论吻合得很好”的“工程类科学”，他在1949年12月给MIT另外一位杰出的数学家的信中这样写道^[10]。

这种关联对维纳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闻。他已经浏览过哈伯德的书，书中内容与他自己的工作在表面的相似性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戴尼提》听起来像是一个试图赶上《控制论》浪潮的门外汉的工作。”维纳在1950年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11]。

就在与哈伯德进行过简短交流的两个月后，维纳发布了一份深思熟虑的辩论性警告，以抵对这种伪科学的诱惑。他猛烈地抨击了使用精确的数学语言，但是却不理解自己在说什么的“业余人员的糊涂作品”。维纳将他全部的愤怒留给了他称之为“整体主义”的一套想法。在这一概念中，系统只能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实体而被理解。对他来说，这是最差劲的一门伪科学了。

“让我来描述下另外一种伪科学妖怪的鬼魂：‘整体主义’的妖怪。”他在9月份刊发的一本著名的哲学杂志上写道^[12]。“如果一种现象（sic）只能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他说道，“那它对科学分析就会完全没有任何响应。”如果整体系统对科学分析毫无响应，那么该系统将不能被用于严谨的科学调查：“整体从不受我们所支配。”^[13]这位MIT教授，也许是因为他为自己指责他人的罪行而感到罪过，用看似虚假的愤怒结束了他对于数学语言之虚假使用的抨击：“让我们和这种遗憾的亵渎行为断绝关系！”^[14]

W.格雷·沃尔特，是英国在这个新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有着顽固的科学观念，并对伪科学和骗子同样没有丝毫耐心。他知道那些将各式各样的学科、学校融入更大的一个整体中的频繁尝试，而且他已经看到了控制论的诱惑力。沃尔特，这个在3年后与人共同创办了国际控制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ybernetics）的人，警惕而又谨慎。他在1953年时就警告过大家，“控制论闭环”有发展为邪教的潜力。闭环反馈科学有着如此诱人的吸引力，以至于那些缺乏自律性的头脑将被诱惑加入并连接那些本来不属于同一个整体的领域。他写道，“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合成文化孵化器。”他还将“哈伯德的《戴尼提》”称为“这些邪教”的一个例子^[15]。

沃尔特随后加上了一个引发整个时代之共鸣的警告。他用几近诗意的语言概括了他对该邪教的警告。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仅仅保留和培养那些科学的生长点，而不是以任意的风格进行布置，例如修剪灌木、保持无菌环境或除去那些奇特绽放的花朵等^[16]。

但维纳和沃尔特的警告是徒劳的。机器的普遍理论，即控制论，对太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来讲，都太过强大且太具吸引力了。事实上，它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以至于事实证明，将它留在严肃科学的狭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翻开《心理控制论》（Psyco-Cybernetics）看看（这是一本由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马克斯韦尔·马尔茨于1960年出版的励志型书籍），书的封面设计为小报风格，设置为红色的背景衬托着黑色的大写字母。此书吹嘘，“这位著名整形医生非凡的发现”将帮助读者“逃离生活中无趣、单调的日常”，并“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生命活力”。但这并不是全部。不，阅读马尔茨的魔法书甚至会“让你看起来更年轻，感觉更健康，并且能够更加成功”^[17]！

如果销售额是一个衡量指标，那马尔茨的配方肯定是起作用了。这本书成为了《纽约时报》的长期畅销书，在那份令人垂涎的名单上仅次于《海洛伊丝的家政提示》（Heloise’s Housekeeping Hints）和《我恨烹饪书》（I Hate to Cook Book）。直到21世纪初，该书销售已超过3000万本^[18]。马尔茨的作品在昂贵的励志类题材中已经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如果说真的有人推广了控制论理论的话，那肯定是这位与胸部打交道的医生（Doctor），而不是与数字打交道的博士们（Doctor）。

马尔茨的惊人成功阐明了控制论的吸引力。当读到维纳的《控制论》时，他产生了一种对事物真谛的顿悟。马尔茨解释，任何一位优秀的整形医生，也必须是一名心理学家，不管他或者她是否愿意。整形手术不仅改变了男性的外貌或女性的身材。整形手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未来、行为、性格，有时甚至是其基本技能和才华。改变某个人鼻子的形状必然会影响这个人“内在的自我”，正如马尔茨所看到的那样。这位医生意识到，他的工作附加了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承担这项责任即意味着理解人们的自我，以及理解身体如何与个人内在的自我进行交互。在对这种思维身体问题进行探索的追求中，这位外科整形医生四处游历并进行了大量交叉学科的研究。最终，他回忆道：“我在控制论这门新科学中找到了大部分我所需要的答案。”^[19]

因此，受到闭环反馈和自动化这些新科学的启发，马尔茨将身体看作是一台储藏着人类思维的机器。通过手术来改变机器，他将同时改变人类的思维。这位医生新的见解令他更进一步。马尔茨意识到，控制论的新科学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说明并不存在潜意识这种东西。与精神分析学家不同，马尔茨并不认为人类灵魂是一个复杂且难以理解的、被令人不快的童年经验和隐藏于深处的长期恐惧搞砸了的生物系统。弗洛伊德和荣格（Jung）是错误的；导弹工程师是正确的。

正如马尔茨在他这本300页的书里要告诉读者的，大脑是一种目标寻找机制，该机制自动运行以实现一定的目标。“这非常像自动瞄准的鱼雷或是导弹搜索其目标并引导其路线（的做法）。”这位外科整形医生写道，这把他的概念与维纳最初关于防空预测器和自动导弹制导的灵感联系了起来^[20]。核导弹不仅仅是用来胁迫的；它们已摆脱了束缚 以颇为出人意料的方式。这位医生一次又一次提到拦截导弹的“神威”，以阐释人类思维是如何进行工作的。他看到了一种由大脑和神经系统 两者均为思维所用且直接可用 组成的目标寻找机制。意识操纵了身体，马尔茨将它看作是一个自动并且有既定目标的机器：

就其基本原则而言，这种自动的目标-追寻机器运行起来与电子伺服系统的功能非常类似，但是它比任何电子大脑或人类所构想的制导导弹更加不可思议、更加复杂^[21]。

把人类比作机器是一种冒险的举动。很少会有人认同活塞和曲轴的比喻，更不用说弹道导弹了。但大多数人都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仿佛命运有一个方向盘。马尔茨感觉到了这种不安。“你不是一台机器。”这位外科医生澄清道，直接这样告诉他的读者。但与此同时，身体和思维就像一台机器在运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台被预编程为致力于达成某一目标的机械装备。马尔茨随后建议他的读者为了“自动地在正确方向上引导自己实现既定目标”可以改编他们自己的“内置成功机制”。

这种人机类比很强大。没有任何潜意识可以超越人的控制。在马尔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控制他或她自己这台“机器”，甚至犯错误也是可控的。准确无误的负反馈逻辑允许出错，并随时准备纠正出错的部分。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技能都是通过反复试错学到的，“出现错误后，从心理上校正目标”，直到有成功的动作、反应，或表现被输入这一伺服系统（即人类本身）。马尔茨坚持认为，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通过遗忘过去的错误并谨记那些成功的响应，即可获得更多的经验并实现持续的成功。

其中的诀窍就是相信一个人的自身机制能够完成它被预编程了的工作，不要因为太过紧张和焦虑，或者过于有意识地施加影响以试图勉强做成某些事情而“堵塞”它。“你必须‘让它’去工作，而不是‘令它’工作。”马尔茨写道^[22]。大脑不是一团灰色的黏糊糊的东西，它是一台嗡嗡作响的机器，时刻准备着为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工作。它只有逻辑上的意义，像制导导弹一样。马尔茨使其数千万名读者对此深信不疑。

20世纪60年代渗透着一种对于技术进步乐观且不可动摇的信念。因此马尔茨的论据落到了肥沃的土壤上。当《心理控制论》在1968年以平装书出版时，纽约洋基棒球队（Yankees）的队员们争相传阅着这本书破旧的副本。汤姆·崔西（Tom Tresh），洋基队球场左方的内野手，极力夸赞了该书：“有一段内容甚至帮助我发挥了游击手的作用。”那次比赛时他并没有紧张地站在现场“试图比球更棋高一着，想着它将会击中球场的哪个区域”，他只是保持放松并告诉自己无论球将落在哪里，他之前都接到过，而且会再一次接到^[23]。

在其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之前言中，马尔茨增加了他的一段反思。他写道，“这相当的讽刺，”一个想法，源于对机器和机械原理的研究，“在恢复人类作为独特的创造性生物的尊严这条路上，却走了太远。”^[24]甚至是颇富创造性的马尔茨医生也想不到控制论已经走了多远。

1970年，控制论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事业已发展到其顶峰，并且很快就开始衰败。它留给人类的遗产很难进行评估。一方面，控制论的想法和术语极为成功并塑造了其他的一些领域：控制工程、人工智能，甚至是博弈论。另一方面，控制论作为一门科学已日薄西山，而治疗专家和社会学家正逐渐地填充美国控制论学会的名单。《连线》杂志的主编凯文·凯利观察后说：“20世纪70年代末，控制论已经就此枯萎消亡。”^[25]

然而，令其余的创始人感到惊喜的是，控制论还活着，不是在波士顿的科学研究实验室里，而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反主流文化公社中。这一正在崛起的新时代文化运动发现了这门学科神秘且非常吸引人的一面。对于这一显著转变最为古怪的表达是一首关于控制论的颂歌：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一位长发的嬉皮士诗人），写于1967年的旧金山夏日之恋，题为《慈爱的机器照看一切》^[26]：

我常常期盼

（越快越好！）

在一块控制论草地上

哺乳动物和计算机共同生活在一起

和谐地编程

如水般纯净

触碰清澈的天空。

我常常期盼

（请就在此刻实现！）

在一片控制论森林中

充满了松树和电子

小鹿平静地在计算机旁漫步

就好似它们是盛开的花丛。

我常常期盼

（它必须实现！）

一个控制论生态圈

我们将自劳作中解放出来

并回归自然

回到我们哺乳动物的兄弟姐妹们身边

而所有这一切

都被那慈爱的机器照看^[27]。

这个想法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旅程奇异非凡 这一意识形态在一系列军事以及太空相关的项目中出现并演变，然后在短短的20年内找到了自己进入旧金山毒品蔓延的反主流文化中的方式。有一个人在这次演变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2

斯图亚特·布兰德不是用一句话就能轻易描述清楚的。他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编辑、作家、企业家、社会名流、知识分子、社区组织者和未来主义者。

冷战塑造了布兰德。20世纪50年代之初的核噩梦是他青少年时期最为清晰的记忆之一。他的家乡，罗克福德，位于伊利诺伊州北部，是美国生产重型机械和重型工具的著名枢纽。年轻的布兰德知道，苏联已将该城镇置于核攻击可能目标城市名单的前列。他关于核袭击之后第二天的梦境十分残酷：“到处混乱不堪，环顾四周，我是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唯一活着的人，甚至唯一活着的生物。”^[28]他想逃走，躲开这一核毁灭的幽灵。布兰德最出名的是创立了《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该出版物本身就是加利福尼亚州20世纪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和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的徽标和符号。

大概是1966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旧金山的一座山丘上，布兰德吸食了少量的迷幻剂（LSD），并爬上了一个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的屋顶。这是一种逃避。他蜷缩在一张毯子里，在冷春的空气中瑟瑟发抖，俯瞰着群山，陷入了迷幻剂增强的沉思中：

接下来，我注视着这些建筑物，眺望着旧金山，思考着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话：人们之所以认为地球资源是用之不竭的，是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我用了200微克（LSD）的剂量，从300英尺高的地方看着旧金山，想着，从这儿我能看到的地面是有弧度的。我意识到，你爬得越高，就越能发现地球是圆的^[29]。

布兰德认为，尽管美国在冷战时期超出地球范围的军备竞赛中已有近10年的太空探索经验，然而在当时，却并没有可以公开获得的地球全景照片。然后这个瘦小的，27岁，身高6英尺且经常面带微笑的人，认为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当他注视着整个城市的高楼大厦，仿佛觉得这些建筑物不是真正的平行着的，而是在顶部稍稍有些发散，因为地球有地面曲率。布兰德的思绪快速转动着：“我开始策划这次（1966年的迷幻之旅音乐节）旅程，”他回忆道，“我要如何才能拿到这张照片。”他告诉自己，只要人们看到那张从太空中凝视地球的照片^[30]，它就将“改变一切”。“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张地球的全景照片呢？”这是他提出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他开始印刷徽章和海报，直接了当地过问起这个问题。他为自己买了一个前面带有销售货架的大荧光夹板广告牌，穿上白色的连体工装裤，套上靴子，戴上有一颗水晶心的大高礼帽，走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个徽章的售价是25美分。一位系主任把布兰德赶了出去，但这却使他登上了《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C hronicle）和其他报纸。他很快将他的寻找范围拓展到了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MIT。也许，仅仅是也许，他所寻找的照片将改变一些人的思维，使人们意识到地球是多么渺小、珍贵而又脆弱^[31]。

终于，1967年11月，NASA从ATS-3号卫星上拍下了地球的全景并将照片传到了地面。布兰德为此心花怒放，并将该照片印在了他的新刊物：《全球概览》的封面上。该杂志的第一期于1968年的秋天发行。它有着全黑的封面，中间是整个圆形地球的清晰图像。在这个淳朴的球体之上，简单地写着“全球概览：获取工具的途径”。布兰德认为，工具有着近乎神话般的含义。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工具：一把钢锯、一个单筒望远镜、一条李维斯501牛仔裤，或者是书中的想法。“这些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工具，”他在对《全球概览》的一个介绍中写道，“它们是与我们的文明理论一样的工具。”^[32]越坚定且越稳固，就会越美好。该杂志是对西尔斯百货（Sears）和宾氏公司（L.L.Bean）的邮购产品目录的如法炮制。但它又是不同的。

布兰德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社区居民想回归基本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和耕作方式，他们首先需要“知道”有哪些基础设施，而后首先“找到”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全球概览》的意义所在。该杂志列出并推荐了这些基础设施，或者是工具制造者认为的最基础的社会设施：房屋和土地利用、工业和手工业、通信、社区、游牧，并且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 “理解全球系统”，该杂志在其内容目录的第一项便自诩到。它“供应物品”，并且它变成了“一个人们彼此之间由于相互供应工具而组成的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布兰德后来回忆道。他又说：“它被设计成了一个系统。我知道什么是系统。我曾研究过控制论。”^[33]

布兰德不只是研究过控制论，他也将控制论展现出来。自然而然地，《全球概览》的第一期向读者们提供了这一多用途工具：控制论。布兰德在这本仅62页的杂志的第一期评论了不只1本控制论书籍；他详细地评论了7本，其中包括几本奠基了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

首先，当然是维纳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社会，从有机体到社区到文明再到宇宙，都是控制论所管辖的领域。”布兰德写道，用大胆的整体性术语向嬉皮士们进行介绍^[34]。维纳早在4年前就去世了，已不能再对此做出任何反对。布兰德也评论了罗斯·阿什比1952年的经典之作 《大脑的设计》，“这就是学习机制。”他写道^[35]。第三本，他评论了那位MIT教授于1954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人有人的用处》，并宣称它是“社会性的，非技术性的，终极的”。第四本经典著作流传更广：马克斯韦尔·马尔茨的励志圣经《心理控制论》，用布兰德的话来说，“这不是一本用来阅读的书，无论是什么终结了你的欲望，这都是一套用于控制你的天性的工具”。然后是不甚知名的几本大部头著作 《通用系统年鉴》（General Systems Yearbook），《工业设计》（Industrial Design）和《人类生物计算机》（Human Biocomputer）。除此之外，布兰德的教派手册的第一期还囊括了布劳提根的著名诗歌《慈爱的机器照看一切》，紧挨着一张露出大量私处毛发的自由主义裸体夫妇的照片。

布兰德的想法管用了，《全球概览》大获成功。布兰德和他的妻子洛伊丝（Lois）最开始在门洛帕克的家门口售出了1000份杂志，每本的零售价为5美元。他们雇人作他们的读者。随后，《全球概览》及其增刊的订阅量产生了指数级增长。布兰德推出了6期不同的《全球概览》正刊（每半年发行一次），以及9份增刊（每季度发行一次），增刊的内容相对短一些。1971年，他宣布停刊，厚至449页的最后一期杂志列出了千余种物品，自始至终总共销售了250万本。《全球概览》的最后一期获得了1972年美国的“当代事务国家图书奖”（The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Contemporary Affairs）。

但是《全球概览》不只改变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如果它没有提供那么多的工具，它就不会获得如此的成功。布兰德践行着他的理念，在每一期的开始页都提醒其广泛且日益增长的读者它的功能和目的：“《全球概览》是一种评估工具并获取工具的途径。”它提供了一种获得灵感、个人潜能以及塑造个人环境的更好方式，也提供了一个与大家分享正在进行之中的冒险的社区。

足智多谋的布兰德邀请其读者提出建议、想法和评论。《全球概览》的增刊在这一功能性视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期增刊都尽可能明确地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增刊的功能是在读者体验、读者评论和社区其他输入的帮助下纠正和更新工具信息。增刊的内容包括关于增加或者删除工具的新建议。一个名为“来自他人的邮件”（OtherP eople's Mail）的版块包含了“不知名读者写给不知名读者”的来信。每期增刊也有各种工具资讯。简而言之，增刊就是一个社区论坛，包含了一些在许多读者看来毫无意义的垃圾邮件、怪物工具和讨论。

整个目录的每次迭代都会收录那些最流行和最值得推荐的工具，收录的工具数量随时间逐渐增长。最后一期《全球概览》是第一期的7倍厚。新一期的刊物还会收录精选的读者意见，这就印刷在他们推荐读者纳入的物品旁边。例如，在最后一期中，来自帕洛阿托市的罗恩·奈伊（RonNigh）捍卫列表中的罗斯·阿什比的作品，并且强烈推荐列表收录《控制论导论》 前面提到的这位来自格洛斯特巴恩伍德的医生的第二本书，出版于15年之前。奈伊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并用“爱”作为署名^[36]。

布兰德有一个愿景、一个目的，他在每一期《全球概览》的首页都呐喊着他的愿景，并在该页解释这份广为流行的出版物的“功能”和“目的”。按照布兰德的说法，该杂志的功能是评估工具以及获取所需工具途径的一种设备。有了它，“用户”就能知道那些值得获取的工具，并且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它。该杂志的目的是推广那些用于教育、启发灵感以及塑造环境的工具，因为，布兰德写道：“我们就像是上帝，而且或许会做得很好。”^[37]

布兰德的愿景是把《全球概览》本身变成一个工具，这一概览（CATALOG） 他通常用大写字母拼出该单词 是要形成一个闭环反馈。他希望概览成为一个连通他非常在乎的社区生活的通信设备。他希望概览成为某种能够创建一种平衡的事物的一部分。这一概览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系统 一个动态且自我调整的系统 的一部分。布兰德会在每几个月出版一次的增刊中收集那些最为重要的负反馈，并以邮件反馈的方式令其循环“回归”，回到这一由读者推动而转动的慈爱的机器齿轮上。他认为，他的刊物是一台自适应机的一部分，如同管理着阿什比那台同态调节器的自适应行为的磁力。概览本身及其增刊和社区，就是学习机制。

学习是反主流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学习或许是唯一一种可以拓展思维从而使得人们能够看到通往更加美好、更加和平和更加公正的未来的道路。对于那些渴望思维拓展和知识的人来说，迷幻剂药物和计算机对人们来说都有着直接且直观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以及迷幻剂和计算机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难以表达清楚的，至少最开始是这样。

迈克尔·罗斯曼（Michael Rossman）是一位杰出的社区组织者、开放教育倡导者，并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由言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也是一位支持使用迷幻剂的狂热分子。1969年，正值二十八九岁并且英俊潇洒的罗斯曼在加利福尼亚过着富足的生活。在一本关于学习和社会改变的书中，他这样鼓吹“迷幻剂所带来的教育性美德”。“迷幻剂，”他滔滔讲道，“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香料，无论个人或社会的大锅中煮的是什么，它都能增加其鲜味。”^[38]对他来说，吸食LSD^[1]或大麻与参加免费学习小组或当时流行的即兴治疗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认为原始文化借助这些化学物质来进行神秘的群体活动和宗教体验，是有正当理由的。

罗斯曼一直是《全球概览》的一位热心读者，他熟悉布兰德关于控制与通信工具和思想的理解，这在每一期杂志的卷首都有解释，并深深地嵌入《全球概览》的全文内容^[39]。罗斯曼明白LSD已经变成备受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们青睐的一种化学“工具”。正是在这种见解的影响下，他写道：“被忽视或压抑的感觉与情感体验和记忆常常会很突然地重温它们自己。”迷幻剂会促进多种不同元素的连接，从而可以形成新的模式。对罗斯曼而言，迷幻剂药物对社会的影响同样也可以用工程学语言表述。“在过程的控制论描述中，”他写道，“对应的连接通道是一个更高阶的控制 它使递阶而非分层控制系统成为可能。”^[40]他的意思很简单：反主流文化正在改变已建立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的结构已成为过去，自下而上的结构才是未来。这正是技术的力量所在。

早在1969年，罗斯曼就意识到计算机将在未来发挥关键作用。当这位自由言论活动家正在考虑出一本书时，发明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旧金山的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The Fall Joint Computer Conference）上，进行了那次被后人称为“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的演讲，也被称为“传奇的90分钟”。恩格尔巴特介绍了第一代鼠标的原型以及他的个人计算机设想，即每个人，而不仅仅是IBM和五角大楼，都可以拥有并操作的计算机。

对罗斯曼来说，这意味着科技不再是当权者的专属。未来被照亮了，“自由使用计算机科技”似乎意味着在未来的15年内，扁平结构将超越中央集权。“到1984年，美国就能够通过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权力系统管理自己了。”罗斯曼在1971年写道。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预测，到2000年，“计算机控制的”社会将处于更好的状态：“人们会将机器视作他们的延伸，而不是相反，恰如现在的惯常做法。”^[41]

这位伯克利活动家坚信，由于控制论的发展，计算机科技将解放人类劳动力，并淘汰集中决策。“所有其他工业科技正变得能够进行这样的流程再造以成为赛博集成生产和全面共享控制的。”年轻的罗斯曼预测道^[42]。这种想法逐渐成为当时反主流文化的一种普遍共识。但若以畅销书的形式清晰有力地表达这种时代精神，则需要一个更有经验和更富雄辩才能的思想家。

没有人比焦躁不安的斯图亚特·布兰德更适合发现这样一位控制论思想家了。起初，他从生物学，从“拯救世界”（据他所说），并且从试图理解神秘主义的角度学习控制论。但是他对于自己发现并有力地展现在《全球概览》上的哲学体系并不完全满意。3年来，他作为《全球概览》的编辑，浏览了无数新书也没有发现他所要寻找的“工具”。“我发现目前缺失了的内容是，控制论的整体系统思想与宗教的整体系统思想在概念上的明确结合。”他回忆道。

布兰德寻找的是意识之意义、生命之权利、神圣之所在。“这是离谱的要求。”他在《哈珀》（Harper）杂志中承认。但随后一些惊人的事情发生了。正如布兰德所说：“1972年的夏天，一本书开始为我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格雷戈里·贝特森所著的《朝向思维生态学》（Step to an Ecology of Mind）”^[43]。

贝特森是一位出生于英国的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的父亲是位杰出的遗传学家，并希望他的儿子可以追随他的脚步。但是年轻的贝特森顶住了家庭的压力，他从英国公立学校的男孩成长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Cambridge University's St.John's College）的研究员，在新几内亚和巴厘岛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缅甸为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小插曲，贝特森后来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旧金山狂野的反主流文化的标志人物。他发展了一种精神分裂症理论，也从未丢失其英国口音。不出所料，贝特森在著名的伊萨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几年。伊萨兰学院是嬉皮士和辍学生的“圣地”，位于大索尔蒙特里南部45英里^[44]。(www.daowen.com)

贝特森参加了1942年举行的首届梅西会议，当时他38岁。这场在纽约的讨论深刻地启发了他。他帮助组织了早期的一些会议。纵观自己的一生，贝特森很荣幸成为梅西会议中的一员。他曾在70年代初回忆道：“我的罪过，在自二战以来我所写的文字中是显而易见的。”^[45]

1971年贝特森在夏威夷的海洋研究所（The Oceanic Institute）与海豚一起工作期间，他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书 《朝向思维生态学》 的收尾工作。《朝向思维生态学》，按照贝特森及其粉丝的亲切称呼，在反主流文化知识分子中大获成功。当时贝特森已经67岁了。据他回忆，有两个历史事件在书中脱颖而出：一个是凡尔赛条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在书中以广岛和长崎事件而达到高潮；另外一个是一种新思想的发现。“现在我想讨论下发生在我有生之年的另外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大约在1946年到1947年期间。”贝特森写道。他所说的正是控制论的发现。“我认为控制论是过去2000年内人类在智慧树的果实上咬下的最大一口。”^[46]

要夸大贝特森控制论想法的深刻性是很困难的。贝特森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在什么是环境，什么是有机体，特别是，什么是思维等知识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47]。

在贝特森写下这些话的大约20年前，他在纽约遇到了罗斯·阿什比。他着迷于阿什比的想法 阿什比如何使用同态调节器作为一种启发和例证，以及阿什比是如何坚持这一奇怪的玩意儿是有生命的、有心理特征的。贝特森后来阅读了阿什比的书，并深深为之沉醉。阿什比曾举过安装人造手臂的人试图修理发动机或者雕刻家使用凿子打磨大理石的例子。贝特森则进一步改进了后一个例子。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例证，而凿子却不够有力。

“考虑一个正在用斧子砍树的人。”贝特森建议道。当一名伐木工砍树时，他反复地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个人挥动斧子砍伐树干，一遍又一遍。每一次砍伐，他都会改变一下动作，纠正斧头的角度，调整斧子的力度。他调整动作的根据则是上一次砍伐在树上留下的切口端面。这棵树是砍树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过程之外。这名伐木工的心理矫正过程可能仅仅是因为这棵树。贝特森认为，这种情况必须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自纠正（即心理）过程是由一个整体系统所引起的：树眼睛大脑肌肉斧子砍伐树。”

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阿什比和维纳就已经指出，人类及其工具之间的界限是很随意的。凿子在功能上是雕刻家的一部分。轰炸机飞行员的行为就像一个伺服系统。人类和机器正在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这就是控制论101（Cybernetics 101），基础中的基础。阿什比随后指出，系统及其环境之间的界限也是很随意的。

贝特森简单地将这一想法归纳为一个逻辑结论：如果斧子是人类自己的延伸，那么树也是，因为人类很难在没有树的情况下使用斧子。所以就成了树眼睛大脑肌肉斧子砍伐树。“这才是拥有内在心理特征的整体系统。”贝特森在《朝向思维生态学》中写道。思维并不是存在于人的头颅中，而是存在于整个系统中：“思维内在于这个更大的系统 人类与环境共同组成的系统。”^[48]

贝特森知道，对于他的绝大多数美国和欧洲读者来说，这一想法听起来有些怪异。他们已习惯于用个人经验教条主义，而不是这种全面彻底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当然，这不是一般西方人看待砍伐树木事件序列的角度。”贝特森急忙补充道^[49]。这是一种背叛了这位哲学家的英式出身的保留性陈述，如果他有一个出身的话。

但贝特森认为，“树眼睛大脑肌肉斧子砍伐树”这一循环是一种基本的控制论思想。任何合理的行为必然代表着一个“整体回路”，一个完整的闭环反馈。因此，他相信，显示了反复试错行为的任意单元均可被称为是一个思维系统。树就是允许伐木工在调整其砍伐行为时不断试错之单元的一部分。当然，这棵树也是整个思维系统的一部分。

那些拥有因果回路的必然复杂的物体之“任意集成”，“肯定会表现出心理特征”，贝特森如此概括道^[50]。任何这种系统都是自纠正的并且会自动“朝着自稳态的最佳状态”而努力，正如阿什比曾预言的那样。系统本身是一种转换器，一个感觉感官。

贝特森认为，“统治者”这个词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称呼，在工程学和政治学中均是如此。当谈到一个统治者时，我们假设该统治者主事，管理并控制其余的机器或者其余的政治团体。但这种观点不仅太过简单，而且完全错误。统治者本身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也是一个更大的回路的一部分。贝特森争辩道，“统治者的行为取决于该系统其他部分的行为”，也就是说，取决于环境本身^[51]。

贝特森写了一本控制论的书，并且他已在梅西会议上接触并认识了所有的控制论先驱们。他就是这些人想法的一个传声筒。他在自己最具影响力的书的前言中提及了这些人。然而他从未引用过维纳，从未引用过毕格罗，也从未引用过冯·诺依曼。相反，他受到那位来自格洛斯特郡的医生（阿什比）影响最为深远。或许，贝特森之所以如此崇敬阿什比，是因为同阿什比一样，在他的控制论思想形成时期，他正在医院中陪着他的那些受精神病困扰的患者们，就在帕洛阿托的退伍军人管理医院（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从1949年至1962年。

贝特森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引用罗斯·阿什比的工作。他时常谈到这位英国同胞的控制论思想，却并不直截了当地引用阿什比的工作，这将成为学术写作中的惯用方式：

沿着罗斯·阿什比的思路，我认为任何生物系统（例如生态环境、人类文明，以及这两者组合而成的系统）都可以使用相互关联的变量进行描述。其中，任意给定的变量都有一个容忍度阈值，一旦超越阈值，就一定会发生不适、异常状态，并最终导致死亡^[52]。

贝特森很久之前就听说过并与人讨论过上述想法，在他参加由梅西基金会赞助的于1952年在纽约派克大街举办的鸡尾酒会议上，他曾经就阿什比的同态调节器询问了阿什比的想法。但他当时并未立即领会阿什比实验的根本，甚至是其精神上的内涵。

现在贝特森明白了：社会就是一个同态调节器。阿什比机器里所有的组成部分都被包含在内。贝特森解释道：全动态的社会即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系统是“自纠正”的，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变量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就像是那个来自英国西部乡村的同态调节器原型机上的磁针和水槽，为了应对压力会产生自适应行为。其目标非常保守：找到新的平衡。“再一次，我们沿着阿什比的思路”，贝特森观察到，灵敏度在系统不同变量上的分布对实现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贝特森经常在一个传奇阅读书单中向他的学生推荐阿什比，这张书单就张贴在他位于圣克鲁斯克雷斯基学院（Kresge College）角落里的办公室大门上^[53]。

贝特森将阿什比的想法归纳为一个逻辑结论：认为一台计算机或机器可以是“一个心理过程”是错误的。他非常肯定地说：

计算机只是在包含了人类和环境的更大回路上的一道圆弧，计算机从该回路上接收信息，并且计算机据此使自身输出的信息产生作用^[54]。

回路的概念对贝特森来说很重要。对他来说，一条回路即是一个环形的连接或运动。它比单纯的一条信息闭环要更大，它隐含了系统各部分之间电路的连接和整个系统的连接。这一回路是联通闭环反馈和系统网络的桥梁，正是这种更大的系统或整体表现出了心理特征。

我为你提供的控制论认识论将提出一种新的方法。个体思维是内在的，但不仅仅存在于机体内部，它还内在于体外的通道和信息中；并且存在一个更大的思维，而个人思维只是其子系统。这个更大的思维堪比上帝，也许就是某些人所说的“上帝”，但它仍然是整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系统和行星生态学中内在固有的特质^[55]。

对贝特森和他广大的信徒来说，之前确立的控制论观点是倾斜并偏向于个人的。这些既定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自己也要向其屈服。“如果我在砍树，我仍然认为是‘格雷戈里·贝特森’在砍树。”自我，个体自己的思维，仍然是一个“对他来说过于具体的对象”^[56]。这与控制论认识论的观点不同。与真正的正确的控制论所赋予的思维观点不同。但是，特殊时刻在认识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使该思考方式习以为常之间，还有着巨大的差异。

贝特森需要对此习以为常，因此他开始探索，并寻找那些可以帮他想象“对这种思考方式习以为常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经历。他试用过迷幻剂药物。“在LSD的作用下，我经历了其他人所经历的，自我和自我所聆听的音乐间的界限的消失。”他在1970年初纽约市的一次讲课中说道，“感知者和被他感知的事物开始诡异地结合成一个单独的整体。”^[57]使用迷幻剂并不意味逃进一个化学合成的人工现实中。药物并没有将使用者身上的帷幕扯掉，只是将它拉了起来。这种化学物质揭示了一种看待世界更加精准、更加正确、更加全面的视角。迷幻剂解放了那些沉溺于人工现实中的旁观者。

斯图尔特·布兰德第一时间阅读了出版于1972年的《朝向思维生态学》。当时他刚刚停掉对《全球概览》的编辑，正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不同风格的类似出版物上。布兰德仍在寻找一本能够解释这一切和整个系统的书籍。读了《朝向思维生态学》，布兰德完全被迷住了。他回忆，这本书提供了“控制论的整体系统思想与宗教的整体系统思想在概念上的结合”^[58]。他决定去拜访这个指挥了这一精神劝导的作家，并自己安排了一次对格雷戈里·贝特森的深入探访。

布兰德在这位人类学家位于大索尔的家中度过了几天，在这儿可以俯瞰波光粼粼地在蓝色、绿色及灰色中间变幻并反射着独特、明亮且柔和的北加州之光的太平洋。他对贝特森讲述“回路”的方式很感兴趣。该术语比“闭环反馈”显得更加准确，更像是一个开放性系统。网络本身开始像海面一样微光闪烁。至于是哪种类型的网络，布兰德并不确定，但肯定不只是冰冷的计算机网络。

布兰德的思维更加全面，他的目光在太平洋明亮的海面徘徊。布兰德想象一只被观察并困扰着其观察者的鼠海豚，在温暖到来之前一副冰冷的身体一直在瑟瑟发抖，它的血肉会化为灰烬，并再次成为新的血肉。冰河时期周期性地塑造着整个生态系统。他甚至仔细思考了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土著的雅特穆尔文化（Iatmul culture），这一贝特森在20世纪30年代末研究的文化全部“处于迷人的控制论平衡之中”，正如布兰德1973年在《哈珀》杂志上一个关于他与贝特森的形式化会面的漫长而曲折的故事中所写的那样^[59]。

这一回路是广大无边的。“没有回路，没有持续不断的自纠正调整，就没有生命。”布兰德写道，反思了贝特森的哲学思想，以及他在大索尔与贝特森共度的时光^[60]。布兰德想到，这一故事登出时局面将会变得很尴尬，但它所表达的想法是很深刻的。“控制论研究的每一部分都随着令人着迷的活动在跳跃发展。”他在1年后写道^[61]。

3

对布兰德而言，存在着两个“控制论前沿”，而且它们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是贝特森的整体主义哲学论；第二个是发布于1962年的《太空大战》（Spacewar），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这款游戏在第一代游戏开发商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迅速在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委托布兰德撰写一篇长文，并使用了许多《太空大战》及其拓展部分对话的屏幕截图作为配图。那是1972年10月份某个晴朗夜晚的8点，布兰德踏着月光拜访了工程师出身的游戏玩家们位于遥远的帕洛阿托山麓的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这款游戏需要两名玩家，每人控制一艘企图摧毁对方的飞船。这两艘飞船在屏幕上广袤的黑色太空中显示为两个小小的符号，围绕着屏幕中央有自身引力作用的小太阳飞行。飞船的射击显示为黑色太空中细小的白点连成的线。游戏玩家之间的交流，按时间顺序记录在《滚石》杂志的内页中，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在哪？我在哪？”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射击的声音）

“糟糕！”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失灵了。”咔嗒咔嗒

“噢，该死！”^[62]

这款游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许多其他成功的游戏一样，它令人上瘾。这种上瘾行为在布兰德看来十分熟悉并且极具吸引力。AI实验室的游戏玩家使用一种由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制造的PDP-10大型机。该机器有一套完整的配置：拥有独立的内存、磁盘和打印机柜，可填满一整个房间。它重达6吨，一台的成本大约为20万美元。PDP-10推广了“分时”系统的应用，一种创新性的，能使多个用户利用自己的终端共享大型主机处理能力的技术。

当布兰德看到这一正在运行的机器时，他看到了未来。每当北美的夜幕降临时，数百名计算机技术人员便聚在一起玩游戏。一旦进入游戏，布兰德便观察到技术人员们：

实际上脱离了自己的身体，被计算机投射到了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屏幕上，被锁定在每次持续数小时的生死攸关的太空大战中伤害着自己的眼睛，在对控制按钮的疯狂点击中麻木着他们的手指，在愉快地屠杀着他们的朋友并挥霍着属于其雇主的计算机的宝贵时间。一些基本的事情正在发生^[63]。

计算机游戏这种令人浑然其中的能力使布兰德想起了他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对迷幻剂的试验，那种与环境合而为一的感觉，以及那种在幻觉中的感知强度。游戏玩家们连续几个小时都紧张疯狂地沉迷其中 痉挛般控制着键盘，精神恍惚而又目光牢固地黏在微小且分辨率低的屏幕上。按照布兰德的说法，“这是自‘快乐的恶作剧者（又称‘梅利普斯特’，嬉皮士组织）毒品试验’（The Merry Prankster Acid Tests）之后，我所见过的最为繁忙热闹的场景。”^[64] 用迷幻剂药品做试验的这一惊世骇俗的狂野派对发生在旧金山的湾区，从1965年年底开始并贯穿了1966年全年。狂热的梅利普斯特派对参与者们沉浸在荧光材料衬托下的黑光招贴画前，被频闪仪弄得筋疲力尽，并沉迷在感恩而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的首秀之中。

这位《全球概览》的编辑立即看到了这种机器的文化诉求。“不管你是否已准备好，计算机的确正向民众走来（Ready or not，computers are coming to people）。”这是他在《滚石》杂志文章中的第一句话，“这是件好事，也许是自迷幻剂之后最好的事。”^[65]

对布兰德来说，《太空大战》是“（预见）即将到来之事的一个完美无瑕的水晶球”。事实上，他看到了绝大多数工程师所无法看到的情景，他拥有纵观全局的视角。这款游戏代表了与已建立的权力和威权原则的决裂。它表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它不是要自上而下地控制，不是要批量处理，不是要为了更高效地生产而向制造商发送数据，不是要被动消费，不是要最有效地利用机器。这款游戏是所有这一切的对立面。“《太空大战》是异端邪说。”布兰德意识到，《太空大战》是更多即将到来的异端邪说的前兆^[66]。

这款游戏在计算机上有很强的实时互动性。它鼓励其用户 那些本来就是程序员的人 勇敢地创新、修补，并改造出新东西。它与人类之间的通信有关。它让人们体验到了深深的人情味和强烈的娱乐感，并且通过图形界面“联结了人类和机器”。那些被称为“黑客”的人，而不是管理者和策划者们，启用并创建了这一切。这款游戏是要解放、颠覆并扩展人类思维。这是贝特森质朴的斧头树木组成的整体 机器眼睛大脑肌肉按键机器的电子版本。

布兰德回忆，他那代人中的大多数都将计算机看成是集中控制的化身，代为执掌着可以终结全人类文明的计算机控制的核武器。反主流文化不厌其烦地尝试着各种克服战争、资本主义以及自上而下之控制的方式。现在，一小群有文化的企业家和黑客信奉计算机将作为一种解放的工具。这些机器，而不是迷幻剂药物，“原来才是通向未来的真正康庄大道”，布兰德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忆道^[67]。

这位《全球概览》的主编深知，要看到更宏伟的未来就必需有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观。在布兰德对历史的解读中，黑客带来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起源于大学及其新崛起的计算机科学系。布兰德在他发表于《滚石》杂志上的关于《太空大战》的文章中刻画了这些能工巧匠。他们发明了分时技术机制，战胜了大公司的利益，让更多的人获得了访问SAGE这类超级计算机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将大型主机变成了可被更加广泛地访问的虚拟个人计算机。

黑客带来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将个人计算机推向市场完全推翻并颠覆了大型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反主流文化的中坚力量，例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这两位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他们通过开发然后销售所谓的蓝盒子 一种免费拨打电话的盗用电话线路设备，来磨炼自己的技能。

然后就是“黑客”的第三次浪潮，即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社区黑客们。个人计算机和新兴的网络技术并不能仅通过它们自身来清晰有力地表达一个完整的哲学和美学体系。当然，构建一种用于连接并教育社区的软件工具是有帮助的，而当时出现的免费软件运动为黑客们提供了一个更有前景的平台。但是，作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组织者需要深化并实施这些想法，同时与技术本身联合起来使这些想法融入生活中。第三次黑客浪潮相比科技化而言更具社会化，并且它有着深刻的文化影响，借助反主流文化完成他们在第一阶段的加速发展。技术本身太狭隘、太令人生厌、太孤立，但当它与反主流文化结合、与朋克为伍以增加其艺术气息时，计算机变酷了。

《高边疆》（High Frontiers）是一本发行于1984年的另类杂志，排版廉价，采用稍修剪过的黑白照片作为配图，不禁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生活》杂志的视觉风格，还加了一个代表达达主义（Dadaism）的破折号。标语毫无疑问是对刊物标题的讽刺 “高边疆 太空时代关于迷幻剂、科学、人类潜能、不恭和现代艺术的新闻杂志”。两位创立者使用R.U.天狼星（R.U.Sirius）和萨默塞特·毛毛（Somerset Mau-Mau）的假名，他们的真名是肯·高夫曼（KenGoffman）和马克·弗罗斯特（Mark Frost）。第一期《高边疆》杂志十分粗糙，与其说是杂志，不如说更像一本小册子，在旧金山海特街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街头商店柜台上以1美元每本的零售价进行销售。这本时尚杂志充分利用了当时在湾区地下音乐圈中流行的原始朋克美学，它宣称自己是在洛杉矶举行的1984年夏季奥运会的“官方迷幻杂志”。

反主流文化迷幻剂运动崇尚许多科技，特别是计算机。《高边疆》第一期的第一篇社论即观察到，科技，如“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推动了“我们的文化加速”。这一快速变化亟须新的理解视角。大麻、致幻剂、迷幻蘑菇、麦角病、LSD……所有这些物质，高夫曼暗示，都将“加快我们的思维并净化我们的心灵”，以更好地应对快速发展的科技和文化变异。“毕竟，我们正要到达与阿瑟C.克拉克所预言的魔法几无差别的技术阶段。”^[68]

高夫曼非常清楚他将驶向一个矛盾的方向：同样的科学和专业技术知识“可以在任意给定的下午杀死我们所有人”，也可以被用于创造一个富足、休闲，有利于个人成长和太空探索的时代。但是为了引导世界的目光关注于科学和技术的和平使用，就应该拿掉阻碍了这一知觉感受的罩眼之物。高夫曼呼吁“发挥灵活、乐观和慷慨的精神选择星球的变革而不是遗忘”。这正是致幻剂和LSD的意义所在：以特殊的使用方式发挥作用的迷幻剂药物，正是帮助我们拿掉罩眼之物的强有力工具。

反主流文化名人特伦斯·麦肯纳（Terence Mckenna）捐了一些钱使《高边疆》的第一期能顺利地出版，他的妻子凯瑟琳（Kathleen）帮助设计了杂志中的配图。麦肯纳也是该杂志采访的“迷幻英雄”之一。他是当时萨满教、炼金术和植物致幻剂的著名先锋人物，同时也是畅销书《迷幻剂：迷幻磨菇种植指南》的作者。麦肯纳认为，魔法是一种工具，可由植物、药物，或舞蹈乃至运动而触发。他在亚马孙河流域进行民族植物学探索期间，在寻找那些使用迷幻剂“aa-koo-he-hey”的部落时，偶然邂逅了这种“萨满教技术”。在麦肯纳看来，萨满教只是描述世界的一种自洽方法。科学也是这样一种自洽方法。“巫术是另外一种自洽方法。”麦肯纳确信。

一旦拿掉了所谓的罩眼之物，事物发展所拥有的崭新的、真正的科技态势就会浮现出来。麦肯纳强调，信息技术正变得越来越不突出。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了麦金塔（Macintosh），它是第一台大获成功的带鼠标的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新的域名系统即将推出，可使用.gov，.mil，.edu，.org和.com等域名。域名系统从ARPANET演变而来，原本是为了从技术上更容易地实现电子邮件发送。当时，约有100多个用户域名 通常缩写为MUDs，或者简单地称为地下城（dungeons） 活跃在线上。

早期的互联网正在飞速发展，然而，麦肯纳的想法仍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对他来说，一种崭新的星球连接方式正在形成：“通过电子回路的方式建立一个全球信息系统，我们实际上是在具体化我们的神经系统，因此它正成为包裹着我们的地球的一层氧化膜或皮肤。”他告诉《高边疆》杂志。“并且，类似于群体嗑药和摇滚音乐会以及这类事情的现象，”他说，“只是对即将到来的电子共享身份时代在文化上的期待。”^[70]

麦肯纳深受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哲学以及《全球概览》中表现出的对维纳和阿什比的迷恋的影响，以致他后来甚至编辑了一期《全球评论》。麦肯纳指出，借助于“更先进的控制系统和更高级的迷幻剂药物”，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同一性”即将成为可能^[71]。

对这位穿行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民族植物学家来说，这项始于防空研究，然后在冷战时期得到升级改进的技术，与迷幻剂亚文化所要表达的整体和平及其同一性并不冲突。相反，技术和迷幻剂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我认为，每当你服下迷幻剂药物时，你便是在期待和体验这种连通了电子学和药理学的未来状态。”麦肯纳在1984年猜测道。这一观点并不古怪，它代表了一整个亚文化。对那些沉浸在反主流文化思维中的人来说，《高边疆》同样是一种获得工具的途径。大约35年前，诺伯特·维纳和那些早期的控制论专家们试图捍卫他们的新科学以免于各种形式的整体论，从弗洛伊德到哈伯德。现在，《高边疆》杂志正将整体论妖怪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提摩西·利瑞（Timothy Leary），一位反主流文化大师，或许最能领会反主流文化中这一技术含义的改变。1959年，利瑞接受了哈佛大学一个学术研究的职位，担任临床心理学的讲师。据他对自己的描述，这位穿着粗花呢外套的年轻教授，是一位循规蹈矩并有些思想狭隘的人。“我当时非常反对计算机。”他说。1960年，当空军的SAGE网络上线后，是大公司和政府部门而非私人个体拥有并使用这些昂贵的机器。“所以我当时偏执地认为：计算机是一种把你钉起来再棒打一顿的东西。”利瑞回忆说^[72]。

那些军事化运行、价格昂贵且控制一切的IBM超级计算机是大企业和大官僚的缩影。利瑞认为，IBM就是“老大哥”（Big Brother）。这种挥之不去的形象，正是苹果公司天才般地在其著名的“1984一分钟超级碗广告”中所讥讽的。这支广告由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广告内容是，一位穿着T恤和短裤的体格健壮的金发女子，看着像是以前的风暴突击队成员，拿着那件最具标志性的工具：一把大锤，直冲进入权力的中心；然后她抛出铁锤，粉碎了独裁者英雄般的形象。“1月24日，苹果计算机公司将推出麦金塔，”影片最后讲道，“你会明白为什么1984不会成为《1984》。”[73]个人计算机已成为解放人类的终极武器。

利瑞在1983年年初购买了他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通过使用个人计算机，我已经在过去的6个月中学到了很多关于药物和大脑的知识。”他在1983年7月对伯克利朱莉娅·摩根剧院（The Julia Morgan Theatre）的观众们这样说。他的儿子，以及两个孙子（分别是10岁和11岁）都曾教过他。利瑞认为，计算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需要“被激活”。计算机有代码，这与大脑 这台“人类生物计算机” 和药物的关系是一样的。药物就是能够使你启动头脑中的生物机器的代码。“你可以激活它。”^[74]

几个月后，1984年年初，利瑞在他位于洛杉矶仙境公园大道的家中为他的计算机举办了一场迟来的派对。派对现场非常具有20世纪80年代的风格：穿着皮草和丝绸的大批客人，带着超大框眼镜，染着色彩斑斓的头发，喝着白葡萄酒，在利瑞的加长豪华轿车中纵情欢乐。他的新IBM个人计算机被放置在一台朱漆野餐桌上，客人们手里拿着半满的酒杯，好奇地徘徊在这个神奇的机器周围。两年半以前，IBM已经推出了该计算机的模型，价格为1565美元。这台机器来自于未来，外表是乳白色。

“提姆，它真漂亮！”一位客人羡慕地说。

“真棒，提姆，真的是棒极了！”

“让它说话！”^[75]

就在几天前，1月24日，史蒂芬·乔布斯在靠近位于库比蒂诺苹果总部的德安萨社区大学弗林特中心（De Anza College's FlintCenter）向热情的观众们介绍了麦金塔。当天的乔布斯穿着宽松的双排扣西装，在现场2600名热血沸腾的观众的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表了那次“酷毙了”的麦金塔演说。

利瑞很清楚，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早期的计算机用户，已经意识到了从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中解放他们的感知的重要性^[76]。实现这种颠覆的媒介就是融合人类与机器，而不是像最新的科幻小说宣称的那样将芯片植入人们的头颅，尽管他并不排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利瑞不是一个沉浸在孤立之中的呆子，他是一位游走在放荡不羁生活中的社会名流。“计算机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迷幻剂。哦，它绝对是。”时年已经63岁的他告诉那些被计算机迷住的客人，“同迷幻剂一样，它们都可以拓展思维。”

利瑞是一名天才的作家、演说家和煽动者。他的观点即感性又颇具政治色彩。在购买了这台置于朱漆野餐桌上的IBM个人计算机之后不久，他便意识到了这台机器所能释放的能量。“个人计算机和娱乐性计算机，个人药物和娱乐性药物，”他确定地说道，“只是个人学会的从国家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力量的两种不同方式。”为了攫取这种力量，利瑞联合了XOR，一家当时以游戏出名的总部位于明尼苏达的软件公司。《个人电脑杂志》（PC Magazine）在一篇关于利瑞举办的疯狂派对的文章中开玩笑地表示^[77]，迷幻剂（LSD）现在开始代表“利瑞的软件开发”（Leary’s Software Development）了。但是利瑞并不擅长组织和进行软件工程。他与XOR公司合作计划研发当时他称之为人工智能的项目，但并没能实施下去。

但正是在1984年，被认为不会成为《1984》的那一年，正如苹果公司在其著名的奥威尔式唤醒广告中所宣称的那样 麦金塔诞生了。威廉·吉布森出版了《神经漫游者》，同时，一种代表时代特征的亚文化出现了。然而，某些东西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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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仍然是《全球概览》的斯图尔特·布兰德把控制论的设想变成了现实。1984年深秋的一天，距利瑞的派对结束还不到一年，布兰德与拉里·布瑞林特（Larry Brilliant）在拉荷亚市的一家餐馆里享用了一顿“命中注定”的午餐，这两个人同是为了西方行为科学研究所（The Western Behavioral Sciences Institute）的一个会议来到拉荷亚市。布瑞林特是位博士，是一个蓄着山羊胡且精力充沛的、矮矮胖胖的男人。他运营着网络技术国际（Network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NTI），一家位于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公司，主要提供新设计的会议软件。他需要一批能把他的新产品带入人们的生活，并帮助他展示和推销其产品潜在用途的人。所以他在午餐时向布兰德提出了一个想法：把《全球概览》及其整个嬉皮公社一起搬到线上。

布兰德对此犹豫不决。他不想把旧的《全球概览》搬到线上。他已经向前看了，他想要的是一些新东西，他想要引来更多的黑客、活动家、知识分子和记者，并获得更多的受众。这一新社区将会非常特别。阿帕网已经对公众关闭入口了，只有研究人员才可以访问。新兴的因特网正在快速成长。到1984年，连接到“网络”的服务器数量已超过了1000台。为了简化设置，阿帕网在这年10月份推出了全新的域名系统。然而，所谓的公告板依然是那些独来独往的书呆子和黑客类型的极客怪胎聚集的地方，并不是一个逛起来很有意思的或可以遇到朋友的咖啡馆，或反主流文化公社的线上对等场所。时机已到，某些更庞大、更具包容性的东西即将出现。

但布瑞林特的想法也有道理。纸质形式的《全球概览》已被证明非常成功，慢慢地，人们习惯了通过写信和邮寄的方式进行沟通，然后等待他们的内容在发行的增刊上出现并再次回到自己手中。最终，布兰德同意了这笔交易。布瑞林特的安阿伯公司以在当时看来非常巨大的一笔投资来支持这个协议：出资15万美元，搭建一台VAX计算机，一台由DEC制造的洗碗机大小的大型机，6台调制解调器和最初的6条电话线，再加上额外的10万美元用以开发原始的会议软件。一种基于Unix系统的名为PicoSpan的平台。

布兰德需要起一个名字。他想到，为什么不能至少在名义上重新创造《全球概览》的精神呢？经过一番涂鸦之后，他发现了一种古怪的字母缩写，它是如此刻意，以至于它也有自嘲的含义：WELL（Whole Earth's Lectronic Link），表示全球电子链接。1985年春天，WELL的计算机硬件设备抵达了《全球概览》位于索萨利托摇摇晃晃的办公室，设备被塞在了码头上的船屋之间。该社区平台于1985年4月1日开放。

WELL社区新聘任的主管是马修·麦克卢尔（Matthew McClure）。麦克卢尔一直担任《全球概览》的排字员，一直到1971年（刊物停办）。然后他在“农场”（Farm） ^一家位于田纳西州刘易斯县的大型嬉皮士公社 度过了12年时光。1984年，布兰德一回到湾区，就再次聘请了麦克卢尔。麦克卢尔是WELL的理想人选：一个技术娴熟的《全球概览》出身的公社居民。这一次两人想让大量的公社社员，实际上是任何一个使用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的人，尽可能地访问这一在线社区。他们把每月的社区使用费降至8美元，再加上每小时2美元的访问费用。访问门槛越低，效果就会越好。用户使用老式的调制解调器拨打号码，机器对着电话尖叫一首由声学字符组成的歌曲。没有视频、没有图像、没有声音，一切都基于文本和命令。因此，WELL的用户必须学会使用经常出现故障的笨拙系统。起初，WELL一直是一种怪异并且有些奇特的存在，经历了低分辨率、圆形的、厚玻璃状界面，并克服了明显的图像闪烁等问题。

布兰德在《全球评论》杂志上对这一新平台进行过几次宣传。他最初的想法是向记者们提供免费的账户，从而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到了1986年，在线社区已经增长到约500人^[78]。6年后，在线社区公民已经增长到大约6000人。WELL也许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真正的在线社交网络，它有着社会媒体的所有优缺点：容易上瘾，十分有趣，引人入胜，也可能会浪费你的时间。它上面有很多讨论，也有垃圾邮件和钓鱼软件，少数人参与并推动着大多数的讨论。

这位社交媒体开创者有足够的经验，凭直觉即可关注到所有的细节信息。实名制是很重要的，所以系统中每个人的真实姓名都是可访问的，就在“finger文件”中。任何用户都可以简单地指向其他用户的昵称 例如“hlr”或“rabar” 即可调出该用户的真实身份。另外一点也很重要，用户，而不是WELL，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所以，布兰德和麦克卢尔设计出了“YOYOW”：“你为自己的话负责”（You own your own words）。这句座右铭在登录界面上欢迎着每一个进入WELL的用户。没人能复制其他人已经写过的东西。

这些规则促进了礼貌且更高质量的讨论，而且那些最初的那些少数围绕地域聚集起来的用户表示，WELL在一个重要的方面确实与后来更大的社交平台不同：你会有一种期望，迟早会遇到社区中的其他人，面对面地接触，或许就在索萨利托WELL大型机及其管理者家中举行的定期聚会上：穿过金门大桥，距离旧金山市中心只有愉快的半小时车程。这一切使人感觉，存在一个真实的线上小镇社区。

讨论被组织成所谓的“会议”，讨论主题则涵盖了各种话题：环境、未来、书籍、毒品、性欲，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那些最好及最坏的记忆”。80年代中期的情感表现符是以一种编码的风格在尖括号中键入语词，如“<微笑>”“<拥抱>”等。这一切都吸引着“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他们在60年代时成年，80年代时已将近40岁或40岁出头 他们往往是聪明的、自由意志的男性，且有研究生学位。单是他们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共同利益都使得这个在线社区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种“自私固执的神秘主义”，《连线》杂志的记者凯蒂·哈夫纳（Katie Hafner）在一篇关于WELL已成为一种经典的文章中如此评论^[79]。

其中一位热心的WELL成员是雷蒙·森德·巴兰（Ramon Sender Barayón），又名“rabar”，是一位旧金山的艺术家和作家。在加入“快活的恶作剧者”之后，“rabar”联合推出了现在被视为传奇的1966年“迷幻之旅音乐节（Trips Festival）”，这是嬉皮士运动的代表事件。最初，他很难玩转PicoSpan，这是款笨拙的会议软件，“但会用之后我感觉到了WELL上的活力。”他回忆道。

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我所参加的开放土地公社（The Open Land communes）。该部落的需求是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曾认识到的一点：资本主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尽可能多地消费。WELL感受到了这种需要并说：“嘿，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变成一个无实体的部落，那将会发生什么。”^[80]

然而，部落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最早出现的嬉皮士，像布兰德和“rabar”，明白在线交流互动运行如此良好是因为社区成员之间有面对面的接触。这就是索萨利托的定期例会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些距离更远的成员所发现的那样。1990年，乔恩·勒布罗斯基（Jon Lebkowsky）在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开始拨号上网。综合考虑到兴趣、个性和文化，他是一位理想的公社人选，并且随后将成为一位著名的活动家。但他总觉得他的帖子是被忽视的，直到他长途旅行到湾区参加了一次WELL的聚会。

将在线和离线单元分开的想法并不符合这位《全球》杂志开拓者的控制论思维。这就像是孤立了阿什比同态调节器中的一个单元，像是切断了维纳的负反馈闭环，像是从贝特森砍树的人手中拿走了斧头 这是平衡和整体系统之对立。从一开始，布兰德就希望这个“全球”网络是自我管理的；他希望该系统成为一个社会技术的同态调节器，一种集体思考的机器和一个公社学习的机制。

实验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WELL将贝特森隐喻的生态“回路”和大型机上的技术回路连接了起来，一个驱动另外一个。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界限，或者说离线和在线之间的界限，确实变得随意起来。WELL真正将布兰德早在10年前已在《滚石》杂志和《哈珀》杂志提到过的“两个控制论领域”联系在了一起：思维和计算机。

对那些意气相投的参加每月一次索萨利托聚会的嬉皮士们来说，VAX大型机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慈爱的机器（它必须是！）^[81]。克里夫·菲加洛（Clif fFigallo），另一位来自田纳西州农场公社的前社员，WELL的第十九位用户，殷切地为VAX建造了机柜。要在布兰德的哲学思想、他的社区组织方法和数十年的《全球》工作中找到WELL的控制论思想在诺伯特·维纳之防空研究问题中的起源，并不是那么容易。这一为索萨利托逃避现实的嬉皮士机器提供动力的同类型洗碗机大小的DEC主机，同时也在为美国众多导弹发射井内沉睡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提供动力^[82]。

所以，控制论空间（Cybernetic space）的理念首先在位于索萨利托的WELL服务器上绽放活力，并不是一个巧合。

[1]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的简称，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该药物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