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与有机体以新型方式进行交互的设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但直到60年代早期才得到强劲发展。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与技术竞争在驱动美国创新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机机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种方式是用螺栓把机器部件连接到现存的生物有机体上。从一开始，融合人造物品与自然产物的目的就是提高有机体的性能。机器改造可以帮助动物，最终是人类，在原本充满敌意的环境 例如太空和深海 中生存和工作。生命将不再被进化法则束缚。这一改造产生的是半机械人（音译：赛博格，cyborg），即“生控体系统（cybernetic organism）”的简写。

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甚至更加野心勃勃：创造没有有机碱的活体机器。一种独立装置，完全没有生物组织，但却可被赋予多种生物体特征，诸如复制、变异、进化和思考的能力，或者可以自主地进行战斗和杀戮等。赋予机器生命属性将引出两个可怕的问题：机器何时以及是否能够活过来，机器何时以及是否能够超越人类。只有遥远的未来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前提是如果真有答案的话。这些问题比技术性的讨论主题更具哲学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控制论为人们接受机器成为有机体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词汇，这些问题的吸引力必然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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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时，诺伯特·维纳已和约翰·冯·诺依曼围绕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普林斯顿召开的一场跨学科会议上，两人就大脑和计算机的相似性与共同参会的神经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同年，维纳和冯·诺依曼共同创立了“控制论学派”，这导致了由梅西基金会赞助的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曼哈顿会议的召开。这两个人，可能是美国当时最足智多谋的数学大家，他们有着相似的学术轨迹。但两人的性格却是南辕北辙：维纳可能有些散漫且难以理解，而冯·诺依曼则是个追求完美无瑕且非常注重微小细节的人。

当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冯·诺依曼正在参与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ENIAC）的研制工作。这是一台30吨重、80英尺长的巨型机器，它使用真空管来计算军队的制备射表。这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设备于1944年到194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莫尔电气工程学院（Moore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建造完成。

ENIAC向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机器的计算速度要快于指令被读取的速度。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和启发，冯·诺依曼于1945年6月30日撰写了一份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计算机奠基文件的概念性报告 《关于EDVAC报告的第一份草案》（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EDVAC）是ENIAC的继任机器^[2]。1946年，朱利安·毕格罗，这位曾和维纳一起枉费心机想要预测处于压力下的飞行员飞行模式的人，成为了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的计算机项目的首席工程师^[3]。

1946年年底，冯·诺依曼对已经和维纳讨论了3年的控制论研究倍感恼火。他认为，人类大脑简直是太复杂了，以致难以作为计算机的模板进行研究。因此，在一封写给维纳的著名信件中，冯·诺依曼建议缩窄控制论的研究重点。

“亲爱的诺伯特，”冯·诺依曼以此开头，他建议几天之后进行一场私人会面，并随后试图推动这位“控制论之父”远离人类神经系统：“在尝试理解自动机的功能及其控制的一般原则时，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迅速地采取行动并选择了普天之下最为复杂的对象。”他指的是人类的大脑^[4]。

冯·诺依曼承认，这一工作的野心极大，尽管已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想要获得突破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冯·诺依曼建议研究更简单的有机体，甚至比单细胞更为简单的有机体：病毒（Viruses），来作为替代。他向维纳提议：“它们拥有任何一个生物体都拥有的决定性特征：能够自我复制。”

“关于自复制机制，我思考了很多。”冯·诺依曼告诉维纳。他确信自己理解了这一机制的某些主要原理。病毒是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灰色地带里的一类实体。在冯·诺依曼看来，自复制特征使病毒成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希望能够在细节之处做些补充并将这些思考记录下来。”但这一时间期限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

提出“自复制自动机理论”（Theory of Self-Reproducing Automata） 按照冯·诺依曼在关于这一主题的一系列讲座中的叫法 就花费了冯·诺依曼大约两年的时间。他总体概述了机器如何从基本的部件中构造出其他与之相似的机器。在他的讲座中，冯·诺依曼在使用有机体术语描述机器和使用机械术语描述有机体之间肆意跳转。这种用词的跳转并不是冯·诺依曼的粗心大意，而是因其研究工作的创造性。

“任何人在看到一个生物有机体时都会清楚地知道，它们可以产生与自身类似的其他有机体。”1948年6月，冯·诺依曼在高等研究院^[5]对他的一小群同事和朋友说道。他用控制论术语表达了他的理论，模糊了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界限。植物和动物可以生育后代。但是历经多代的生命繁衍并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相同的生命。自然繁殖引进了源源不断的错误和变异，导致的结果是有机体得到了改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自然繁殖的结果确实比自我复制要更高一筹。”冯·诺依曼说。大自然不仅仅是在复制生命的设计，它还在进化并提高现有设计，“很明显，这些有机体拥有产生比其自身更复杂的东西的能力。”

冯·诺依曼然后切换了视角，不是从有机体的角度考虑机器，而是反过来。但是以机械化视角看待繁殖将导致相反的结论：有机体的自我复制是进化的，机械的自我复制则是退化的。产生这两种对立逻辑的原因很简单，他告诉他的学生们：“每个人都知道，一台机器比那些用来制造它的部件更复杂。”若要制造与自身类似的其他机器，一台机器必须要知道自身的组成部件、新机器的设计说明以及可用于组装新机器的部件和工具。总之，母机必然比子机更复杂。冯·诺依曼推断道：“由一种组织合成的某种物体，它必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比合成它的这一组织更复杂。”^[6]

那么，一台机器如何制造至少同它本身一样复杂的另外一台机器？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问题。但即便是在理论上，制造出可以输出可育后代的机器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理论上，这种机器需要8个部件。这一《圣经》中的数字在冯·诺依曼的创造计划里可能纯属巧合。这8个部件包括一个“刺激器官”，一个将独立部件焊接在一起的“熔合器官”，一个分离连接的“切断器官”和产生运动的“肌肉”。然后这位教授用抽象的数学术语概述了机器的组装流程。值得注意的是，他考虑了变异这一生物进化的重要特征。“当说到变异时，我指的只是任意地方一个元素的随机变化。”冯·诺依曼这样告诉他在普林斯顿的听众们。他指出，有了这种随机变化，“系统产生的不再是自身，而是其自身的改造品”^[7]。

在自然界中，大多数情况下变异导致的结果都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 是退化而不是进化，但是随机变化的可能性却因此而涌现出来了。

因此，尽管这一系统非常原始，它仍具有遗传变异的特征，即便随机产生的变异很可能是致命的，但也可能是非致命性并可遗传的^[8]。

约翰·冯·诺依曼并未讨论他的机器是否是有生命的 就像在他给维纳的信中提到的作为自我复制设计研究案例的病毒一样 或者确切地说，机器能否像人类一样是有生命的，这一深受控制论先驱大师们启发的问题。但他当然也考虑到了自己的原始自动机可能死于某种意义上的“致命性”变异。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乐观的年代。或许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黑暗记忆还太过鲜活和接近生活，以致令人不适，乌托邦派要比反乌托邦派有吸引力得多。天马行空的幻想是一种逃避。自复制自动机不必非要是一种杀手机器，它们也不必类似于掠夺者或甚至是蠕虫等一般性的动物。自复制机器也可能是更仁慈的植物。并且不仅仅是杂草，而可能是迟早会被编程为能够产生预期收获的有用植物。爱德华·摩尔（Edward Moore）于1956年在他发表于《科学美国人》的一篇尤为著名的文章中^[9]提出了这种设计。他同时是MIT和哈佛大学的讲师，之后转到了贝尔电话实验室，当时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在十几年前就彻底改革了弹道预测和枪支瞄准业务。

摩尔承认冯·诺依曼已经证明了自复制机器的可行性。冯·诺依曼建议的这种思想实验固然很好，但摩尔认为，这种自动机同时可以有一种实际的用途。机器可以是有用的：“它可以利用自然界中的材料而不是储藏室里的人造部件复制自身”。^[10]

类似于英式花园里的灌木丛，如果种植在恰好合适的环境中（阳光直射，没有霜冻），摩尔的有机体将茁长成长并实现最佳繁殖。考虑这一目的，摩尔建议的环境是一个海滩：“对这种机器的第一个模型而言，一个很好的地点就是海滩。在那里，机器可以利用各种各样可获取的材料。”拂面的微风提供了氮、氧、氩，海水则提供了氢、氯、钠、镁、硫、钙、碳等其他元素，而沙子和土壤中有硅、铁、铝。摩尔写道：“有了这些元素，机器就能制造电线、螺线管、齿轮、螺丝、继电器、管道、水箱等部件，然后将这些部件组装成一个类似于自身的机器，而新组装的机器又可用于制造更多的复制品。”^[11]

摩尔提出，这种机器可收获它从土壤、水或空气中提取或合成的材料，这和人从自然生长的植物中收获棉花、红柳桉木或甘蔗的方法一样。有一点不同的是，人造植物能被设计为可生产“任何想要的农作物”，而不仅仅是自然界碰巧提供的那些有限的农作物。摩尔预测了淡水的培育，或在海水中种植黄金；甚至是南极洲，这块未被使用的大陆，也可以投入生产了。

在设计这种人造植物时，一个重要的考虑方面是时间：人造植物需花费多长时间才能使得自身的数量翻倍？例如，一个池塘里的藻类，可以在一周内增长一倍；相比之下，红杉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实现数量翻倍。如果机器的自我复制效率足够高，在人造植物设计和制造方面的投资就将带来丰厚的回报。摩尔解释，任何这样的计算，都必须考虑机器的死亡率。“每一代机器中都会有一部分因为内部故障、退化或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12]他写道。

当然，摩尔很清楚这些人造生命的局限性。它们不必非得需要铁磁性材料以及由齿轮、螺丝、电线和阀门制成的电机。摩尔提出，它们还可以使用有机材料制成。唯一的问题是1956年的有机化学还不够先进。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理论遗传学领域的研究：人类对于进化的理解还不足以先进到“让我们赋予机器进化的能力”^[13]。因此，暂时看来机器只能通过它们的制造者得以完善。

最重要的一个局限性是价格。设计这样的机器不仅困难，而且很昂贵。但是它不像当时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项目 如将人类运送到月球或是其他行星 那么艰难和耗资巨大，“整个的设计问题很可能在5到10年内得到解决，只需花费5000万到7500万美元。”^[14]

1961年，维纳对于活体机器产生了一个极为异想天开的想法。他问道：“机器可以生育另外一台机器吗？”《控制论》第2版在同一年就出版了，它新增了一个对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事情的总结。维纳的结论是：机器正处于获得生命系统之两个典型特征 学习能力和复制能力 的风口浪尖上。当其畅销书的第2版在书店上架后，他如是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5]。

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是维纳在MIT的一位同事，他认为制造出“自复制”机器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推测，这样一台机器可被安装在堆积成山的花岗岩上；然后这台机器可以将花岗岩熔化，从中提取它所需要的任何材料，并制造自己的翻版机器。“每一台机器都将带着一条‘尾巴’，它实际上是一段描述该如何制造该机器的代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用怀疑的语气引用了麦卡锡的话^[16]。

也许，最为著名且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关于机器获得生机的表述并不是在科学领域，而是在科幻小说中：亚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的里程碑式著作《2001：太空漫游》，它讲述了技术进步导致机器获得人类特征的故事。克拉克对于诺伯特·维纳的工作非常着迷。这位英国科幻小说作家曾读过“控制论之父”在1960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自动化所带来的一些道德与技术后果”。在文章中，维纳试图盘点这起十几年前由他引发的争辩。若说不是傲慢，那他的语气应该是相当具有学者派头了。维纳严厉地批判了那些认为机器不会拥有创造力的“街头论道者”。这种观点显然很幼稚。对于那些不了解现代化机器的普通人，维纳写道：

我的观点是，机器能够并且可以超越其设计者的某些局限性，而且当机器实现这点时，它们可能既是高效的又是危险的……人们一般都认可，在一个限定的操作范围内，机器的反应要比人类迅速很多，在操作细节上的把控也更精确。这种情况下，即使机器无法以任何方式超越人类智能，它们也很可能比人类更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且可能会经常这么做。^[17]。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大胆预测，使维纳的书与文章成为颇受艺术家和科幻小说家欢迎的流行读物。当克拉克读到这些文字时，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已发明的工具就是我们的继任者。”克拉克在1961年7月刊发的《花花公子》杂志上写道，就排在一篇关于标志性的中世纪家具的文章以及对设计师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和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的访谈的背面。克拉克认为，生物进化已经让位于一个更快速的过程 技术进化：“直白而残酷地说，机器将会接管一切。”^[18]《花花公子》杂志用一棵展示了生物进化过程的进化树阐明了这一故事：从微生物到鱼类、恐龙、猴子、尼安德特人、现代人类，而最终是机器。

克拉克第一次写下这些话时，大约是在他出版《2001：太空漫游》的7年前，恰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出现的20年后，但是距第一次提出作为互联网前身的网络还有两年。克拉克对纯粹计算能力的快速发展印象非常深刻，他预见了制造可以与人类本身相媲美的机器的可能性，尽管他仍怀疑：“我们还需花费几十年 但无需几百年 才能创造这样一台机器。”

但他仍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去嘲笑那些唱反调和持怀疑态度的人。这些人的观点，包括机器不可能比其制造者更智能，除非事先编入程序，否则机器不可能生产任何东西等，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这些观点毫无道理。”克拉克十分确信那些仍在沿着这一话题进行讨论的人只能被困在过去，“就像马车制造商曾取笑处于窘境的福特T型车一样。”^[19]

为了支撑他的“机器将会接管一切”的信念，这位科幻小说作家引用了维纳这位控制论大师的话，并说：“仔细阅读诺伯特·维纳博士的言论你将发现这点。”克拉克明白，即便比不上人类智能，机器也能够逃脱人类的控制，因为它们有绝对占优势的操作速度。克拉克看到了很多能够解释机器不仅会变得更快，还会比其制造者“更加智能”的原因，并且这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发生。通过经验进行学习的机器已经存在，并且和人类不同，它们学得非常恰当，而且从来不会重复犯错。克拉克认为，所有的智能机都受到我们对于人类大脑 “目前市场上仅有的思维设备” 的了解的启发。克拉克实际上是在重复维纳的说辞。

但当然，克拉克有的是科幻小说作者的思维和风格，并且他是为《花花公子》而不是《科学》杂志撰文，因此他可以更坦率地表现自己。“不久的将来，机器不仅可以思考，甚至可能会思考该如何离开地球。”他写道^[20]。克拉克预见了一种全新的、当时还无法想象的人机交互形式：“我认为可以称呼一个拥有铁肺的人为赛博格。”但仅这一个举例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人机交互有着远比这广泛的含义：“某天，我们可能会同许多非常先进的机器结成暂时的联盟。”这位科幻小说作者在《花花公子》上写道，并预测未来的机器将“不仅能够控制，而且将成为一艘宇宙飞船，或者一艘潜艇，或是一个电视网络”。机器变成宇宙飞船的这一想法，奠定了使克拉克成名的那篇故事的基础，这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让这一想法成形并更详尽地表达清楚。^[21]但是在1961年，克拉克认为联网的机器改变的不是人类的行为，而是它们自己。

这种赛博格仅在1年前，即1960年5月底，才在得克萨斯州的伦道夫空军基地（Randolph Air Force Base）诞生。在新高度飞行带来的挑战导致了新的人机交互形式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产生了航空医学这一特殊领域。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乘坐更快的飞行器进行演习，给机组人员带来了未知的生理和心理问题。人类身体能承受多大的重力加速度？低座舱压力对大脑活动会有什么影响？低重力或没有重力将会怎么影响宇航员？

当时，控制论在工程师中风靡一时。20世纪50年代，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伦道夫空军基地航空医学院（the School of Aviation Medicine），是空军探索这些新问题最为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早在1948年，伦道夫空军基地 距离美国陆军招待德国那些前沿导弹工程师的白沙导弹试验场有10个小时的车程 的科学家们就围绕如“太空旅行的航空医学问题”等富有远见的话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冷战期间的核军备竞赛正在进行，加速的太空竞赛更增加了对于最为前沿的航空学研究的紧迫性。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号（Sputnik 1），这是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恐慌。NASA于次年成立。太空旅行带来了大量的挑战，其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调整人类身体以适应地球外环境。在1960年5月26至27日，航空医学院举办了第4次太空飞行研讨会，以探索高空大气层和太空飞行中的物理学和医学问题。

这年的5月，来自罗克兰州立医院（The Rockland State Hospital）的两位不太靠谱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家位于纽约市郊区农村的医院，对一项令人着迷的发明来说，似乎是一个古怪地方。为了鼓舞士气，纽约州政府在这家位于曼哈顿北部奥兰治堡的几乎已经被遗忘的医院内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纳桑·克莱恩（Nathan Kline）医生是这家医院精力充沛、年轻有为、交友广泛的研究部主任，他在生理心理学领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在当时是一门因对精神疾病的粗暴治疗手段而出名的新兴学科。1955年，克莱恩雇用了一名极具天赋的奥地利移民，曼弗雷德·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克莱因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学习了工程学和音乐。两年前，他曾在欧洲各国出演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获得了广泛好评，他甚至在伦敦新建的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举行过单独演奏。

这位奥地利出生的发明家和艺术家接管了罗克兰的动态模拟实验室（Dynamic Simulation Lab）。克莱恩在1955年为克莱因斯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当时，这种机器即便是对一个体面的家庭来说仍然非常昂贵。这位雄心勃勃的工程师迅速将新设备投入到对有关人体神经系统和控制论机制进行计算的工作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克莱因斯在超声波、频率调制和遥测仪等领域提交了8项专利。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钢琴家，克莱因斯都是极富精力并多产的。1960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通过呼吸控制心率的文章：《对反射控制与组织的计算机解析》（Computer Analysis of Reflex Control and Organization）。在文章中，克莱因斯将自动控制系统理论应用于对人体的研究中。克莱因斯一直对诺伯特·维纳关于控制论的想法十分着迷，他甚至还在乌克兰和这位著名的MIT教授探讨过控制论^[22]。

当时，克莱因斯和他的老板正考虑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举行的空军医学专题研讨会上展示他们的发现。在写完文章后，克莱因斯建议在标题中使用“赛博格”一词。他对此询问了克莱恩的意见。“这听起来有点意思，”克莱恩回答道，“但它听起来还像是丹麦的一座小镇。”^[23]

赛博格的基本想法是很直观的。在地球上，大部分人的人体调节功能都处在正常运行中，我们不必记得调整我们的血压，也不必提醒自己呼吸。赛博格想法的目标是在太空中实现同样的无意识自动调节行为。目的是将宇航员从人类身体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在他们向伦道夫空军基地作的报告《药物、太空和控制论：赛博格的进化》（Drugs，Space and Cybernetics：Evolution to Cyborgs）^[24]中，克莱因斯和克莱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自动化那些新获得的人体功能来解决上述问题。

为了阐明他们的观点，两位医生以一条鱼进行了示意。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特别聪明且神通广大的鱼。如果这条神通广大的鱼希望生活在陆地上，它就能这么做。它将需要一些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背景知识，还必须是一个“大师级的工程师和控制论专家”，并且能获得优良的实验设备。他们猜测如果这些要求都能得到满足，“这条鱼即可令人信服地拥有一种能力：可设计使它能生活在陆地上且顺畅呼吸的工具。”他们猜测道。太空中的人类就像是这条在陆地上的鱼。

他们的整个报告都掺有从控制论中借来的思想：人机实体将提高“人类的稳态机制”。埋置在肺部、心脏、神经系统以及各种其他器官中的移植物可将有机体的自我调控能力延伸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太空）中。药物将从身体内被注射到血液中。植入的机器甚至会调节宇航员的睡眠和感官输入，问题将被自动解决，“让人类能够自由地去探索、创造、思考和感受”^[25]。

克莱因斯和克莱恩还援引了美国的拓荒精神，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受观迎的对外太空探索的类比。太空是“新的疆土”，控制论将帮助开拓者们把这一暂时看起来对人类遥不可及的神秘空间变成人类的殖民地^[26]。

几个月后，他们在《宇航学》杂志（Astronautics）（一本关于美国太空计划^[27]的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赛博格和太空”（Cyborgs and Space）的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一张史上第一个赛博格的照片：一只在尾部皮肤下面植入了渗透泵的220克重的实验白鼠。这种植入使得白鼠的尾部看起来像是绑在啮齿动物背后的一个白球。这种泵允许向白鼠的血液中连续地注射化学物质 由机器而不是动物自己控制注射。

通过机器控制的抵消作用航行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能够被解决了：例如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放射线，并自动注射药物到飞行员机体内以应对放射的影响；睡眠可以被自动化，同时液体的摄入和排放、心血管活动和体温也可以被自动化。克莱因斯和克莱恩很清楚自身建议的局限所在。文章指出，他们还未讨论晕动病的情况。在这一“野心勃勃”的5页纸的工作计划中，也没有讨论太空飞行期间的“性爱需求”，显然他们认为提出某种性爱机器人在当时来说还是太超前了。他们很清楚，其中的某些解决方案，在1960年看来就是“异想天开”的。

实际上，这份报告看起来的确是异想天开的。到目前为止，从未有人类步入外太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将在仅仅11个月之后，即1961年4月12日完成首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但这两位赛博格先驱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巨大赌注，准确地说是因为西方世界的敌人似乎在科技方面已遥遥领先。“在苏联的技术文档中有许多关于相同领域研究的参考资料。”他们指的，仍是苏联令人震惊的史波尼克（Sputnik，即人造卫星技术）。两位研究人员明确了一点必要性：“应该让人适应环境，而不是让环境适应人。”这一进步标志着人类科学发展历程上的重要一步。而且他们希望，赛博格“很有可能为人类精神提供一种新的且更加宽广的维度”。如果人类的身体可以通过机器增强，那么通过机器增强思维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来自罗克兰的这两位研究人员已经捕捉到了时代的精神。他们的这一想法将启发全球范围内的机器设计，甚至是以这两位来自奥兰治堡的发明家也无法想象的方式启发哲学上的询问。《生活》（Life）杂志参观了罗克兰实验室，采访了两位研究人员，并在一则故事中报道了他们的工作：

赛博格将穿着密封的紧身套装，在非密封舱内旅行，暴露于接近真空的太空中。一般来说，在低压环境下，血液会沸腾，肺部会爆炸。但是赛博格的肺部有一部分是坍塌的，他们的血液也将被冷却。为了防止被冻僵，他们的大脑会被加温或者被喂入兴奋剂。他们给其他人的消息将从其声带神经中电动地拾取，并通过无线电进行传送。他们的嘴巴将被密封而不能使用。浓缩的食物将通过管道直接送入他们的胃部或者血液中。他们产生的废料将通过化学处理制成新的食物。毫无价值的最终产物将保存在他们背上的小罐子里^[28]。

《生活》杂志用一张图片来阐释这个故事，图片内容是两个密封着嘴巴、背着废料罐在月球上工作的赛博格。克莱因斯将该报道做成了巨幅照片，装裱并挂在了他的墙上达数年之久。在采访中他强调了自己的艺术背景。“想象一下，”他告诉《生活》杂志的记者，“一名芭蕾舞演员将在月球上跳出怎样的舞步。”^[29]

这些想法在严肃的科学家中备受争议，但对那些要在技术上反击苏联的工程师们来说，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马汀·凯丁（Martin Caidin），一位著名的太空题材作家，在他书写新的暗流时捕捉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这种情绪：“这一暗流是一种紧迫感。”^[30]美国人担心苏联会首先登上月球。迈克尔·德尔·杜卡（Micheal Del Duca）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NASA总部生物技术领域的带头人，他以在生命支持系统方面的离奇想法而出名。杜卡博士认为，这样的控制论可能性对太空探索来说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太空将不再是充满敌意和无法企及的^[31]。

1963年5月，NASA在NASw-512号合同的最终报告中得到了一些更为细致的结论。NASw-512是一项探索如何借助工程手段重造人类以使人类适应地球外环境的实验项目，其标题为“太空工程人：关于赛博格的研究”（Engineering Man for Space：The Cyborg Study）。项目组的结论是：完全的人造肺、肾脏和“体外泵”的潜力是有限的。但是NASA仍然乐观地认为宇航员可以通过生物控制论技术 例如，通过人为方式降低体温和管理被剥夺的感官 进行“改造”，以确保“长时间太空飞行或者星际探索的成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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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不仅在太空中有显著的作用，在地球上也是如此。军方理所当然地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有一个人尤其理解赛博格的潜力 毫无疑问的是军事控制论募集资金的潜力，他就是拉尔夫·莫舍尔（Ralph Mosher），通用电气公司（GE）的一位工程师。他为实现人类和机器融合，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先后从所有的军种 首先是空军，然后是陆军，最后是海军 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莫舍尔筹集资金的连胜纪录开始于1955年。这一年，GE开始为“飞机核能推进计划”（The Aircraft Nuclear Propulsion program）研制实验性的核能航空发动机，该项目由原子能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和空军联合运营。众所周知，苏联也曾试图用核反应堆来装备他们的轰炸机编队。通用电气公司有两个实验性的核动力燃气轮机项目 X-39发动机和更大型的X-211发动机 均由安装在轨道车上的大型实验用反应堆提供动力，以将发动机移动到远程的测试位置^[33]。

美国空军已经选定了一种新型超远程轰炸机B-72。作为一种核动力飞机，它能够在比绝大多数飞机的飞行高度都高的海拔上一次性飞行数周^[34]。但最大的设计问题是保护机组人员和工程师不受机载反应堆的辐射。用于实验测试的飞机有一个12吨重的铅制屏蔽机组舱，机组舱的窗户由25厘米厚的含铅玻璃制成。飞行中的飞机将利用通过发动机的气流来冷却反应堆，这意味着地面上的飞机维护工作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挑战。

GE的研究，以及上述内容提到的飞机在地面的日常维护，都需要所谓的机械手（Manipulator），也就是简单的远程控制爪 它要有充分的灵活性并且能够在高辐射环境中凭触觉旋转螺丝、匹配零件以及组装部件。1958年，GE向它最为优秀的工程师之一寻求帮助。当时38岁的莫舍尔是一位高大强壮的人，留着平头，穿着时髦，经常是白色衬衫搭配深色领带。他在GE位于纽约东部斯克内克塔迪市的工厂中工作。正是这家靠近莫霍克和哈德逊河交汇处的工厂，在10年前启发了库尔特·冯内古特写下《自动钢琴》。

莫舍尔同冯古内特一样，对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很熟悉。但是这位雄心壮志的工程师却获得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灵感。“我意识到，当把机械灵敏度改善到一定程度之后，机械手的性能几乎不再有显著的提高。”莫舍尔回忆道。他很奇怪为什么人类在使用自己的双手时如此高效，而机器人却如此笨拙。“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快变得明了了，”莫舍尔回忆说，“机械手的操作员失去了他通常具有的一种体验：一种触摸的感觉。”^[35]

反馈被丢失了。莫舍尔明白运动感觉很重要，即人体骨骼和肌肉的力量感应。一个人能在黑暗中开门，是因为他感触到了门把手，感触到了它如何转动，然后感触到了门的圆弧状打开运动；而机器人开门时却要冒着把门从门框上撕裂的风险，因为它感觉不到门的圆弧运动。因此莫舍尔提出了高性能机器人触觉反馈的想法。“这样一台设备，具有反馈和动觉的属性，可将其描述为控制论拟人机器（Cybernetic anthropomorphous machine）。”他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中写道^[36]。这一描述真的是很拗口。莫舍尔提出了一个简写，CAM。其结果是激动人心的，触摸和感觉结合创造了奇迹。“我们不仅制造了一台更好的机械手，”莫舍尔说他新的CAMs，“增加触摸还创造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机器人。”^[37]

结果是GE制造出了“多面手”（Handyman）。“多面手”是一双强有力的机械手臂，稍长于人类手臂，但有着相似的结构：肩关节、肘关节，以及可以在腕处扭曲的两指式手爪。每只手臂可在三维空间内做10种运动。这两条机械臂从一个黑色盒子中伸出来，盒子的前面赫然印着“通用电气”。这个黑色盒子里是成捆的液压电缆束，机械臂的肘部以下部分由黑色的钢铁制成，肱二头肌上涂着厚厚的黑色橡胶。机械爪非常灵巧：一只爪子可以拿起一个木槌，同时另一只爪子抓着有钉子突出来的木板，然后用木槌敲击钉子。

一个身穿机械甲胄的人控制着机械爪。这一甲胄就像莫舍尔手臂的外骨骼。它相当于鼠标和键盘 人机交互界面，GE公司的工程师随后将其称为“外骨骼式主控台”。“实施控制论的控制方法需要一个外骨骼式的主控台，这种主控台与其操作员之间保持精确的空间对应。”在给军队的最终报告中GE用技术术语解释道^[38]。

这种液压机械爪精确地模仿了人类操作员手臂和手的动作。反过来，操作员能接收来自钢爪的触觉反馈，实际上是将机器与人类的感觉以及运动系统耦合在了一起。由于这种机器只是简单地跟随人体运动，GE公司将这种甲胄称为“跟随架”。GE希望这种跟随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操作员就不必考虑如何使用机器。实际上，正如其工程师所写的那样：“将人类和机器合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最为突出的能力。”^[39]

“多面手”是为空军设计的，用于处理一个推进实验室中的“热”辐射材料，该实验室主要制造核供燃和核武装的实验性远程轰炸机。但是GE渴望为其奇特的设备争取一些积极正面的媒体报道，并倾向于展示设备更多的友好用途。在“多面手”首次亮相的新闻发布会上，莫舍尔衣着得体，包裹着“跟随架”，而他的远程机械爪则转动着一个呼啦圈，两个身穿漂亮衣服的小女孩用敬畏的眼神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生活》杂志发表的一则故事则展示了一位迷人的黑发女孩在GE钢爪的帮助下穿大衣的情景 莫舍尔在其背后几步远的地方，包裹着“跟随架”，面带微笑^[40]。

1961年，约翰·肯尼迪终止了空军的核动力轰炸机项目。但是他也升级了越南战争。这意味着莫舍尔将为一位新客户继续他的研究工作。随着空军退场，陆军登场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陆军正在越南经历着新的意想不到的战术问题。对丛林作战来说，坦克、卡车和火炮都太笨拙了。只有步兵徒步 同骡子一起 才能在狭窄的小径、陡峭且崎岖的道路、茂密的森林、沼泽和稻田里穿行。更糟糕的是，越南军队喜欢在这些偏远地区对美国军队进行游击战。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陆军的高层听说了GE公司的“多面手”。

此时，陆军正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对空军和海军来说，机器的机动性表现得更简单一些。美国的地面部队对如何将机器投入到战争中还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应用：飞行员瞄准了核动力推进和太空航行，海员们拥有潜艇和航空母舰，与此同时，步兵仍然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非常明显：空气和海水都是可预测的且一致的行驶介质，而地面则有着无限的变化。因此，船舶和飞行器的自动导航相对而言更加简单。GE公司承诺要为这一难题寻找一个出路：适用于丛林作战的大型行走机器，创造一种“人与机器互利共生”的局面^[41]。

这样做的目标是，为在东南亚的深山老林中作战的步兵装备装甲和重型设备的同时，仍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和通用性。位于密歇根州沃伦市的美国陆军坦克机动车辆和武器司令部（Tank-Automative and Armaments Command，TACOM）的军官们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要保持一台大型行走机器的平衡并不容易。因此TACOM移动系统实验室资助了一个实验，来测试一台大型的、双足行走的坦克是否可以保持平衡^[42]。测试的结果是研制了一台步行机（Pedipulator）^[43]。

这台步行机制造于1964年，是一台18英尺高的实验性双足机器。它看上去就像《星球大战》（Star Wars）中双足机器的原型，但它的出现比这部狂热的科幻小说电影上映的时间早了13年。它有一个带着巨大前窗的木屋，比电话亭还稍大一些，木屋之下是两条瘦小的腿保持平衡。18英尺是很高的，正因如此一些人才不愿意试用该机器^[44]。

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系着窄版领带的《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杂志记者试驾了这台双足机器。GE的工程师帮他爬进了驾驶室，向他展示了他要站立其上的像滑板一样的控制面板，并将其身体固定在两个栏杆之间，然后发动了这台双足机器。“随着液压阀一声响亮的声音，我指挥的这台机器突然就有了生命。”这名记者回忆道。机器开始模仿他的动作。由于对平衡大型双足机器没有实践经验，这名记者在控制板上站得有些过于前倾。

我用自己的脚趾做杠杆，慌乱地令自己向后仰，并疯狂地试图防止我们（我和机器）往前栽。机器人的反应相当快速和猛烈。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液压阀尖叫声，这台自动机剧烈地晃动着停了下来，然后迅速地将身体往回拉。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它已随着一记猛烈的使其体内每个螺栓部发出咣咣响的晃动而在脚踝处停了下来^[45]。

这一原型被绑在地面的轨道上，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行走。实验目的是测试这个大型的人类放大器的平衡性能。而这位《大众机械》杂志记者出身的平衡测试员迅速学会了如何进行移动，并很快就可以完成一系列“像迪斯科舞厅中最新的舞蹈一样古怪”的动作了。毕竟，平衡一台双足机器并不是很难。

在从事与空军合同相关的工作时，莫舍尔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机器人技术的局限性。“与人类的多功能性相比，”他明白，“通过编程能使机器做的事情是极其有限的。”他承认，制造一台既可以在沙滩、泥土和岩石上行走，又能依靠自己穿越森林的机器，都是不切实际的。机器善于重复性高且根本不会发生改变的任务，但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则意味着每一步都是不同的。在这种环境中行走对当时的微处理器来说太过复杂且充满了变数。“但人类可以做到这一点，”莫舍尔提到，“如果将人类和机器联合，充分发挥两者最突出的能力 人类的大脑和机器强大的力量 那么机器将也能做到这一点。”^[46]

GE的工程师很清楚，“控制论机制”在传统机动车辆的应用上有一系列无可比拟的优势：高效的人机一体化消除控制杆、制动踏板和离合器；它将淘汰编程；它只需要很少量的训练；它的力觉反馈会降低风险；而且控制论机器将把操作员解放出来，使他们更专注于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操作员能够以这样一种随意自然的方式做出回应，甚至他会下意识地认为机器是自己的一部分。”莫舍尔告诉密歇根的陆军交通专家^[47]。

陆军的设想是制造某种意义上的智能全身盔甲，实际上，就是把士兵变成行走的坦克。当针对这个有限动作的“步行机”的试验结束后，GE公司用邮件向陆军回复了两封热情洋溢的报告：人类确实可以平衡这台机器，快速且准确地调整它的位置，并“几近完美地”记住他们学习到的新装置操作方法^[48]。

TACOM对“步行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国防部门担心，在森林环境中进行战斗时，使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就能把双足机器击倒，但要它靠自己再次站起来却不太可能。因此陆军决定资助研发一台四足行走机器。一台四足机器会更加稳固；它也变矮了，从而使得在丛林灌木中行走变得更加容易；并且四条腿比两条腿背负的载重更多^[49]。此外，四足机器在装甲部队的士兵们看来也更直观合理。

就在1969年圣诞节前，GE的工程师们在一个杂乱的机器车间里造了一台11英尺高、重达3000磅^[1]的驮兽。斯克内克塔迪的工程师们称其为“行走卡车”（WalkingTruck）。该机器坚固的骨架由铝梁制成，体积庞大的液压肌肉为它的四条腿提供动力；每条腿都有一个髋关节、大腿、强健的膝关节和小腿，但是没有踝关节；髋关节使得它的大腿可以向各个方向移动，但膝盖仅限于向前向后运动。

GE的革新之一就是“行走卡车”的人类大脑：操作员必须通过一个下拉式的小型金属梯爬进机器的腹部，将自己悬挂在机器内部的机械架上，双脚滑进一对金属脚镫里，并握住两个带有手柄和触发器的武器操纵臂。操作员随后可快速发动9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将液压油注入它的身体和腿部，通过混乱的管道、压力表和阀门，为机器带来高压注入的生命力。当操作员抬起右腿，机器就会抬起它的右后腿；当操作员伸出左前臂，机器就会迈开左前腿。(www.daowen.com)

与控制实验性双足机器相比，控制这一四足机器并不是太直观。学习如何操作这台机器需花费大约10小时。但莫舍尔相当擅长学习操作。多加练习之后，行走卡车即可以5英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到达那些轮式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并能越过倒在路上的树木和岩石。一个人类操作员，经机器“扩展”之后，能用一只手臂触及并挪走重达1500磅的岩石，或将一辆吉普车从泥浆中拖出来，或甚至推动一辆小型军用车辆越过障碍物。这个金属怪物可以向前和向后行走，甚至能用两条腿保持平衡。“什么东西有11英尺高，用四条腿行走，而且以汽油为生？”GE在广告中如此问到。

尽管有这样的尺寸和力量，这台四足机器并不是一头野蛮的怪兽。GE的赛博格拥有内置的触觉力量反馈。莫舍尔穿着白色实验服，戴着白色头盔，能够感受到这台咣咣作响的运载车辆“所感觉到的”。当一只铝制的机器脚接触到地面时，操作员通过脚蹬内置传感器的反馈，就能感受到沉重的机械腿已经接触到了地面。这台机器能够“非常温和地”行动，当时的一部电视纪录片如此描述它^[50]。在实验室里，GE让它踩上搁在红色枕头上的发光灯泡，它轻轻地触碰灯泡而没有踩碎灯泡玻璃，以这种方式展示了赛博格的触觉技术。但是，仅仅通过简单的转动下手腕，操作员就可以推开挡在机器路上的175磅重的铁路轨枕，就好像它们是牙签一样。

针对他的四足机器，莫舍尔认为，一旦操作员进行了足够多的练习，他们便“开始感觉这些机械腿像是他们自己的腿一样”。当时，莫舍尔做了这台机器很长一段时间的首席操作员。对他来说，操作机器确实会感觉越来越自然：“你可以想象成自己实际上是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但是拥有了不可思议的力量。”^[51]

但是操作“行走卡车”比GE的工程师们想象的更困难，因为机器的后腿处于操作员的视线之外。操作机器行走也极度辛苦，因此操作机器15分钟后便很难集中注意力。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是这一机器的高级版本，当移动到户外进行测试时，它的大容量液压油仍需要外部连接装置。TACOM很失望。GE的宣传材料看起来如此美好，一列四足机器小跑着越过巨大热带雨林下的丛林小溪，但是越南的灌木丛里怎么会有液压外接装置！自始至终，GE只为陆军制造过这一台控制论行走机器^[52]。

为了服务于拟建造的远程轰炸机的飞行核反应堆，GE为空军制造了最具视觉震撼效果的远程控制器“大甲虫（Beetle）”。这是一台80吨重的机器，看起来像一辆超大型坦克，坦克有两个巨大无比的机械臂和爪子。为了免于热辐射，操作员躲在一个两英尺厚的含铅玻璃后面的控制舱内^[53]。甚至莫舍尔也认为这台机器“很可怕”^[54]。

GE的研究将莫舍尔推入了哲学的领地。在人类控制和自动控制之间，存在一点细微的差别。^[55]对莫舍尔来说，一把花园中使用的简单的、惰性的手铲是一种控制论拟人机器，它延伸了人类的身体和感觉，无须训练即可使用。他写道：“这个简单的设备就是一个CAM。”并对这一根本性的洞见兴奋不已^[56]。这把手铲就像罗斯·阿什比所说的雕刻家手中的凿子，完美地延伸了使用者的手臂，功能上来说已成为操作者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更复杂的机械装备 例如起重机 则打破了这种结合，切断了操作者的“持续感官评估”。

为了实现最优控制，使用者需要感知到力量、表面、位置、速度和方向 而不仅仅是从远程控制舱内看着起重机手臂的末端。操作起重机有点像是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和一个球，并试图对着镜子把这个球抓起来，这相当困难并且很笨拙。而操作一台控制论机器就像是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很简单地就能把球抓起来，与成为一艘宇宙飞船或是一个电视网络几乎无异。

1965年11月，GE启动了它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控制论项目，即将以往所有的想法融合到一台机器上，造出一套重负荷全功能性的外骨骼。这一设备看起来就像是会在20年后被一部狂热电影搬到荧屏上的东西 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于1986年拍摄的科幻恐怖电影《异形》（Aliens）。电影的女主角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穿着一套动力装载机外骨骼 虚构的卡特彼勒P-5000（Caterpillar P-5000） 与异形作战。这样看来，这一想法并不新鲜。

GE的动力装载机被称为“哈迪曼”（Hardiman），“man”是GE对“操作者”（Manipulator）的简称，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和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美国陆军纳提克实验室（Natick Laboratories）共同资助了这一开销惊人的机器设备的研发。像《异形》中卡梅隆的格斗机器人，“哈迪曼”专为极端环境下重型材料的处理而设计，例如在战斗机机翼下装弹、在水下施工以及太空旅行中的体力作业。该公司设想了各种尺寸的机械外骨骼，从真人大小到5层楼那么高的巨人。工程师们认为，当燃油供能的液压伺服系统承压为3000磅/平方英寸^[2]时，力量和位置信息很容易被同比例地放大或缩小。

为了处理高载荷和提升耐用性，机械外骨骼的手臂被安装在腰部位置。“它能够以1500磅的提升能力执行载荷处理任务，例如行走、举重、攀岩和推拉等。”GE公司实事求是地写道^[57]。机器原型的力传动比是25∶1，因此当人类举起1500磅的载荷时将感觉仅有60磅。操作员的手会在工程师们称呼为奴隶屋的地方得到养护。

1967年早些时候，GE预计在1年后，也就是1968年的春季，机械外骨骼将准备好接受测试和评估。^[58]但是军方资助者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笨重的外骨骼装置的短期可行性。GE公司最终未能完成该工作，仅仅按照规范制造完成了一个有9个关节的手臂。1971年8月31日，这份海军合同在开始近6年后到期了^[59]。“哈迪曼”项目成为另一个受控制论启发，但在开发初期就失败的项目。

莫舍尔并不气馁，这位工程师已经在考虑其接下来的发展了。“没有理由要求操作员必须在他的CAM里面，”他怀疑道，“可以用无线电将两者连接起来。”^[60]

美国飞歌公司（Philco Corporation）的总部设在费城，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早期同时为NSA、美国国防部和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服务的一家大型电子承包商。该公司意识到，不论是否进行了机器改进，要把人类操作员送到太空或是深海都太复杂、太昂贵了^[61]。作为替代，威廉·巴拉雷（William Bradley）和他在飞歌公司的同事建议制造一种远程赛博格：创建太空舱内部的实体模型或是海底环境模型，要比把人类直接送到这种不利环境中更加简洁和高效。飞歌公司的工程师们设想这种远程机械将装配制作精良的传感器、实时录制的声音和触觉。操作员可以站在远程控制界面前“看”“听”并“感觉”远程手臂周围的环境^[62]。用远程控制的机器人执行危险任务的想法并不新鲜，但是飞歌公司对远程存在的实施方法却是全新的。

1961年，飞歌公司的两位工程师 查尔斯·科莫（Charles Comeau）和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ryan） 公布了他们早期的一些研发成果。他们已经制造出了第一台双目头盔式显示器，并称其为“头脑景象”（Headsight）。其基本思想非常简单：将一台闭路电视监控摄像机与戴在操作员头上的监控器连接起来。然而，想让它工作，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种头盔几乎可称为时尚，它很符合当时的设计：一个光滑的黑色皮革外壳，几条黑色电缆沿着脖子蜿蜒而下，前额有小型天线用于定位，眼睛前方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屏幕。科莫和布莱恩的系统使用了一个贴近使用者脸部的球面镜来投射一个虚拟的10英寸高的图像，这在使用者看来是呈现在他们前方的一个约有1英尺半高的图像。

该设备有一台电视摄像机作为其从动装置。3个伺服系统从三个维度控制摄像机的动作：旋转、点头和倾斜。当操作员抬头向上或低头向下，或向左或向右转动头部时，摄像机会以完全相同的角度跟随操作员的头部运动。当体验者倾斜其头部时，摄像机也倾斜，两者保持一致的角度。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操作，操作者的手部可以自由活动。

然而，仍有两个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摄像机和显示器需要在空间上保持同步。如果体验者看向右上方，此时摄像机也需要指向右上方 完全相同的位置。为了配对连接显示器和摄像机，飞歌团队在头盔和目镜周围建立了旋转磁场，位置检测线圈可同时感知到摄像机和头部的位置，并提供精确的坐标。随后，体验者头部和摄像机的空间位置将被比较。如果在两者之间检测到误差，摄像机的发动机将嗡嗡运作并将误差减小到0，使体验者的眼睛和摄像机再次同步。这就是负反馈在起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所有上述运动都需要一点时间。当操作者转动头部时，他的视野发生了改变，眼睛会迅速地重调焦距；闭路电视摄像机不得不适应这点，进行同步运动并调焦。完成所有这些运动会产生一个明显的滞后，这种滞后相当难以处理，会令人眩晕且感到疲倦。NASA关于显示器的研究随后将揭示，超过15毫秒的滞后就会造成操作者的头晕和恶心。

尽管如此，飞歌公司工程师研发的头盔式摄像机控制机制，比用控制杆操控摄像机精确得多。飞歌公司的另一位工程师 史蒂芬·莫尔顿（Stephen Moulton） 令这一设想更进一步变得众所周知了。他在费城一家公司的办公大楼楼顶安装了摄像机。当他转动头部时，摄像机也随之而动，把费城的街景传送至楼下头盔式显示器的屏幕上。戴着这种头盔，体验者便会有站在大楼顶部，环顾城市四周的感觉^[63]。

当莫尔顿在飞歌实验室的安全环境中戴上头盔俯身向下看时，这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然后莫尔顿开始改造他的新玩意儿。他所取得的其中一个最佳效果是放大控制运动：他对脖子扭转动作增加了2∶1的范围转动比。因此当体验者戴着头盔，头部转动30°（头部转动的正常范围）时，安装在楼顶的“眼睛”将转动两倍的角度，即60°，给体验者留下一种自己有一个橡胶脖子的印象，仿佛自己变成了一只啄木鸟^[64]。

但头戴式显示器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极其严肃。它最厉害的应用，就像工程师们在一本出版物里配的一张大图中所展示的飞歌公司的成果那样，是“将摄像机安装在无人驾驶飞机或火箭上”。操作者可以坐在一把椅子上，距离2倍于声速且朝向目标飞行的导弹锥部的摄像机有300英里远。或者，无人机能使该技术可重复使用，并有可能使得监督军事作战成为可能。“坐镇在大本营的体验者，有置身于无人机上的感觉，并且能够在完全安全的情况下调查偏远地区。”该国防承包商解释道^[65]。其他的应用包括探索太空或是海洋的深度。到1963年，飞歌公司开始向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NASA任务控制中心提供显示和控制系统。该公司的视觉控制接口将休斯敦的地面人员与宇宙飞船上的计算机连接了起来。

1965年，赛博格已经开始让民众为之心驰神往。“人是什么？”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本完整著作 《赛博格》 的开场白。作者是D.S.哈拉斯（D.S.Halacy），他采取了一种宏伟的且充满野心的观点，描绘了从普通人到“超人”的进化，正如该书副书名所说的那样。该书直接引用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作者在文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66]。数百万年来，人类的进化一直掌握在大自然手中。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类已开始将进化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的进步不再是被动地由进化驱动了。

“参与者进化（Participant evolution）”意味着人类自己现在是其自身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了，20世纪60年代的豪言壮语如此说道。为了适应极端的环境，人类身体将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鼻子和嘴巴可能会被永久密封，从而使得人类在地球大气层以外真空空间中的生存成为可能；而专门构造的植入物将为宇航员的血液供氧。但不仅仅是外太空，地球海洋深处的“内部空间”也同样充满希望。海洋潜水员已经能够呼吸空气以外的气体。“一种更极端的方式是学会呼吸水。”哈拉斯写道^[67]。事实上，这些变化如此极端以致“人类进化”的想法很有可能会被淘汰。是的，人类可以“进化成赛博格”，但随后将导致赛博格的革命。

人类对战争的渴望早已制造了原始的赛博格：手持棍棒的穴居人、枪骑兵、剑客和蛙人。哈拉斯特别引用了中世纪亚瑟王时期全副武装的战士：长矛已经准备就绪，战士们跨坐在马背上，全身被锁子甲覆盖并保护着。骑士代表的是“军事赛博格的一种复杂发展”。人类已经开始通过增加保护层，将手臂变成一种致命武器，用更强壮的马腿“替代”自己的腿等方法来改变自己的身体。

哈拉斯的设想充满了处在进步之中的深刻的现代主义信念：人工生产的人类将有一副“优于自然人”的躯体，没有天生的弱点，并且不易受到疾病和衰老的影响。机器甚至可以阻止人类衰老，“赛博格不仅会有更好、更健康的生命，而且会更加长寿”。现代人的生命将通过陶瓷髋关节、钛制骨骼、硅胶乳房、电子膀胱、起搏器、塑性角膜和栩栩如生的机械手臂等得到延长和改善。

1970年，大卫·罗尔瑞克（David Rorvik） 《时代》周刊（Time）和《纽约时报》的一名科学作家 预言会出现一种“交易”更耐用的 如果不是不朽的 身体部件的市场。有家族心脏病史的某个个体可以决定不再一味地等待命运的打击，而选择先发制人地购买一个完美的塑料心脏，“而不是让自己在中年时就冒着有一个脆弱的血肉之泵的风险。”^[68]

许多无法治愈的缺陷将可被修复。罗尔瑞克幻想，那些有着衰竭器官的人，在庆祝旧金山夏日之恋后不久，即可在医疗备件联盟的柜台购买“年轻效力”（youthful potency）。当然，截肢患者也会从中受益，自从1970年严重受伤的越战退伍军人开始被送回国内，美国就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人。人们将抛弃旧身体的一部分，“先融化而后锻造成新”。一个全新的躯体将被制造而成，“与可以放大他的感知、延伸他的意识、加深他对于自身及其所在世界的理解的机器焊接在一起”^[69]。

与此同时，赛博格作为一个科学理念已经枯萎消亡了。同年，即1970年，《宇航学》杂志邀请赛博格先驱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就其最初的想法撰写一篇文章。过去的几十年里，技术在简化人类太空旅行的方式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多远？“不是很远。”克莱因斯认为。人类有机体仍然没有被改造成“甚至像植物一样”使用阳光作为产生有机化学能的来源。血液中的自动氧气循环仍然无法实现，尽管“赛博格技术”的目的是绕开肺部一进一出的潮式呼吸流，而直接通过植入的燃料电池向血液供氧。更甚至是人体自身的调节系统，仍然是“流动的”、不稳定的，尚未获得设想中的改进^[70]。

但自1960年以来，太空探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61年，先是史上第一只猿猴，一只名为汉姆（Ham）的黑猩猩，然后是史上第一个人类，进入近地轨道。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类已经完成了多个行星的飞越任务，其中一个任务飞到了金星。苏联已经发射了一颗绕月卫星。在60年代结束时，1969年7月21日，人类首次登上了月球。两年后，第一个近地轨道载人空间站发射成功。

然而，改造人类使其能够在太空中生活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人类为了对太空本质进行突破而围绕人类工具和机器展开的研发，以及人类在赛博格技术方面缺乏进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技术上的不平衡。”克莱因斯在1970年深受挫败地观察到^[71]。宇航员在登陆月球之前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平常一样睡8小时，而终将成为一个人体工程师的克莱因斯观察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类需要睡觉。”机器不会睡觉，并且经机械控制改造过的人类也将无需睡觉。在这一方面，要到达太空中遥远的目的地，未经改造的人类远不如他所制造的机器有优势。“如果宇宙飞船本身也有如此普遍的未知需求，那它肯定永远都到达不了月球。”这些观点使人类的失败经历更加蒙羞，因此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宇航学》放弃了克莱因斯的文章并拒绝予以发表。

3

人机交互当然并不仅限于人类的体能，同时可适用于人类的智能。结果是，计算机本身成了人机交互的主体。也许解决这一具体问题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技术专家是约瑟夫·卡尔·罗·利克莱德（J.C.R.Licklider），他是互联网早期的开拓性先驱之一，也是维纳学派的一员。利克莱德做的最出名的事情，是使用世界上最为野心勃勃的自动化项目^[3]来说明自动化的局限性。

利克莱德对于控制论以及日益紧迫的防空问题非常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剑桥市出现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在参加过诺伯特·维纳每周一次的控制论研讨会后，他回忆道，“我是这一活动的忠实信徒。”^[72]利克莱德当时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和教员。尽管如此，他旁听了维纳在MIT的一次研讨会并说道：“在MIT有一个教员小组，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控制论其相关的内容。我经常参与其中。”这个研讨会在他看来如此重要，以至于他随后试图在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the 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效仿举办一个“小规模的维纳学派”来讨论他的项目。利克莱德甚至在维纳出席的最后一场梅西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利克莱德对空军为提高其指挥与控制而进行的人机交互研究也十分熟悉。1951年，他曾作为心理学家受到一个项目咨询，该项目后来发展为MIT的SAGE。这个防空网络问题塑造了利克莱德关于信息处理的思想，使他萌生了通过链接构建“思维中心网络”（network of thinking centers）的想法^[73]。利克莱德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工作不仅在资金上受到了空军的援助，在思想上也是受到了防空问题的启发。在1957年，他还写了一篇未发表的随笔：《真正的SAGE系统，或迈向思维的人机交互系统》（The Truly SAGE System，or，Toward a Man-Machine System for Thinking）^[74]。利克莱德在空军科技咨询委员会工作了约6年时间，直至1962年结束^[75]。

利克莱德认为“指挥与控制问题是人与计算机交互的最基本问题”。但他也十分肯定将计算机视为一种更强大的算盘是没有意义的。战场上的巨大压力不允许生成预编码的脚本，批处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认为基于批处理来建设指挥与控制系统是十分荒谬的。”利克莱德说^[76]。在实践中，战场上到处充满了机会与摩擦，指挥官必须对每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做出适当的反应。对战争中发生的混乱进行预编码是根本行不通的，利克莱德说：“当指挥官要在战争中编写程序时，那谁来指挥作战呢？”^[77]

然而，这正是SAGE曾试图要实现的目标。1958年11月下旬，就在SAGE系统投入运行的几个月后，利克莱德告诉空军委员会：“我们对于使用大型人机系统进行形势分析与控制的主要经验还是来自于SAGE系统。”^[78]他解释，防空网络最初的设计是要实现“很大程度的自动化”。许多被纳入空军系统的人类操作员，是要处理当时不能被自动化的任务。因此，空军将操作员当作是性能次佳的机器部件。利克莱德向空军暗示这是一个设计缺陷：SAGE“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人类帮助机器，不是真正的人机共生”^[79]。因此，该网络并不是他所希望见到的在未来建立的空军信息处理和控制系统的一个良好预览。简而言之，人机共生明显优于自动化。

利克莱德并不希望提倡更多的自动化，或者将更多的决策权授予机器。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自动化爱好者进行了尖锐地批评。在他看来，机械化延伸这个概念，导致了人类可以并且应该被机器取代的想法，“留下来的人员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不是被帮助”。原则上利克莱德并不反对这一观点，但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是“异想天开”。^[80]同GE的莫舍尔（他当时在针对陆军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展开工作）一样，利克莱德意识到，最好的系统是人类和机器最优能力的一种融合。1957年，他对“真正的SAGE”系统的建议清楚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科学家和工程师将他们的脑部信息处理与机器设备组合起来，以构建一个比单独的人类或是单独的机械设备更加高效的系统^[81]。

人类与机器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他们相互补充，他们的合作关系在自然界中有一个模板 共生。1958年夏天，当利克莱德与其空军资助者针对关于未来的指挥与控制在委员会上进行讨论时，作为对SAGE的回应，利克莱德提出了他极具影响力的“人机共生”概念。利克莱德在其发表于1960年的著名论文《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让人感到希望的是，在不久后，人类的大脑即能够和计算的机器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写道，还使用了一个将在人机工程中变得很常用的短语 “密耦”^[82]。

不出所料，利克莱德开篇就讲了榕小蜂的例子，一种随无花果树共同进化了数百万年的小昆虫。榕小蜂的幼虫生活在无花果的子房中，它们需要这种树才能存活下来；相应地，这种树也需要榕小蜂才能授粉和繁殖。利克莱德观察到这样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在人类和机器之间尚不存在。但他期待这种情景会很快到来。他相信，人类更善于找出问题和答案、查明相关性，以及在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下做出适当的反应；相比之下，机器更擅长准确地存储和检索大量信息、快速计算，以及建立并记住例行程序指令表。

“一个有效的人机共生系统的智能将远超过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部分的智能。”利克莱德在1962年写道^[83]。他知道，即便是那些已经尝试过模拟半自动军事演习的军队指挥官，也急于重新获得他们认为在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指挥与控制部署中已经败给机器的主动权和机动性。但是空军军官们也想要保留他们的计算机的存储和处理能力。共生是其前进的方向。

然而，首先还需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当时被称为“分时”（time-sharing）的问题，即如何在大量的人类用户之间分配这些极其昂贵的超级计算机的处理资源。第二个问题是改进这些计算机上严重受限的输入输出接口；电子打字机和SAGE式光枪还不够好。经利克莱德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超大量信息与数据的快速存储和检索。

利克莱德怀疑图形界面和语音识别会得到很重要的应用。例如，一位军事指挥官需要快速做出决策。假设有一场10分钟的战争，是的，这一概念是有些夸大，但是假设指挥官要花费超过10分钟的时间来制定战争中的关键决策是很危险的。“只有语音识别才能快到足以作为人机接口；否则让战场上的军官或者公司里的高级主管离开他的工作来学习打字是很难的。”利克莱德打趣地说。他在1960年即推断，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在“真正共生级别的”实时人机交互系统上实现具有实际意义的语音识别功能^[84]。

1962年，利克莱德搬到了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ARPA），成为ARPA新成立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的第一位主任，该办公室负责改进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资助工作。在ARPA，利克莱德继续致力于改进人机通信。他特别支持以大学为主的远程分时研究项目的相关工作，正如空军当时在进行的项目。很快，一种全球性计算机网络的愿景初见形态了。

1963年4月25日，利克莱德写下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寄送给“星际计算机网络”（The Intergalactic Computer Network）的成员和分支机构。^[85]这本来是讽刺，他在备忘录中对他的同事和合作者们说道：“正如你们可能已经在上述问题中发现的，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称（来表述它）。”然后利克莱德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计算机网络应该具备的一切：先进的信息处理技艺，和“尖端的智能”（人、人与机器，或机器之间的）。这一备忘录寄给了就职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MIT、兰德公司和几个行业承包商的那些与ARPA签署合约的研究者们。为了在这项事业中取得进展，利克莱德认为，每个研究者都需要硬件设施，以及一个比任何个体能单独建立的软件库都更为复杂且巨大的软件库。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构建一个由计算机连接而成的网络，正如利克莱德称呼的那样，一个由个体“思维中心”组成的网络。这些研究者们在构思和资助“阿帕网”（ARPANET）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利克莱德在1963年提出的这种网络几乎花了整整20年才成长为后来大家所熟知的“互联网”。到20世纪60年代末，控制论有机体和活体机器的神话已经开始退入科幻小说和批判伦理中。

4

20世纪60年代，机器可以在思想上超越人类的观点在科学家中依旧火热。欧文·杰克·古德（Irving·Jack·Good）是一位领衔的英国数学家，当时任职于牛津大学的三一学院（TrinityC ollege），工作地点位于奇尔顿的阿特拉斯计算机实验室（the Atlas ComputerLab）。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曾作为一名密码破译专家和阿兰·图灵（Alan Turing）一同在布莱切利庄园（Bletchley Park）工作，随后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工作到1959年^[86]。古德非常确信“超级智能机”（Ultraintelligent Machines）很快就将建成。1965年，他莫名其妙地公开了其最为热门的一篇论文“人类的存亡取决于超级智能机的早期建设”。在古德看来，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在所有的人类智力活动中都“远远超越”任何一个聪明的人类，那么这台机器就是超级智能的。古德推测道，一旦实现了这点，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时刻就将到来，人类将不再位于万物的最高点。

由于机器的设计是上述这些智力活动之一，所以一台超级智能机可以设计出甚至比其自身更好的机器；届时毫无疑问将发生一场“智慧大爆炸”，人类的智慧将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级智能机将是人类完成的最后一项发明，如果机器会非常听话地告诉我们如何控制它的话^[87]。

人类也许能够创造其他新型智慧生物的想法和旧时一样大胆。而比旧时更为大胆和宏伟的想法是，人类可以创造出甚至比自身更好的造物者，甚至比创造人类的造物者还要完美。古德把在一年前就已去世的维纳的观点重拾了起来，他不只是想扮演“上帝”，还想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上帝”。

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想法在科幻小说中找到了它的归宿，这尤其要感谢古德自己，他曾担任斯坦利·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的顾问。当时，科学和科幻小说的主要聚集场所之一是《OMNI》杂志。该杂志由鲍伯·古乔内（Bob Guccione）创建，他也创办了在1978—1995年期间印刷发行的《阁楼》（Penthouse）杂志。许多未来主义想法都曾在《OMNI》杂志色彩斑斓的插图页面中诞生或者湮灭。

其中一个想法是科幻小说作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的“奇点”（singularity）。读了古德的文章，文奇决定把这位英国科学家提出的“智慧爆炸”描述为“奇点”：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这一备受期望的未来时刻^[88]。文奇自己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一位并不算成功的科学家，但却是一位相当成功的科幻小说作家，他把这一未来时刻（奇点）比作一个黑洞。“当这一时刻到来时，”他在1983年初发行的《OMNI》杂志上写道，“人类的历史将会到达一个奇点，一种如黑洞中心复杂的时空般难以理解的知识跃迁，此时世界的发展将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89]

与此同时，在德国上学的一位学生的脑海里生也充斥着相似的想法。于尔根·克劳斯（Jürgen Kraus）在他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硕士论文《自我复制的程序》（Selbstre-produktion bei Programmen）里首次提到并分析了计算机病毒：^[90]生物学把繁殖和变异看作是所有生命的决定性特征，计算机程序也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是否有可能甚至将其称为有生命的程序，就如生物学中所做的那样？”克劳斯问道。

克劳斯在1979年写道，大型计算机已经形成了电路和字节组成的“宇宙”^[91]，这些系统的复杂性可与一个年轻地球的复杂性相媲美。克劳斯还观察到，软件从未以100%的准确率运行过，它从来不是完美的。因此，程序变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克劳斯确信，在计算机程序中寻找生命，是哲学和理论生物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92]。

克劳斯关于生物系统和计算机的平行之处的讨论写了228页，他深深地着迷于这类问题。例如，生物有机体的程序是否“活着”，它们是否可以像所有有生命的实体那样进化等。他推断，一个自我复制的程序所居住的“环境”是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的硬件、软件和存储器。克劳斯认为，环境是活着的、“充满生机的”：自我复制的程序会给彼此带来竞争的压力，包括“冲突行为”和筛选压力。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可自我复制的程序的“进化”已成为一种可能^[93]。

克劳斯强调了生物病毒和计算机病毒在技术上的差异。“生物病毒通过侵入能量供应系统‘细胞’而迅速进行繁殖，”克劳斯写道，“一个自我复制程序却不能做到这点。”计算机病毒，即便已经存在于“‘计算机’的存储空间和能量供应系统”中，也需要由机器操作系统进行激活^[94]。

克劳斯帮助创造了一个现在已经变得十分普遍的表述：计算机病毒。但是就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他论文里的全部分析是大错特错的。他的讨论在论文发表时看起来就很奇怪。令他受到启发的一些想法，在他那些说着英语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同事看起来已经过时了。旧的控制论想法，即机器 硬件或软件，单独的或联网的 能够活过来、自我复制、变异并攻击其创造者们的想法，将继续吸引科幻作家和编剧们，但却仅有瞬间的科学吸引力。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控制论时刻”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过去了^[95]。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开始继续前进，不再被创造控制论有机体的想法所迷惑。

十几年后，赛博格作为一个强大的神话和隐喻重生了。关于赛博格的新讨论很快就将变得普遍并成为主导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在赛博格方面阅读最广、引用最多的非小说类文章和书籍竟然主要是关于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而非工程学^[96]。

唐娜·哈洛维（Donna Haraway）是这些思想家中最为出名的。像上一时期的玛丽·爱丽丝·希尔顿，哈洛维也从控制论中获得了灵感，并将其投入到一个雄心勃勃的文化工程中。1985年，她成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C Santa Cruz）意识历史领域的新晋教授。那一年，哈洛维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令她出名的题为《赛博格宣言》（A CyborgM anifesto）的文章。这篇文章获得的成功仅仅略低于其标题中彰显的充满希望的野心。

后现代主义模糊了科学与科幻的界限。哈洛维从一开始就宣称，她相信科幻小说与现实社会的界限是“一种光学错觉”（an optical illusion）^[97]。这位激进哲学家的目的是要推进她所宣称的“社会女权主义”。现实充满了矛盾。处理矛盾的最好方式之一是讽刺。在这种警告下，哈洛维发表了她的宣言。“在我具有讽刺意味的信仰之中心，”她写道，“是赛博格的形象。”对她而言，重要的是这一形象、对比和隐喻，而不是真正工程意义上的人形机器人。

“一个赛博格就是一个生控体系统，是机器和有机体的一种组合，是社会现实，同时也是小说里虚构的生物。”她写道。对哈洛维而言，赛博格无处不在。科幻小说里当然充满了赛博格。现代医学也是如此，在这个领域，有机体连接到机器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工业生产中到处都是人与机器结合的例子。“现代战争是赛博格的狂欢，代号是C3I，指挥（Command，C）控制（Control，C）通信（Communications，C）情报（Intelligence，I）。”她写道，其中用到了当时很流行的军事缩写术语。她坚持认为，我们都是赛博格^[98]。

赛博格对后现代哲学家们而言极具吸引力，它具体化地表现了许多的理想场景。正如这位女权哲学家所认为的，赛博格“突破了界限”。这一违反界限的生物会“搅乱”历史故事，会质疑它们被给定的身份，并会模糊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别。赛博格在突破边界处左右摆动：身体和机器、人类与非人类、思想和身体之间，自然与文化、男人和女人、制造者和被造者之间，主动和被动、总体和部分、代理和资源之间；它甚至打破了意识与模拟、天然与人造、对与错、真理与假象，以及 也许是最重要的 上帝和人类之间的区别。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可怕的二元论大部分是构建在错误的基础 父权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军国主义 之上。

正如哈洛维所说，“高科技文化用有趣的方式来挑战这些二元论”。随着机器变得比以往更具创造性，谁创造了谁将不再清晰。“在解析为编码实践的机器中”，什么是思想、什么是身体也将变得不再清晰，她意义含糊地写道^[99]。

赛博格不易受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它并不是泥土做的，因此不用向往回归于尘土。与《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不同，它不会寄希望于它的父亲为其创造一个女性伴侣以“回到上帝的花园”，它也不会向往有机家庭并将其作为它首选的社会团体。赛博格具有深刻的颠覆性。

“当然，赛博格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是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哈洛维悲哀地说。她知道克莱因斯的冷战设想以及已经流入GE外骨骼项目的军事拨款。但她可以接受并忍受这一切。“私生子往往对其血统极其不忠，”她指出，“毕竟他们的父亲是可有可无的。”^[100]

“我们的机器处在令人不安的活跃状态，而我们自己却令人恐惧地保持在惰性的状态。”哈洛维困惑不堪地写道^[101]。

哈洛维自称是素食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对她所知道的冷战时的军工复合体及其“父权制”技术，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量酝酿的控制论研究”持有深深的怀疑^[102]。在哈洛维严肃的学术高度看来，从曼弗雷德·克莱因斯改进增强的小白鼠到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终结者》的跳跃是命中注定的：

赛博格不会停止发展。在他们已经存在的几十年里，在现实和小说中，他们已经变异到了二阶实体，如基因组和电子数据库，以及在被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的其他居民^[103]。

这位女权主义哲学家用了一个学术诡计：她暗地里把其中的因果关系算在了赛博格头上。赛博格模糊了人与机器的边界，但模糊的边界也创造了赛博格。因此，她争辩道，我们都是赛博格。

乍看之下，至少可以说，这一大胆的声明似乎是一段才华之作。而《赛博格手册》（Cyborg Handbook） 一本包含了大量术语的后现代主义自由协会式著作 的编辑们，则将他们最为喜爱的创造物（赛博格）看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怪异科幻小说里的主体。“它不只是《铁甲威龙》（Robocop），还是我们带着起搏器的祖母。”^[104]《赛博格手册》指出。到1995年，大约有10%的美国人预计会成为“技术意义上的赛博格”^[105]，这一估值包括身体中嵌有一系列植入物的人们，如人工关节、电子起搏器、胰岛素泵、新的眼角膜或者人造的皮肤和假肢等。

但是10%仍然是一个小数字。某些劳动力工种则包含更高的百分比，这些劳动者将成为“隐喻上的赛博格”，《赛博格手册》继续说道。他们可能是一个在计算机键盘旁与该机器“参与了同一个控制回路”的工人，或是一个在光纤显微镜引导下进行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或者是在当地商场中与视频控制台联结在一起的青少年们。即使是发明了赛博格术语的那个人对此也表示同意。“智人，当他戴上眼镜时，他就已经改变了。”克莱因斯在1995年如此告诉这本手册的编辑们，“当人们骑自行车时，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赛博格。”^[106]

每个人都是赛博格。因此，哈洛维的宣言不是为机器人而写，而是为每个人而写的。粉碎了这一边界的《终结者》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代表了天网（Skynet）这类机器的兴起，还同时代表了每个人类所深深珍视的人机器分界线的毁灭。因此，许多后现代学者真的把注意力落在了T-1000上 这个詹姆斯·卡梅隆《终结者2》电影中由液态金属合成的邪恶机器人，由有着湛青色眼睛的英俊帅气的美国演员罗伯特·帕特里克（Robert Patrick）扮演 也许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

在一个场景中，虚构的T-1000在短短几秒钟内就变换了三种形状：从一个女性角色（女主角莎拉·康纳的母亲），到中性形态的金属制原型机器人，最后是一位穿着制服的男性警察。对一些后现代的学者来说，这一场景有着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这展示了“融化的界限”，以及将怎样“重塑性别身份”。学者们注意到了来自未来的虚幻的液态金属机器人在改变形态时所拥有的吸引力：“在观看人体形象变化的艺术表演时实则表现了一个非常色情的方面。”^[107]

另外一个女权主义思想家，也针对卡梅隆的第2部《终结者》电影写下了她的评论。她指出，杀人机器暗含了时尚偏好，两个终结者 阿诺德·施瓦辛格扮演的穿着黑色皮革夹克的T-800和罗伯特·帕特里克扮演的带着警察徽章的T-1000 都“夸大了同性恋类型（的吸引力）”，因此将颠覆正统的异性恋权威结构^[108]。

后现代主义颠覆性的赛博格的非凡成功，对克莱因斯这位于1960年在得克萨斯伦道夫机场空军会议上首次提出该原始想法的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克莱因斯提出过再造人类身体，但再造人类身份与其观点并不符合。1984年年底，当《终结者》上映时，克莱因斯正在尝试使用计算机诠释古典音乐，他试图通过触摸，把一首海顿（Haydn）奏鸣曲与人类的情感表达连接起来。这位赛博格的首创者观看了《终结者》后，大为惊骇。“施瓦辛格所扮演的东西，”克莱因斯回忆，“完全使赛博格这一概念丧失了人性。”它从一个不是怪物的东西中制造了一个怪物，是这位来自罗克兰州立医院的前研究员的观点。“这是对我们所提出的真正科学概念之曲解。”^[109]这一点，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1]1磅=0.45359237千克。译者注

[2]1平方英寸=6.4516平方厘米。 译者注

[3]SAGE项目。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