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战争的想法从伦敦和广岛仍在冒着烟的废墟中涌现出来：前一座城市被弹道导弹袭击，后一座城市被一颗原子弹粉碎。一些空军军官立刻意识到，战争已经永远地发生了改变。这些军官中最为能言善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远见卓识者是亨利·阿诺德（Henry Arnold），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司令员，不久之后成为美国空军司令员。这位五星上将认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到三周后，战争的未来就已经非常明显了。1945年8月中旬，他在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它可怕，但又简单。”《新闻周刊》（Newsweek）如此报道，报道的题目是“按钮战争”（Push-Button Warfare）。“仅仅需要两件新式武器即可将其变为现实” 美国的原子弹和德国的V-2弹道导弹。实际上这两种可怕的技术已经合并了。很快，新式战争机器的攻击范围、速度和破坏力将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任何一件最具毁灭性的武器。

这一致命组合借助改进的通信及控制技术，威力将得到极大增强。“空中和地面之间完美的通信系统”将使最为错综复杂的无人机和导弹军演成为可能，这位上将如此告诉发布会现场的记者团。“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空中作战，”阿诺德准确地预测道，“将会消失。”这意味着军方不得不重新调整防御策略。V-2导弹对伦敦的袭击已经证明，抵御这种自动化武器带来的湮灭几乎是不可能的。新式武器可怕的速度将进一步把人类操作员从防空系统中淘汰下来。现在，机器就是最强的防御。阿诺德把希望寄托在能“自动寻找那些无人飞机和导弹”^[1]的火箭上。对阿诺德这样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这一改变会很直观：淘汰人类，加大机器的飞行速度和到达范围，当进攻占主导地位时，防御自然将变得更加艰难^[2]。

三个月后，阿诺德在一些机密报告以及《纽约时报》中阐明了自己的设想。他表示，未来的战争机器，借助自动飞行武器中“输入到它的机械大脑”的无线电脉冲，能够侦测地形。阿诺德总结了盟军与德国和日本对战的经验与教训，预测使用固体燃料提供动力的先进宇宙飞船，将在超过海拔70英里高的电离层以快于3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携带核弹追击其目标。五星上将阿诺德在其1945年10月刊发于《时代》杂志的文章中写道，这些可怕的机器“是‘按钮’战争的先导性武器，其后续衍生武器可能在惊人的高度以惊人的速度一闪而过，实现在数百或数千英里之外的精准打击”^[3]。

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相当严峻。“它非常清楚地向侵略者表达，”阿诺德写道，“按下这个按钮即意味着‘一种毁灭性的空中核反击将发生在他（侵略者）的身上’。”同月，他敦促政府的文职领导人采取相关行动。1945年11月，他告诉美军作战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战争可能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成千上万的机器人会未经通告就穿越我们的海岸线 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阻止它们^[4]。”“现在采取行动”是指制造更先进的自动化战争机器。只有采取确定性打击并且是毁灭性的反击，才能使美国的敌人相信：和平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任何一次攻击都自动且毫无疑问地会触发一次反击。新式的战争机器带来了新的威慑力。“如果战争来临，空中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失效。”这位强势的美国空军未来司令官以一种忧虑的语气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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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伯特·维纳看来，自动化军事对抗的想法是愚蠢的。“这一切的背后，我感受到了那些摆弄小玩意儿的人对于看到齿轮转动的渴望。”他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语带嘲讽的评论道，“‘按钮’战争这一想法对于那些相信自身创造力但对整个人类极度不信任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维纳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在MIT的一些同事似乎更愿意相信机器而不是人类。维纳厌恶战争、战争胜利的方式以及随战争而来的武器装备的革新。新的军事竞争或许已使更多“摆弄小玩意儿的人”手握重权了。更糟糕的是，维纳确凿无疑地知道一件事情：更多的这类欺骗性的创新即将来临^[5]。

194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苏联已经引爆了一个核装置。美国公众对此震惊不已。德国的武器工程在致命性打击的创造力方面有着卓越超群的声誉。相比之下，俄罗斯则是凭借广阔的土地、大量的士兵以及寒彻入骨的冬季，而非创造力或工程技术取得的胜利。因此，在1949年的夏天，没有人愿意看到的潜在的敌对国家花费数年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一直认为自身是安全的。由于自负和傲慢，大多数美国科学家以及大多数军事官员都被愚弄了^[6]。

从防守的观点来看，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那个震惊了范内瓦·布什并促使他采取行动的1939年的防空问题很快就看起来变得温和多了。这次，又是MIT的一位科学家在巨大的防空项目中拔得头筹。但依然不是维纳，而是一位被他嘲讽的“摆弄小玩意儿的人”。乔治·瓦利（George Valley），MIT的一位物理学教授，自1946年以来一直是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Air Force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的成员（这一委员会先于空军创立，是一个独立的服务机构）。瓦利拥有核物理博士学位，当时立刻意识到了美国防空力量的不足。虽然他最初怀疑工程解决方案的做法是否正确，但新的威胁使他相信：“我意识到，我那几乎快建成的新房子在面对击中波士顿的第一颗原子弹所产生的冲击波时将不堪一击^[7]。”

自动化是貌似可行的唯一解决方案。20世纪50年代被升级后的防空问题之基本要素与10年前发生在伦敦的闪电战之防御问题十分类似，对瓦利来说就是：探测来袭的敌方轰炸机，跟踪它们，计算目标坐标，并在正确的时间击中他们。但有些不同的是，50年代的炸弹更具破坏性，飞行器的速度更快，打击范围更广。任何用于应对新轰炸机问题的方案都必须被同比例的放大。实际上，整个国家将成为一个防空炮台。之前困扰着防空人员的那些指挥和通信问题被放大到了大陆尺度。防空问题的复杂程度变得超乎想象。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The 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SAGE）。SAGE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由防空系统工程委员会（The Air Defense Systems Engineering Committee）于1950年首次提出，该机构随后以“瓦利委员会”（Valley Committee）而著称。它由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创立。1951年，一个概念验证场所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建成了，该试验场拥有自己的飞机场和几十个雷达站。于1952年成立的MIT林肯实验室（The Lincoln Laboratory）随后引领了这一巨大的防空项目的研发。SAGE网络的框架在1954年初步成型，当时IBM获得了首批的生产合同。

SAGE组建了一个大陆级别的雷达站网络 部分位于北极圈北部，有些甚至在离岸200英里远的海上 23个仓库大小的超级计算机遍布美国，这些计算机由IBM定制研发，每台计算机都通过AT&T公司的全国性电话线路连接到100多个雷达站上。首个大型控制中心于1958年7月1日在新泽西的麦奎尔空军基地（McGuire Air Force Base）投入运行。NORAD即北美防空司令部（The North American Air Defense Command）当时拥有大约20万名员工。当系统上线时，NORAD的司令员厄尔·帕特里奇（Earle Partridge）估计，仅SAGE在15年内的花销就将达610亿美元（这比2015年的5000亿美元还多），每年的运营花销则在8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8]

该系统可谓野心勃勃。SAGE可以记录在任何时刻飞过北美上空所有飞行器的航线、速度、高度以及位置，对友军和敌军一视同仁。每个方向中心要接收多种来源的数据：远程雷达，沿着美国领空辽阔的边界探测；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空中预警机，在离海岸数百英里的海上巡逻；雷达哨驱逐舰，一直在观测；填隙雷达，填补远程雷达站之间的空白区域；而所谓的得克萨斯塔，则是在高出海面的平台上布置雷达并沿东海岸放哨。每分钟接收的商用和非商用航班数据均通过电话网络上的专用数据链路传送到SAGE的中央计算机上。然后计算机将这些数据与已知的航班飞行计划、野外工作站的实时天气信息，以及北美机场的地面情况等数据进行整合。所有的信息流均被输入到在当时建成的最大的计算机内，然后由机器汇总并处理。

当预警雷达探测到敌方轰炸机编队时，系统会将其标记为敌方。随后一位军官会通过一个武器指定器指定一种武器攻击敌人。巨大的SAGE主机将靠近的轰炸机与可用的防御武器相匹配：计算机将每个接近的轰炸机显示在一个圆柱状的30英寸阴极射线管上，并使用一条带有数字标识的发光轨迹表示其飞行航线。轨迹的长度和方向指明了飞机的速度和航向。

操作员使用一些奇怪的设备，即所谓的“光枪”，将一条轨迹与其标识号、高度或武器装备等其他信息联系起来。操作员举起手柄上带有电缆连接的“光枪”，指向牛眼状屏幕前面的玻璃，瞄准目标，然后扣动扳机，就像要射入计算机中一样。枪的聚光灯将照亮目标的位置处并向计算机发送一个信号，促使计算机更新偏移寄存器中的内容 实际上，是在告诉系统将一条轨迹与其他信息，如速度、标识号或武器装备等结合起来（光枪相当于几十年后的鼠标）^[9]。

计算机随后与一张显示了地理特征、可用防空火力以及配备立即可投入使用的战斗机的机场等信息的地图进行叠加。屏幕上的小正方形表示美军希望自身战斗机击落俄罗斯轰炸机的位置，显示数字表示剩余拦截时间。在测定了入侵轰炸机之后，SAGE可在60秒内显示上述所有信息。如果SAGE超级计算机的操作员认定某次入侵是真实的，一条半自动化指令就将传到充满了燃料并随时准备起飞的拦截机上，同时传给炮台，而这一美国首个投入运行的防空导弹系统，时刻准备采取行动^[10]。

把整个北美大陆变成一个防空炮台意味着需要将大规模范围内的雷达站、计算机和拦截系统实时地连接在一起。早在1950年9月，MIT就已经通过一条13英里长的商业电话线，成功地将数据从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郡汉斯康机场的一个雷达站发送到了剑桥的一台计算机上。该系统在音频级电报线上以每秒1300比特的速度传输数据。这个非凡的大型防空系统有一个震惊世人且被低估的影响：它推进了计算机联网并最终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

瓦利明白，商业电话线路也是当时最为便宜可靠的通信方式，即便是对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为昂贵的大陆级防空系统而言。当两个超级大国卷入核武器战争时，瓦利的计划是依靠租用AT&T公司电话线路建设一个“战时”防空系统^[11]。但是这位来自MIT的教授却遭到了来自于军队的强大的文化抵制。

当瓦利第一次参观一个战时所用的破旧雷达站时，他注意到军官们使用的是笨拙且性能不稳定的无线电式雷达，他当时就问为什么不使用电话。随后，瓦利回忆说，一位头发斑白的军官开始“说教”，并援引了埃及法老、波斯大流士、马拉松战役、罗马沦陷、拿破仑以及南北战争以说明：军队从来不需要把通信线路托付给平民百姓。于是，将依托于AT&T电话线的防御系统卖给当时执掌防空司令部的埃尼斯·怀德海（Ennis Whitehead）少将，成为了瓦利最为棘手的一个任务。

这位高大秃顶的三星少将因暴躁的脾气、冷漠的性格和傲慢固执的态度而广为人知。瓦利不喜欢这次任务并对这位少将心存恐惧。他不情愿地展开了他的长岛之旅 长岛是怀德海在搬到一个固定的总部之前暂驻的临时指挥场所。这位少将和他的部下礼貌地听取了瓦利关于电话线路和防空系统的讲解，问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盛情款待了这位博士。在吃过开胃菜、喝过鸡尾酒之后，怀德海说道，他曾经也做过一个研究项目。“Darkter（博士）”，他用他被雪茄损坏的沙哑的声音告诉瓦利，“我研究的是血的项目。”^[12]

这位MIT教授以为怀德海说的是如何在高海拔控制拦截机飞行员的血压，或是与之类似的相关研究。毕竟医学研究在空军中并不罕见。瓦利微笑着点了点头，拒绝了侍者重新装满马丁尼酒的好意，拿起了一只鲜虾。“博士，”少将继续说道，“我的研究告诉我，当你榨干一个国家的血液，它将任你摆布。”

这位上将接着引用了不同历史战役中的统计数字，再次讲到了拿破仑和南北战争。一旦10%的人口死亡，20%的男人阵亡，2倍于阵亡数的人受伤，即意味着战斗很快就会结束。博士示意侍者他需要添满马丁尼酒。“是的，博士，”怀德海继续说，“当一个国家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时，他们不得不投降。”瓦利环视了桌子一周，注意到自己有些窘迫。他切开面前的烤牛排，一下向嘴里塞进了好大一块，一滴酱汁落到了他的下巴上，然后他开口说：“将军，这真是自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以来所做的最厉害的一项军事研究。”怀德海看着瓦利的眼睛，然后是下巴，哼了一声离开了。随后，空军和AT&T公司签署了合同。

地球自身的曲度导致了两个出人意料的后果：飞行器需要更多的计算和更高效的通信网络。到了20世纪50年代，飞行器甚至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得更高更快，大多数飞行员对这一趋势都兴奋不已。但改进后的飞行能力给军事指挥官们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使用雷达探测高空飞行的飞行器很简单，但是探测低空飞行的飞行器却很难。新创立的美国空军有忽视这样一种特殊情况的倾向：如果飞机飞行的高度低于海拔500英尺，丘陵、小山以及其他地质学特征会发射“地面杂波”干扰雷达成像。这种噪声的信号强度是飞机信号的数千甚至数百万倍。现有的地面控制雷达站能在很广的范围内，有效地探测到高空飞行的飞机。但是这种远程雷达形成了一种圆锥形的探测视野：地面的探测范围狭窄，顶部的探测范围宽阔。飞行器飞得越低，锥形探测视野之间的间隙越大。

识别并跟踪在低空中飞行的飞机的最简单办法，是沿着跨越美国北部的防空系统三大预警线来增加地面雷达站的密度。地球的曲度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由数百个雷达装置构成的足够密集的网络，以抵抗低空威胁，包括许多不需要人类操作员的所谓的填隙雷达站，沿着位于北极圈以北的最外侧远程预警线（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DEW）形成一个“微波栅栏”；当DEW在1957年交付使用时，美国空军司令部投入运行了182个雷达站，还有更多即将上线^[13]。

这个庞大的系统网络需要连通性。传统的电报通信传输速率是每秒75比特。在瓦利提出他的要求之前，贝尔电话实验室一直认为没必要加快数据的通信速率^[14]。但事实表明，电话线路上的数据传输要比语音传输难得多。电信工程师所说的噪声“瞬态干扰”或者“瞬间延迟”对语音质量没有太大影响，但对SAGE数据链路却影响很大。AT&T公司通过为空军提供特权专用线，解决了这个问题。

贝尔电话实验室研发了调制器-解调器终端（modulator-demodulator terminals），后来被简称为“调制解调器（modems）”。这些终端能够实现数字化数据和模拟波的相互转换，这即意味着数据可使用音频带宽的电话线路进行传送^[15]。到1960年，贝尔电话实验室成功地将数据在交换网络上的传输速率提高到了2000比特每秒，专用线路上的速率高达2400比特每秒^[16]。通信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空军提出AT&T公司必须在指挥中心和众多雷达基地之间使用两条独立的、地理上分开的中继线线路（主干路由）。

SAGE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数据传输网络^[17]。最终整个系统的性能按照当时的任何标准来看都是卓越非凡的：SAGE通过无线电台转播实时的计算机生成方向并传输给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即可远程控制飞行中的载人拦截机^[18]。当战斗机在控制范围内与敌方轰炸机战斗时，地面操作人员可从远程计算机上接管战斗机的机载设备。“如果发生故障，飞行员必须自己判断。”行业杂志《电子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报道，“其他情况下，飞行员只需要让飞机飞到空中，并在战斗之后将飞机降落到地面即可。”^[19]与战时同样的防空问题在引领科技发展之路。“美国现在具备了瞬态电子反应能力。”IBM在其1960年的宣传片中这样吹嘘道^[20]。

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核攻击从未到来。SAGE从未如其宣传的那样为了抵抗来袭的轰炸机进行部署。然而该系统超大的规模和天文数字般的预算，体现了冷战时期核毁灭的星球级别的危险。直到1960年，这个巨大的北美防空系统都是人类建造过的最为先进的自动化计算机系统。然而，防空火力控制的挑战将再一次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激发并恐吓技术先驱和知识分子。

回到1949年12月，当MIT的乔治·瓦利被招募来构思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系统时，MIT的诺伯特·维纳已经将这类自动化引发的精神后果理论化了。

2

“第一次工业革命，”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的序言中写道，“通过引入机械装置的竞争导致了人类手臂的贬值。”现在，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黑暗、撒旦般的磨坊时代后，人类世界将再次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工业动荡。“第二次工业革命，”维纳相信，“将会引起人类大脑的贬值，至少会引起人类大脑在更简单、更常规化的决策方面的贬值。”^[21]其论点是，自动化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低技能的工人将会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最终走向失业。

“让我们谨记，自动化机器，”维纳在1950年颇具预见性地说道，“是奴隶劳工的精确经济当量，并且必须接受劳工的经济景况。”仍然受到他与战争相关的研究所困挠，维纳警告公众即将会发生的危险：“这非常明显，自动化将造成失业，与其相比，30年代的大萧条将不值一提。”^[22]

1950年5月5日，星期五，MIT的戏剧工作室在波士顿西区查尔斯街的皮博迪剧场（The Peabody Playhouse）上演了一出著名的科幻剧。该剧原文为捷克语，但它带给了大多数语言一个新兴词汇 “机器人”。该词首次出现于卡雷尔·卡佩克（Karel Capek）的剧本R.U.R.中，R.U.R.是Rosumovi Univerzální Roboti或Rossum's Universal Robots（《罗素姆万能机器人》）的简写。该剧讲述了一家制作被称为“机器人”的人造工人的工厂的故事。故事中，机器人对其制造者发起反抗并最终消灭了人类。这个故事充满了对《圣经》中故事的参考。该剧写于1920年，一经发布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版3年之后，该书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故事中的机器人并不是简单而笨重的金属块，令剧院的服装设计师高兴的是，它们由有机物和钢制品共同制成。

当皮博迪剧场的演员们正在后台做准备，穿上他们笨重的金属质地戏服时，维纳登上了这个波士顿西区业余剧场的舞台。此时，这位畅销书作家兼教授已经习惯成为众人的焦点。他已经做过无数访谈，并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杂志和报纸都竞相宣传的人物。维纳是一位名人学者，他享受这种状态。他走上舞台对皮博迪的观众说：“当该剧本被创作时，自动化机器仍处于其婴儿阶段，或许说它处于酝酿阶段更为合适。”他还指出，世界不仅看到了一连串的自动化机器，“还看到了自动化机器本身所代表的哲学”。维纳暗示，自己将是未来大师级的哲学家和工程师。正因如此，他知道卡佩克的戏剧并不是科幻小说。《罗素姆万能机器人》预测了不远的未来。维纳说，“机器要求被理解，否则它们将夺走我们工人口中的面包。”透过厚厚的黑框眼镜注视着台下的学生观众，他继续说道，“不仅如此，它们要求我们像理解人类一样理解它们，否则我们将变成它们的奴隶，而不是它们成为我们的奴隶。”^[23]这一开场白听起来确实很可信。

“现在我将要向你们展示其中的一个机器人。”维纳说完后转向小舞台的一侧，像召唤狗一样，拍手并发出命令：“到这儿来，帕尔米亚（Palmilla）。”幕布立刻变皱并开始移动，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手里拿着手电筒并照向一个自带车轮的大约18英寸高的装置。这台机器急促且呼呼作响地跑向维纳。

帕尔米亚是一辆三轮车，车的后面是两个盘子大小的轮子，前面是一个小型轮子。这辆车有一个长方形的金属底座。长方形前面的两个边角处各安装了两个光电池，这种类似于眼睛的传感器用于感应亮光。它看起来有点像车轮上的达克斯狗。感光单元的输出信号经放大后进入了控制小型前置转向轮的操纵杆。这一设置意味着帕尔米亚能被灯光吸引，能像飞蛾一样朝着火把移动。或者，如果光电池的输出电压方向被逆转，它就将像臭虫一样远离灯光。这位MIT的研究员以这样的方式，根据装置设置的不同，将它比作飞蛾或臭虫。

但是帕尔米亚，这个在业余舞台上进行展示的笨拙机器人，并无意变聪明。维纳将其设计成能够模拟两种特定的神经状态：帕金森病和意向性颤抖。它成功了，它用最简单的技术手段模拟了复杂的人类行为。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境况。这个颤动的机械化飞蛾很快引起了美国陆军医疗部队（The US Army Medical Corps.）的注意。他们联系了MIT并拍下了维纳所展示过的帕尔米亚的神经状态，然后将其与人类神经震颤实际情况的照片作对比，以协助军队神经学家的工作^[24]。但真正让人类战栗的不是机器表现出生病等状态，而是机器表现得像是最健康、最能干的人一样 甚至超越他们，成为定制化的更出色的员工，而且机器从不请病假。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维纳的观点触碰到了大众的神经。当时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人有人的用处》“是本极其重要的书”，他于1951年9月在一本英国光面杂志《每个人的》（Everybody’s）刊文写道。这位79岁的著名英国哲学家预见到了现存民主的危机。用机器替代人类将给予少数掌权人物更多的权力。未来的统治集团能够 “理所当然地”

使机器可以配合适当的手势发表极富雄辩色彩的演讲，像一名人类政治家一样，从一个会议被带到另一个会议而不会声音沙哑。它们也不会被扔来的烂番茄和臭鸡蛋吓倒^[25]。

罗素文章的标题为《人类有必要存在吗？》（Are Human Beings Necessary）。

在位于波士顿往西3个小时车程的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工厂中，有一名员工对这个想法特别感兴趣。这名27岁的退伍军人看到了通用电气的新型铣床是如何切掉喷气发动机的转子的，涡轮机比任何一个工人都要快速而精准。他所看到的情况吓到了他^[26]。他已经读过了维纳的悲观预测，因此他决定写一部关于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未来的小说。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第一本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于1952年出版。小说中发生的未来主义故事以斯克内克塔迪的工厂作为其隐秘背景：第三次世界大战10年后，自动化工厂已经用机器取代了几乎所有的工人。美国社会分为管理者和工程师，社会中的一些人属于其中一边，而剩余所有人则属于另外一边。被顶替的工人在批量生产的房子里过着了无生趣、毫不体面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是保罗·普罗透斯（Paul Proteus），他是享有特权的工程师中的一员。在小说中，他幡然醒悟，并领导了一场失败的对抗机械化系统的起义。

故事中的一个场景是，保罗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途经秘书的办公桌。秘书拿着一份刚打印好的演讲稿，她告诉她的老板：“您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言论，非常精彩。”

“都是些陈词滥调。”保罗说。

“对我来说它看起来很新颖，我是指您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如何使体力劳动贬值，然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常规的脑力劳动贬值的那部分内容。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一名叫作诺伯特·维纳的数学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这样说过了。”保罗告诉他的秘书。他和他的秘书非常怀疑人们是否真的会在机械重复的工作上浪费时间。宿醉、家庭纠纷、厌恶老板、债务、“战争”，或是真实的幸福和假期等想法会在一个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产品中显现出来。最终，一个新的机器被发明创造出来，并导致保罗自己的白领工作变得过时。

“《自动钢琴》是我对一切事情都得让一些小盒子来进行控制的这一暗示之回应，”冯内古特后来告诉《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这样做的想法，你知道，是有道理的，非常有意义。”^[27]

这本书的书名指的是钢琴被改造成可自动地进行演奏 像是被幽灵弹奏一样 由一份卷纸上的打孔模式所控制。书的副书名表明这是对不久的将来的窥探 “即将到来的电子化时代中的美国”（America in the Coming Age of Electronics）。该书的出版商提前将新书样本寄给了诺伯特·维纳，希望得到他的评论。但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其中一个反叛者，是“路德维格”冯·诺依曼（“Ludwig”von Neumann）。这是对约翰·冯·诺伊曼这位计算机先驱和早期的控制论专家的变相引用。维纳认为在一本新潮的科幻小说中不应该出现现实人物的名字，于是给出版冯内古特这本书的编辑写了一封简洁的信，坚称这位初出茅庐的作者不能“玩弄现实人物的名字”。但冯内古特认为自己可以，而且的确这样做了。维纳可能会对此有些恼火：在最终出版的书中20多次提到了冯·诺伊曼 这位比他小9岁的年轻人，而他的名字仅顺带提到了1次。

1955年，科幻小说成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文学流派。作者们急于寻找各种想法，而控制论则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创作于1955年的小说之一就是《赛博和福尔摩斯大法官》（The Cyber and Justice Holmes），这本书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弗兰克·莱利（Frank Riley，出生于Rhylick）的第一本著作。莱利吸纳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想法并着手创作了它。小说情节是关于未来的法院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智能高效的机器取代了人类法官。莱利将这些虚构的审判设备称之为“赛博”。自然而然地，如此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吸引了大量热情的支持者，同时也招来了质疑的反对者。故事中引用了一份传真，称赞自动化决策的质量：

我们已看到其他郡县利用赛博法官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已在自己的预审法庭上见识了自动控制单元的有效性……我向你保证，纳税人只要花费一半的费用就能提出2倍的诉讼……在现代化流线型的赛博法官的审判下^[28]。

莱利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威尔弗莱德·安德森（Walhfred Anderson），一位系着蝴蝶结、思想有些保守并且即将退休的法官。安德森一直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即将发生的改变持怀疑态度。这位有血有肉的法官几乎要被审判桌上由钢铁和二极管构成的机器法官带来的优势所左右。读者也能认识到这位法官的自我怀疑：

赛博法官们非常迅速。它们敏捷且坚定地使用法律要点进行裁决，它们把事实从谬误中分离出来，它们不会因人性的弱点而导致司法公正的偏斜。它们的视野不会被感情所蒙蔽^[29]。

但完美的理性行为并不是一切，即便对法官而言也是如此。情感和道德也同样重要。故事的结局是：强大的、看似无所不知的最新型号的计算机器因被要求计算“梦的大小”而最终崩溃。莱利的短篇小说混合了对于进步的坚定信仰，以及柔弱但又挥之不去的恐惧情绪，将20世纪中期典型的社会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20世纪50年代，“自动化”是科技进步的通用术语。工程师们知道计算机器将用于控制工厂。“计算的机器，实际上类似于运作中的工厂，”一本1956年出版的工程类图书指出，“它们的功能是加工信息，正如工厂加工金属、食品或化学物品。”^[30]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段时期，计算机器仍然十分稀少，大众的想象还未被漏洞百出的软件和缓慢运行的硬件所束缚而停滞不前，大多数人还从未见过那些没有用的技术。

到1961年年中，整个美国仅安装了包括各种类型在内的5371台计算机。军队和政府应用占了这一市场的40%，其中大多数机器是为了SAGE和随后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The 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BMEWS）而部署的，BMEWS将北美的空中防御从核轰炸机扩展到了洲际导弹。这一年，超过10亿美元的计算机设备交付给了军事和商业用户^[31]。科技发展跨着大步快速向人们走来。但相应的事实和数字却供应不足，使得许多科技作家倾向于思索未来而不是现在。

当时最吸引人并令人兴奋的想法之一是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在1961年的夏天，维纳正思考机器像植物、动物甚至人类这种生物生命形式一样进行自我复制的可能性。在接受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维纳改述了《圣经》中的内容，以暗示科学进步在神学上的含义：“机器以自己的形象为蓝本创造机器。”但奇怪的是，维纳告诉记者无须引用他的名字，这样的要求对于这位渴望公众知名度的教授来说极不寻常。记者怀疑这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如此腼腆“或许部分是因为，用爵士乐的行话来说，这一领域‘太抽象了’”^[32]。

然而，两年之后，维纳决定将其宝贵的名字附在一本卓越非凡的书籍《上帝与高兰合股公司 关于控制论对于宗教冲击的点评》（God and Golem，Inc.—a comment on certain points where cybernetics impinges on religion）之上，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拐弯抹角地表示的，这本书确实有一些精神上的探讨。

3

宗教需要禁忌。崇拜的本质即是要理解难以理解的、看到不能看到的。维纳在书中援引了他童年时期的场景：一座孤独的新英格兰农舍，前厅紧闭，百叶窗是拉上的，壁炉架上的钟罩下放着蜡菊，镀金的芦苇摆在他已故祖父的肖像 一个老旧的木制画架周围，一架只在婚礼和葬礼上才会弹奏的黑色胡桃木小风琴。这台静默的乐器代表着强制的安静以及禁忌。“我们必须避免同时谈论上帝和人类 那是对上帝的亵渎。”他毫不掩饰其讽刺地写道^[33]。

宗教禁忌抵达的范围远远超越了新英格兰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坪上刷着红漆的木制农舍和能够俯瞰微风吹拂田野的宁静教堂。“即便是在科学领域，”67岁的维纳自我反省道，“与被大众公认的秩序背道而驰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在当时的美国，禁忌的不仅是将上帝和人类一并而论，同时讨论有机体和机器也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有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有机的，而机器的所有的部件都是由毫无生命特征的金属、塑料以及玻璃制成。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而对于控制论专家来说，“意图”是所有这些通过负反馈驱动的系统的关键特性。“人们往往假设，物理学不考虑意图，而将生命的涌现认为是一种全新的事物。”^[34]

这就是禁忌。在维纳看来，这一禁忌阻挡了知识的进步。维纳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对这种禁忌进行了抨击。他以宗教文献中探讨的情况为着眼点 但这其中有一个密切的控制论类比。控制论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了宗教的意识，维纳写道：“机器可以学习，可以自我复制，还可以阐明魔法和传说。”正如他所看到的，科学正在侵占宗教的领土，进而驱逐上帝。控制论将使不合理变得合理。

表面上看，会学习的机器似乎并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但维纳这位昔日的神童精通典籍。他了解得更加详细和全面。会学习的机器与宗教中最为深奥、最具争议的一个神学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何解释当前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如何解释上帝对于罪恶的宽容，即神学家所知的“神正论”问题。这是《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Bible）和基督教《旧约·圣经》（Old Testament）中的一卷 《约伯记》（The Book of Job）以及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史诗般的17世纪诗歌 《失乐园》（Paradise Lost）所探讨的主要问题。阐明罪恶的合理性与解释上帝是否可以与其创造物进行游戏的问题如出一辙：正如维纳所看到的，在这两种宗教情景中，都是魔鬼在与上帝玩一个游戏，或者是为了约伯的灵魂，或者是为《失乐园》中全人类的灵魂。这两本著作都把魔鬼视为上帝的创造物；这是一神论的一个必要假设。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上帝能够与其创造物进行一场别有深意的游戏吗？

在维纳看来，这一问题可使用人类与其自身的创造物 机器 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一般意义下，这个问题也可以换种方式这样来表达：“任何一个创造者，尽管其能力有限，是否仍可以与其创造物进行一场别有深意的游戏？”维纳本身是位能力有限的机器创造者。如果他可以和他创造的机器进行一场别有深意的游戏，即可回答这个问题。控制论的回答显而易见：可以。创造者可以与其创造物进行游戏是因为，即便是机械创造物也可以战胜其人类创造者。这在西洋跳棋游戏上已经实现了。维纳正确地预见到了，构建一种象棋机制，使它能够在国际象棋游戏中击败俄罗斯象棋学校中的最好棋手，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人类的创造物可以比人类更聪明，因此“上帝的创造物”当然也可以比“上帝”技高一筹。

这位MIT的教授暗示，机械化力量，展现了神之力量的局限性。

对机械化再加工过程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时机已然成熟但更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只有上帝能够创造生命。只有上帝是造物主，而且只能有一个上帝。生物的特点是：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形象重新打造自己，因为他们是上帝以自身的形象创造的。以上帝的形象繁殖和创造新生命是生命神圣本质的原因所在；以其他人类的形象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则是在反抗事物的自然秩序。这是对神灵的亵渎：“相对于人类，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歌颂上帝；而相对于事物，我们会赞扬人类。因此，很自然地，我们认为机器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制造其他的机器。”^[35]

但这正是自动化所预示的：人类很快就能使机器（逐渐地）根据它们自己的形象制造其他机器了。

维纳暗示，如果一台机器能够根据自己的形象制造另外一台机器，理解形象的概念就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一台机器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机器可以产生关于其形象的信息，而这一信息可用于制造另外一台机器。”这位教授有些含蓄地说道。

就软件而言，传输一个设计相对而言是简单易行的。一台“软的”机器 一个程序，哪怕是一个复杂的程序 轻而易举地就能被复制，转移并安装到一台不同的计算机上。这一信息，也就是刻录在磁盘上的信息，会重新创建一台虚拟机器。而就简单的硬件而言，机器的形象就是它的设计图。设计图可以作为一条信息通过电报线传送，以用于在电报线的另一端制造这一机器的复制品。(www.daowen.com)

但控制论的发展不会止步于此。毕竟，现在有机体可以被看成是一台机器了。以有机体的方式实施的反馈设备 例如，人类 仅仅是更复杂的机器：利用负反馈回路而非室温维持身体体温，以及利用负反馈回路而非油罐压力稳定血压。所以原则上，维纳相信，由分子结构组成的复杂机器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形象，这一形象可被转移并在其他地方重组，正如在使用手册中设计图纸的帮助下，简单的机器可以被拆分和重组。“从概念上讲，通过电报线路对一个人进行传送是可行的。”他在《上帝与高兰合股公司》一书中写道。但这位教授又忙不迭地补充，通过电报线传送人体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即便以他的聪明才智也无法解决。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自动化已被冠以“神秘”的光环，只因一位作者发表了一篇关于这种新现象引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文章，并在英国电气发展协会（The British Electric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的一次大会上进行了宣读^[36]。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广为流传的笑话捕获了这一神秘现象：一位摆弄一台巨型计算机的技术人员对这台装置日渐增长的威力感到十分震惊，所以就问这台机器：“既然你知道那么多，请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有上帝吗？”他得到的回答是：“现在有了。”^[1]1962年1月，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他主持的一档英国广播公司（BBC）节目 著名的《美国来鸿 话说美利坚》（Letters from America） 关于新的“巨型大脑”的一期中重述了这个故事^[37]。

自动化技术和大型机器被描绘成了自主性的人类代理。计算机是电子大脑。动画片和电影中的机器人都被刻画成类人形。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对于这一类新玩意儿的那些极端且往往是绝望的预言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控制论遭到了同样的指责，它被与旧时代的巫术联系在了一起，至少在维纳最后一本书中有关上帝和机器的那部分内容是这样说的。这本书完成于1963年夏季。当然，他认为，如果在两个世纪之前，也就是18世纪60年代，一位学者声称要制造可以学会玩游戏甚至可以繁衍后代的机械化生物，这个人将被迫穿上火刑服（一种黄色外套，绣着修道士、恶龙和魔鬼的形象，表示穿着这种衣服的人是个应该被绑在柱子上遭到火刑惩罚的异教徒）。维纳认为，现代人类刚刚从达尔文（Darwin）有关人类与猿类对比的侮辱中恢复过来，而将人类比作机器则是再次的侮辱。

但维纳有着与此相反的目标：他不希望将机器看作是有魔力的，而是恰恰相反，他要展现的是有魔力的事物是机械化的。

维纳用根植于大众思想的寓言和短篇故事来阐明机械学的神奇之处。他经常使用的一个故事就是歌德（Goethe）于1797年创作的不朽诗歌《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诗歌中，魔法师需短暂地离开他的魔法工坊去办理一些差事。他告诉学徒，在他出门在外期间要始终用水灌满浴缸。这位学徒对此感到十分无聊，就在他师父的魔法扫帚上施展了一个魔法咒语，将扫帚变成了一个打水的奴隶。经历了最初的兴奋之后，这位徒弟意识到他把解除魔法的咒语忘掉了，以致无法让扫帚停下无休止的工作。后来整个工坊都灌满了水。学徒试图用斧子砍断扫帚，但分成两半的扫帚仍继续工作，带来了两倍多的水。最后，魔法师回来，说出了咒语，才让扫帚回到了角落里。

维纳认为，这个故事遵循着在宗教经典中出现了无数次的寓言和恐怖故事的典型模式：一个有欲望和野心的人，召唤魔法或神灵以寻求帮助，但最终只会发现，他失去了对其创造物的控制。当然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扭转乾坤之力仍可以让他们转危为安。

维纳最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是《猴爪》（The Monkey’s Paw），这是W.W.雅各布斯（W.W.Jacobs）于1902年创作的一部经典恐怖小说。这位英国作家的这则短篇小说将上述法则发展到了一种可怕的极端状态。一位英国军士长从印度带回了一个护身符 一只干瘪的猴爪。当他拜访他的朋友赫伯特（Herbert）时，这位军士长告诉他的朋友及其父母，这只猴爪拥有实现主人3个愿望的能力，他的战友许下了第3个愿望以祈求死亡（因而他得到了这只猴爪）。军士长将猴爪扔进了火炉里，但是赫伯特的父亲从火炉里捡回了这个充满魔力的爪子。这个男人许愿能够获得200英镑。第二天，赫伯特离开家到工厂上班。当天晚些时候，一位工厂主管带来了赫伯特在一次机器事故中丧生的消息，并给予了这位父亲正好200英镑作为补偿。丧礼之后的一周，赫伯特的母亲因极度悲伤，说服她的丈夫使用猴爪的第二个愿望让他们的儿子回来。一天晚上，这位父亲向猴爪说出了愿望，然后很快传来了缓慢沉重的敲门声。赫伯特的母亲激动不已，冲向门口去开门。但是，这位父亲意识到，门口站着的是一个可怕的亡灵生物，因此使用了第三个愿望（让亡灵消失），敲门声随后戛然而止。

控制论将使这些故事变得合情合理了。卡佩克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的机器人是虚构的机器，很明显它们象征着要逃离其人类主人的机器。歌德《魔法师的学徒》中充满魔力的扫帚，甚至雅各布斯恐怖故事中的猴爪，也都带有同样的道理。维纳认为，扫帚和猴爪代表机器，代表人类并不完美的神奇创造物。这些充满魔力的设备遵循着文学上定义的规则，和一台使用二进制机器语言进行编码的控制设备的梯形逻辑一样单一而固执。扫帚像二进制代码一样严格执行使用者的文字指令，直到有人输入魔法指令命其停止。猴爪像是以一种命令行输入的方式来执行使用者的愿望，除非第三个愿望纠正了第二个愿望可怕的错误。

在维纳看来，机器并不神奇。更确切地说，情况正好相反：这些神奇的故事和诗歌是阐明机器逻辑的“前控制论”方式。当然，在这点上，维纳认为这完全是通信与控制的概念。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的某个瞬间，这位教授失去了方向。他本想用控制论的视角理解宗教，但却适得其反。维纳在不经意间使用了宗教的视角来理解控制论。机器原本要支配神话，但却是反过来神话支配了机器。

《控制论》出版13年后，维纳决定回顾并反思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他首先考虑的是耗费在SAGE项目上的大量资源，同时也很担心“按钮战争”和自动化引发的黑暗面。在他发表于《科学》杂志1960年5月刊的一篇得到广泛关注的文章中，维纳再次引用了《魔法师的学徒》《猴爪》和神灵固执而残酷的逻辑。“自动化的魔法，”这位教授总结道，“可能会同这些神话一样被认为是毫无新意的。”而这也暗示着它同样可能存在恐怖和危险。目前为止，维纳相信，不论何时，当两个彼此相异的机构 人类和计算机 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结合时，灾难也同时在向你招手：“毁灭性的结果不仅会发生在神话故事的世界中，也会发生在现实的世界中。”^[38]

令维纳担心的毁灭性灾难是现代化战争，即使用计算机控制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具有毁灭性威力的核武器进行对抗的作战。这并不仅仅是两者一对一的对抗作战，而是成千上万智能机器的对抗。如果一台完全理性的巨型计算机被程序化为要遵循严格的规则以取得战争胜利，那么这台机器，不管其规则的定义是多么狭义，除了根据规则取得胜利外，并不用考虑其他任何事情。最明显的例子是一种核武器战争游戏。参与这个游戏的机器需设定一个胜利的概念。如果胜利的概念说明十分简单和常见，那么机器的目标将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即使这可能意味着己方会全军覆灭”。

同时，“按钮战争”从设想变成了现实。IBM实际上已经建造并安装了24台超巨型指挥与控制计算机，仅一台AN/FSQ-7机器就重达250吨，有49000个真空管，需要3000千瓦的电力供应。巨大的SAGE装置需要建设自己的发电站，包括发电机和柴油发动机，以及一个冷却塔。这些机器安装在一个双工系统中。在这种系统中，每个设备上都有两台计算机在运行：一台计算机主动控制，另外一台处于备用状态，以便在计算机宕机时发挥主动控制以随时接管运行负载。两个系统几十年来一直都保持同时在线的状态，每年的平均检修时间为226分钟^[39]。IBM的计算机体积十分庞大，以致只能将它们安装在巨大的突击队综合设施的一整个楼层上。主机与显示器和操作员都是分开的，后两者在距离机器实体两层楼以上的地方。

到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计算机和自动化的争议逐步发生了转变。50年代的大肆宣传分为两个阶段：起初，悲观言论者占主导地位；后期，乐观梦想家大量激增。当防空系统自动化已被实现的消息在全国各地的报纸进行通告时，争论从过度悲观快速转变成了过度乐观。

一位引导了这一贯穿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自动化讨论的权威人士，是约翰·迪博尔德（John Diebold）。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顾问、公众知识分子和《自动化控制》（Automatic Control）杂志的编辑 这一本探索20世纪50年代前沿技术的杂志。迪博尔德同时在哈佛商学院一个专注于自动控制机制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小组中工作。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他二十五六岁左右时，帮助创造了“自动化”这个术语。这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的预言表现得更为保守。“像诺伯特·维纳这样的作家，”他在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评论中写道，“通过比较自动化控制系统与人类和动物的神经系统，用一种已经处在制造之中的类人机器物种，使科幻小说中的世界看起来像是确实将很快到来的样子。”

迪博尔德提到了这些终年流行且无休止的恐惧想法，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罗赛姆机器人和有生命的假人（the golem）。它们与事实非常不同。迪博尔德在其1952年出版的第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自动化》（Automation）中坚定地声称，机器不会思考。这是一个语义学问题，一个隐喻的问题，一个将人文主义概念应用在机械化实体上的问题。“对事实无法做出解释可能会更怪异，或令人不安。”^[40]

迪博尔德一直在密切跟进防空系统的自动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向五角大楼咨询了SAGE这一在当时可获得的最有力的自动化系统实例，他说：“在自动控制系统设计方面目前是军队取得了最为重大的进步。”^[41]他认为，SAGE展示了集中控制、实时和基于仿真的系统的优点和局限性。SAGE一直维持着整个北美地区最新的空中交通图，包括每天5万多条航线的运行情况。SAGE成立的目的在于“迅速准确地控制现代空中防御武器”，迪博尔德转述了官方手册的内容。对这位自动化先驱而言，军方巨大的防空系统对私营部门同样做出了重大的实质性贡献：它展示了一个在线且实时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是有可能实现的。它展示了计算机化的控制可以灵活多变地处理大量的选项，例如多种飞机型号、它们的路线以及携带的各种防御武器。最后，这个军方系统证明，它可以在这一大型的数据集内过滤并识别某一个严重事件。这些经验也可应用于大型私营企业的运营。

该系统的局限性甚至更值得人们探讨。迪博尔德担心人类决策者仍在SAGE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毕竟，SAGE中的S代表半（Semi）自动地面环境：它不是全自动化的。战略问题依然是人类的任务。机器只是通过将武器定向到目标上来执行人类制定的战略。对迪博尔德而言，这就是一个问题。攻击预警和响应之间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短。与此同时，可用武器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两者的结合使武器系统的调配变得更复杂 这对于大脑运行缓慢而又易出错且效率低下的人类来说太难了。“退一步讲，在我们目前的军事环境中依赖人类决策者是很危险的。”这个创造了“自动化”术语的人写道^[42]。跟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摆弄玩意的人”一样，相对于机器的设计者来说，迪博尔德更相信机器本身。

是的，军事战略是复杂的，迪博尔德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商业战略甚至更为复杂。私营部门中实在是有太多未知的变化。因此，未来首先到达军队之中这并不奇怪。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炼油厂到时将以电子方式进行控制，正如得克萨斯州的原油管道一样。大纽约银行（Big New York banks）将自动进行支票清算^[43]。保险公司将在无须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向数以百万的客户发送缴费通知。但工业领域仍在努力提出第一套企业信息系统。然而，根据迪博尔德的言论，信息系统距离真正的控制系统还有很长一段路，真实的控制系统可以运行包含许多活动部件的工业生产设备。在这种信息系统上叠加一个控制系统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迪博尔德在1964年强调：“在工业环境中，并没有一种可媲美于SAGE的工业系统在运转。”^[44]

迪博尔德完全搞错了的是，SAGE 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自动化系统 其实已经过时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诺德预见过的防空噩梦在广岛事件和V-2弹道导弹研发成功之后便已经成为了现实。SAGE可以处理来袭的轰炸机编队，但对来袭的弹道导弹却毫无抵抗之力，而高超音速火箭从苏联飞行到美国只需要30分钟。美国亟须一种升级的自动化系统。

洲际弹道导弹的速度非常快，快到当它们来袭时，人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定位识别它们了。预警雷达需要在导弹发射阶段就识别出导弹的信息。NORAD公布了一个由7座新式雷达站组建的网络 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简称为BMEWS。这些连接成链的雷达站有长达3000英里的瞄准线，目的在于在俄罗斯的洲际导弹发射5分钟后即可成功将其识别。^[45]

美国空军建议在格陵兰岛、阿拉斯加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部署3个前沿的预警站点，并于1958年夏天开始建设。格陵兰岛极北之地的站点于1960年12月上线，阿拉斯加科里尔的站点在6个月后上线，英格兰约克郡的菲林戴尔斯站点在1963年9月开始上线运行。在紧急情况下，BMEWS提供一个不超过15分钟的决策窗口。整个有人参与的指挥链中只有这一次宝贵的机会：直接响应并接受美国总统的决策授权。

4

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1962年2月14日，星期三，肯尼迪在美国国务院召开了一场记者发布会。一位记者向这位年轻的总统提出了关于电脑和自动化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的问题。在当时，一些国务专家和军官关心的是战争中的自动化，而美国公众则更关心工作场所中的自动化。

“总统先生，我们的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估计，每年大约有180万持有工作的人将被机器替代。您如何看待自动化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肯尼迪回答：“嗯，这是我们要在近十年内探索的一件事情，每周会有25000个新工作用于照顾那些被机器替代的人。”他坚定地回答，“实际上在自动化设备逐渐代替人类员工的同时还要保持充分的就业，将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主要国内挑战。”^[46]

总统的声明是基于恐惧而不是事实。自动化的未来还未完全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预测。一份发表于1962年1月的颇具影响力的报告宣称，“自动控制系统运行的精度和速度是人类无法比拟的，”“它们以一种对人类来说不切实际或毫无可能的，因而不能被复制的方式而运行着。”^[47]

报告的作者是唐纳德·迈克尔（Donald Michael），他从前就职于布鲁金斯研究所（TheBrookings Institution） 一个备受推崇的华盛顿智囊团。报告受到了民主制度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当时是圣巴巴拉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智囊团 的资助，报告以黑体加粗的《赛博化：沉默的征服》（Cybernation：The Silent Conques）为标题。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赛博化”是一个在工业产业中非常流行和广泛使用的词汇，它用以描述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所实现的自动化。迈克尔描绘了启示录里的机器：

它们可根据编入它们内部的指令做出判断。它们能记住并在记忆中搜索适当的数据，这些数据或已经随指令编入它们的内部或可在对新数据的操作过程中获得。因此，它们能够在自身环境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它们能够比人类接收到更多类型的编码和感官状态的信息。它们开始具有感知和识别的能力^[48]。

迈克尔认为，大众对“思考机器”的影响的担心毫无道理^[49]。接下来的20年内，研究实验室将生产出大量的具备创造性心智的机器。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依据能使我们确切地知道机器替代人类的这一过程将如何或在哪一点上停止。“这些机器的能力和潜力是无限的。”迈克尔在他的一份广为流传的报告中写道，并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计算机控制系统将“对人类的解放和奴役产生巨大的影响”。

报告的最后一节被不祥地命名为“接管之后”。迈克尔自信地预测，1962年之后的20年里，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承认，”“那些机器总的来说比他们思虑得更周全。”会思考的计算机将运行于经济生活的众多领域，它们所构成的系统将变得相当复杂且难以理解，以至于“远远超过了人类大学毕业生的理解范围”^[50]。那些有天赋与机器共事的人不得不从儿时就接受教育，并像学习古典芭蕾一样专注地接受培训。

“社会中将有一小部分几乎与世隔离的人与高级计算机保持和谐关系。”这是冯内古特对斯克内克塔迪工厂的愿景，无关于他的小说。迈克尔预见，这些享有特权的控制论专家将与他们的机器建立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并不能在普通人中共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社会上的其他人怎么办？

这份报告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并得到了美国其他顶级报纸的广泛报道^[51]。美国的《新闻纪实报》指出，自动化带来的经济优势使得赛博化及其产生的后果都是在所难免的 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美国。迈克尔告诉《纽约时报》杂志的记者，这种发展的最终影响“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肯定没有什么益处”^[52]。

但是对于迈克尔以及其他许多人而言，这是件好事。

赛博文化（cyberculture，也可称为控制文化）的想法是数学家爱丽丝·玛丽·希尔顿（Alice Mary Hilton）于1963年率先提出的。她的出发点非常独特且相当令人惊奇：自动化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希尔顿相信，简单地用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来描绘自动化的影响未免“太过狭隘了”。自动化的概念更加广泛：它不仅仅是更多的工业机械化，也不单单是人类体力的延伸。希尔顿相信，19世纪只完成了自动化史前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进步是因为人类发明了工具来作为他们体力的延伸；而在进一步延伸人类的智力技能方面，自动化的赛博系统仅仅前进了一步。20世纪之后，它会迸发出真正的新进展：将人类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创造性的思维将真正地用于自由思考。希尔顿预见，任何人可能需要的和想要的一切很快都将被机器生产出来 “仅通过机器而不需要任何人类介入劳动。”^[53]

希尔顿同时讲到，19世纪工业革命的程度并不足以媲美自动化即将带来的变革。农业革命是更好的类比。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的能力把食物采集者和原始狩猎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并组织形成了社区。种植植物和驯化动物解放了他们的“某些”精力来创造文明。自动化生产将再一次产生类似的效果：“人类所有的精力”都可从生存任务中解放出来。人类现在将面临的是一场赛博文化革命，而非农业革命。

希尔顿，一位极具口才的科学家，是这场革命最有力的欢呼鼓舞者。她试图在其1963年出版的《逻辑、计算机器和自动化》（Logic，Computing Machines，and Automation）一书中与自动化革命的结果达成一致。在这本书中，她探讨了这一普遍被预测的革命将对人类本性产生的影响：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免于苦役的世界，一个不再受到丛林吞噬威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再害怕稍有闪失就会使自己陷进泥泞的沼泽里，不再因为害怕不得不亲自拉犁而在别人的后面拼命挥动鞭子，这样我们人类就能实现真正的文明吗？在赛博文化时代，犁能够自主拉动其自身，而且烤鸡会直接飞到我们的餐盘里^[54]。

希尔顿的乐观主义是放纵恣意和雄心壮志的。怀着塑造未来的渴望，她主动找到了诺伯特·维纳，寻求他的建议并展开合作。但是维纳照例持怀疑态度。1963年3月5日，他给希尔顿回复了一封简短的信件以表示他的不赞成，信中写道：“我不喜欢‘赛博文化’这个名字。”“我认为，这一原创术语是对于现代生活的一个诅咒。”他主动澄清道：“这些混成词错误地触怒了我，它们对我来说就像有轨电车在生锈的铁轨上转弯发生的刺耳声。”^[55]然而尽管有这一层怀疑，维纳仍同意作为希尔顿策划丛书的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一丛书被命名为为《赛博文化的时代》（The Age of Cyberculture）^[56]。

希尔顿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同时正负责培训和联络美国各地的工会活动分子。对于她以及同她一起的社区组织者们来说，维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明星、偶像和灵感，这正如在她给维纳和其他人的信中所言明的那样。就在1964年3月下旬，正当希尔顿准备在一场名副其实的媒体闪电战围攻下发表一篇重要报告时，她读到了一则不幸的新闻：“诺伯特·维纳博士辞世，享年69岁，曾被誉为控制论之父（The Father of Cybernetics）。”《纽约时报》在它的头版页面发布了讣告，同时附上了维纳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 维纳站在写着复杂数学公式的黑板前^[57]。在这前一天，1964年3月18日，维纳在斯德哥尔摩逝世。

希尔顿从《纽约时报》上剪下了这篇文章，并把一句强调需要更多基础研究的引述做了突出标记。三天后，她坐下来给这位伟人的遗孀玛格丽特（Margaret）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希尔顿告诉维纳的妻子，她丈夫的去世给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并且自己也失去了指引。希尔顿不仅将维纳看作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更将他视为一位先知。她告诉玛格丽特：“他就像先知那样活着，一直被本国的绝大多数人忽视。他受门徒尊敬，受很多人误解，只被少数人相信。”但是已经和维纳多次打过交道的希尔顿知道，“他的预言都将成真。”^[58]

当时，关于自动化的争论已达到白热化的状态。自1961年以来，美国经历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失业率时代。很多人认为失业问题应由刚刚崛起的计算机和自动化生产负责。维纳去世后的第4天，即1964年3月22日，三重革命特别委员会（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Triple Revolution）向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由受到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资助建立的民主机构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资助完成。该中心后来主要由柴斯特·卡尔顿（Chester Carlton）赞助支持，这位慈善家在发明了静电复印机后赚了大钱。这个由32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包括了许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历史学家、知名的私营部门高管、社会批评家、杰出工作者和民权活动家、一位发明家、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长期出版商杰拉德·皮尔（Gerard Piel）和希尔顿。

“三重革命”是“赛博化革命”，是武器装备的革命，也是一场人权的革命。这份13页长的报告仅用两个简短的段落分别描述了核武器和民权运动。它的主要关注点是赛博化引起的革命。作者用强有力的语言对此进行了描述：

国民生产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它的组织原则不同于工业时代，正如工业时代的组织原则不同于农业时代。通过计算机和自动化的自我调节机器之结合，赛博化革命已然开始。这催生了一个几乎具有无限生产能力的系统且该系统需要的人类劳动力会越来越少^[59]。

这场革命已经启动，委员会认为，在1964年，“每工时”生产率“自1960年这一标志自动控制革命第一个可见热潮的年份开始”^[60]，已得到了增长。在那之后，生产率以每年3.5%的速度实现跳跃式增长。但在1958年之后，产能过剩和“过度”失业两种现象并存，那时的增长率为5.5%。这一结果是个悖论：与更多的生产一同出现的反而是更少的工作。若要克服这种自动控制引发的悖论，就需要从根本上反思经济理论。这份报告的许多作者都同意该观点。

委员会报告中的研究表明，目前，工作能给那些付出劳动的人带来收入。但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这一由工会活动分子自我任命的团体认为，整个工业和资本主义体系假设越来越多的商品会被尽可能高效地生产出来。该体系还会“几乎完全自动地”分配资源来购买这些商品，因为就业赋予了人们消费的权利。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全新的局面需要全新的策略。”委员会告诉总统。工作与收入之间的联系“现在成为了这种几乎拥有无限生产能力的赛博化生产系统的主要阻碍”^[61]。赛博化即意味着社会无须再把“重复无意义的苦力劳动”强加给个人了，技术将解放人们，使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

3个月后，即1964年的6月19日至21日，在那个夏天纽约最热的3天里，希尔顿举办了一场重要的控制论会议。这场会议在派克大街艺术装修风格的罗斯福饭店的露天宴会厅里举行，这里距十几年前阿什比和贝特森争论同态调节器的地方不到一英里。

希尔顿承认新兴的控制论领域与其发明人有着相同的命运：它太过快速地受到了太多的欢迎，但也经常被曲解。希尔顿把她的书《进化的社会》（The Evolving Society）献给了诺伯特·维纳：“他的智慧与人性是赛博文化时代赖以建立的基础。”^[62]她与维纳（人们并不清楚她是否曾经见过她的偶像）拥有同样极端的愿景，但是却对这一愿景有着不同的理解^[63]。对于希尔顿来说，这一切都是乐观美好的。

希尔顿试图通过有效地向大众媒体兜售维纳，来对抗大众的黑暗恐惧心理。按照定义来看，那些在直观视觉上被描绘的“可怕怪兽”，“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伪控制论’。”希尔顿抱怨。虚构的致命性机器不会对包含它们在内的系统之反馈做出响应。“机械怪物并不是它们所嵌入的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也不能被视为控制论的。”希尔顿在她的书中写道，但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从哲学的层面上，毫无疑问，世界上只有一个封闭的系统：宇宙，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64]

当然，对这位雄心勃勃的数学家而言，自动化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自动控制引起了左翼人士以及民权运动的极大关注^[65]。劳动力市场中许多意料之中的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最先打击且打击最重的就是蓝领工人和美国的弱势群体，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事实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自己曾反复强调过机器时代的就业问题：“在这一自动化和自动控制的时代，联邦政府应将其重心完全放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在希尔顿纽约会议结束几周后，这位著名的民权领袖发出了他的请求，并且多次在其演讲和采访中重复了他的严重警告^[66]。

事实上，希尔顿会议的其中一位参加者以类似的方式强调了这一进程对于种族的影响，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指出，“非裔美国人是美国经济的清道夫，”他是一名汽车工人，同时也是三重革命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是最后被雇佣且最先被解雇的人。”因此，非裔美国人处于打破这一占据主导地位但已过时的经济传统的最佳位置。那些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在被剥削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还能够在经济上赶超或者能在职业基础上获取平等的想法是荒谬的。博格斯说，同样，那种认为“白人”“在政治倾向或人际关系密集度方面”赶上非裔美国人的想法，也是荒谬的。这位劳动维权人士确信，非洲裔美国人“借助自己过往的经验，比白人更加充分地准备好了应对这一新型赛博文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领导力。”^[67]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可能是希尔顿会议中最为声名卓越的参加者了。参加会议时，阿伦特已经58岁了，她赞同对自动化的一般看法。“赛博化是一种新现象。”她强调。工业革命是要取代肌肉的力量。现在机器将能够执行思维的活动。

这一重大变革要求我们对思维的真正含义进行重新评估：“我们必须要问，就其本身而言，什么可称得上是智力活动？”这位出生于德国的哲学家随后继续探讨了懒惰和安逸之间的强烈对比。她总结，即使是圣经中的戒律也将遭受挑战：例如，不劳动者不得食（he who does not work shall not eat），这是一条理论上完全适用于农业社会的戒律，肥沃和多产在人口稀少的国家是一条讲得通的戒律。但现在这两者都过时了。阿伦特表示：“对于一个饱受人口爆炸和富裕所困扰的赛博文化社会来说，这两条戒律都是危险的。”^[68]

希尔顿身穿一件深绿色的礼服，这看上去与她举办的欣快欢愉的曼哈顿会议有些不搭调。“芝加哥的莎莉面包店（The Sara Lee Bakery）就是赛博化的，那儿几乎没有任何工人。”她利用讲座间歇安排在宴会厅的午餐时间告诉《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记者，“用不了太长时间，丹麦的嘉士伯啤酒厂（The Carlsberg Brewery）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为彻底的实施赛博化的工厂之一。”她指出，这场革命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自动化。自动化仍需要人类参与，所以更多的生产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而她所预见的控制系统则不然，她口中的机器甚至不再需要人机交互。“赛博化的机器甚至没有控制面板，”她说道，嘴里嚼着一个自制的火腿三明治，“赛博化的机器自己控制自身的运行，人类是多余的。”^[69]

甚至连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都对赛博化着了迷。这位备受欢迎的媒介理论家因“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想法而出名 世界缩小并变成了一个由电子信息连接而成的小地方。1964年11月，在他声名鼎盛之际，麦克卢汉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关于控制论的社会影响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该会议由华盛顿地区三所规模最大的大学所赞助。在其题目为“赛博化和文化”（Cybernation and Culture）的报告上，麦克卢汉以其招牌式的乐观主义谈论这一新技术：“电子时代的赛博化是统一与集成式的。”然而工业时代却产生了碎片化和瓦解式的影响。麦克卢汉视“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响应式的赛博化系统”^[70]。

在同一个学术报告会上，另一位知名作家约翰·迪博尔德谈到了控制论与计算机的快速崛起，他回忆到：在1946年，人们估计整个美国仅需要12台电脑就能完成所有那些需要计算机完成的事情。1年后，这一估计数目变成了50台。“现在我们有20000台处于运行之中的计算机，”迪博尔德同时补充道，“而且我们很快将使这个数字加倍。”^[71]事实上，到1968年，美国的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安装了大约50000台计算机^[72]。当时最便宜的“微型计算机”仍然和汽车一样昂贵。1969年9月，钢铁工人工会的主席I.W.亚伯（I.W.Abel）针对所有劳动提出了一个一周工作四天的建议，并警告人们，机器将会攫取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工作^[73]。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自动化的恐惧和魅力其实已经消退了。

以维纳为首的悲观论者们，已经预测到了机器人工厂、大规模失业、蓝领工作消失、人类尊严丧失，以及由机器人来做生死决定的按钮化核战争等场景。以希尔顿为首的梦想家，则预见到了控制论将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重复烦琐的体力劳动的消失、更多的尊严、全民休闲，以及平和地追求“美好生活”等场景。

对自动化的过度炒作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就业数据以及对新机器时代将如何影响这些数据的误解。美国的失业率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不断循环上升，从起初的4.2%上升到10年之后的5.8%^[74]。这一10年之期结束时，经济学家开始担忧结构性失业的问题。但从1961到1969年，商品生产行业的就业率增长了19%，而服务行业增长了近30%。计算机和控制系统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一事实也变得日渐清晰。一家重要的贸易杂志 《自动化》 受委托对3440家工业工厂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11%的工厂采用了诸如计算机控制的先进自动化技术。在这些自动化工厂中，只有10.4%报告存在人员减少的情况；41.5%表明没有变化；几乎一半的自动化企业告诉该杂志，它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人来服务于机器^[75]。

这一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毫无疑问的自动化炒作事件有两个主要的驱动力。第一个是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具有领先生产能力的国家会赢得战争。而斯佩里公司在战时生产的成功，仅仅是对即将到来的冷战的惊鸿一瞥。美国必须在生产上超过苏联，推动美国发展的工业引擎在装备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后，将更加高效。

当然，苏联也已经意识到了如何利用技术进行社会变革，正在“积极地拥抱自动化”，迪博尔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此十分担心。这一西方世界重要的自动化先驱引用了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所发表的一个声明：“自动化很好。它是我们用来打败你们这些资本家的手段。”^[76]

机器在社会中的角色问题是美国保守党和苏联共产党能够找到共同立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之一。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议员，一位因对“红军”的强硬态度而出名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士，十分摒弃关于制约赛博化时代的左翼想法。他告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控制技术所带来的进步，就如同阻止黎明到来一样不切实际。”以作为对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回应^[77]。迪博尔德对此表示同意并写道：“只有通过增加每工时的产出工作量，我们才能建立有效的防御来抵抗苏联的侵略力量。”^[78]他相信，提高生产力不仅仅是为了利润，也是为了政治。“自动化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所在”^[79]。

驱动20世纪60年代自动化炒作的第二个力量是那些关于机器必然崛起的控制论神话。维纳的帕尔米亚，无所不在的对更加智能的机器的期待，魔法师的学徒以及猴爪的故事 这一切都蕴含着一个强大的潜台词：机器是自主的，它们和我们越来越像，它们是不可预测的，它们与其创造者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对这类神话最为精彩的一个表达来自于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他是美国最为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之一。在一本出版于1967年的名书《公元2000年》（The Year 2000）中，卡恩对20世纪末的情况做出了一些大胆但却惊人准确的预测。他预言了核反应堆在电力中的广泛使用、生育控制的新技术、从页岩中提取商业用油、“口袋手机”和家用计算机的使用。英特尔（Intel）公司是在1967年之后的1年成立的；阿帕网（ARPANET）则是1967年之后2年才投入使用，它是因特网的著名前身，最初由五角大楼的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资助建立，后来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改名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DARPA）。

但是卡恩同时预见了灾难：计算机革命 在这位兰德公司首席核武器思想家的眼里 是现代技术最重要、最显著，同时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点^[80]。值得注意的是，卡恩甚至猜测每个用户可能都会在一台中央计算机上拥有自己的一个私人文件空间，使用方法就像咨询国会图书馆一样。计算机存取将被用于减少犯罪，因为警察可以立即查询“任何一个停止咨询的人”的记录。

尽管如此，卡恩与其合著者在预测“赛博化”的发展道路时偏离了轨道。到2000年，这位战略思想家猜测，与“普通人难以区分”的人造“实验人”可能会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被区别对待，就像一个世纪前基于种族因素的考虑而在道德立场上对奴隶区别对待一样。卡恩表示，他们希望这些“制造的”和“专业化的”工人能够获得与普通人一样的人权。这位战略思想家推断到2000年，如果这些成批制造的实验创造生物的外表与人类不同，即便这些人工生物拥有了推理的能力，也有可能存在人类对他们的歧视。

这位超前的战略家认为，“如果能够制造出可执行许多人类工作并且能够发展出创造能力的仿生计算机”，那么这一矛盾将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认为这种仿人形机器的崛起是迟早的事情 “由于人类与低等生物以及机器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人类的独特性以及因这种独特性而拥有的权力可能会因此开始减弱。”^[81]

卡恩触及到了机器即将焕发生机并获得有机体特性的神话。

[1]“现在有了”是指那台计算机称自己是上帝。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