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走在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研究的前沿。作为一个国家，它同时也是还很年轻的赛博安全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员。因此，我很高兴《机器崛起》有中文版了，它将由机械工业出版社 在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最为著名的出版社之一 出版，并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长沙）的王飞跃教授主导翻译。

英语中，“赛博”（cyber）这一简短的单词在今天已经随处可见。然而它的历史 控制论（cybernetics）的历史 却一直被忽视。至今为止，从未有书讲过20世纪40年代的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是如何演变成20世纪90年代嬉皮士和加密主义分子的乌托邦式意识形态，以及这一思想其后又是如何返回到美国五角大楼和情报界的整个故事。《机器崛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经在计算机科学、政治科学以及科学技术史的交叉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控制论”这一术语和它的故事是很难翻译的。生物与人工系统中的通信与控制理论在过去的70年中已经经历了多次变形，某些改变是细微的，某些则很明显。这一非凡理念的历史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诺伯特·维纳教授使用他的母语英语提出了“控制论”这个流行词 几乎在同一时刻，“赛博”这一戏称诞生了，并开玩笑般地被追随者、批评者以及在主流文化如科幻小说中被用作一个前缀或单独的一个名词。类似于“赛博文化”及“赛博战争”等理念也出现了。这些理念很难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本书的德语和日语翻译版本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因此特别感谢王飞跃教授，他自己是一位在网络化和智能控制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世界知名的专家，对于英语语言以及构成了这段控制论历史的各种争论都有着适当和精妙的把握。得益于译者对细节的敏锐把握，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翻译版本诞生了。在中国，也许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欣赏并翻译控制论科学的多重含义与历史了。(www.daowen.com)

《控制论》的历史有一个中国视角。这一新学科的奠基人，即维纳自己，曾经带着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在北京待过一年。他原来在MIT的一个学生（李郁荣博士）邀请他到中国来做研究。李郁荣出生于澳门，长期与维纳合作，他在完成了MIT的博士学位后返回清华大学任教。因此，在1934年，维纳接受了到清华大学做一年（1935—1936）访问教授的邀请，这是在他提出“控制论”这个流行词的十年以前。维纳在他的回忆录里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不管是从他的私人角度还是从他的职业角度来讲，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位MIT的数学家是位素食主义者，他在北京研发了一种美味的中国菜，同时深情地回忆了他与整个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圆明园聚餐并与同事下围棋的情形。维纳在清华大学用英语进行讲座，他惊奇地发现，学生们对于理解他的讲课内容没有任何问题。他与李郁荣的研究合作与基于高速电子电路构建一种原始的计算机器有关。他后来这样描述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的时光：“李郁荣与我真正要做的是一台模拟计算机器（analogy-computing machine）。”这一尝试在当时失败了，但这一失败为形成一种回路的洞见铺平了道路。“我们工作中所缺少的，是对于设计一台输出结果的一部分要被用作新输入返回到计算过程之初的机器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他随后描写了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工作：“这种类型的设备我们应该知道是一种反馈机制。”而反馈正是控制论范式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保守地说，维纳正是在北京与李郁荣合作时期产生了后来发展成为“控制论”这一思想的最为基本的第一簇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