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进市场的改革中，也要注意那种把市场经济视为完美无缺，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好”的极端片面的认识。毫无疑问，无论是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或是现代有调控的市场经济，也都有其固有的矛盾。人们可以看到，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及其带来的运行障碍，它表现为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越演越烈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建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失灵”以及膨胀和萧条相交替的经济运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之上的市场经济，它的财产占有的不公，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更是一种难以解决的“制度疾患”，因而人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视为是“楷模”而照搬过来。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观察和对待西方经验，首先要将市场经济的“共通”的东西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区别开来，大胆吸取其“市场共性”，而摒弃其“制度缺陷”。例如，首先，不能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照搬过来。其次，要识别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中成功的、有效的积极经验和那些不成功的负效应——包括经济的、思想的负效应，要大胆吸取其成功的经验，而摒弃其消极的东西，例如在利用股市机制中，不应造成投机性交易泛滥和投资性持股稀缺，否则就是丢掉了积极的东西，而吸收了消极的东西。

在实行下放自主权，放开“搞活”的改革中，也出现了把不应下放的，或是当前还无条件加以下放的统统放开的现象；在基本建设中也出现了听任各地自发地搞低水平重复，产业结构重叠的盲目发展现象。就其认识上的原因则是把市场经济当作是“撒手不管”，不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对有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不甚了解，而对战后日本、“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强化宏观调控、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又缺乏研究。

以上情况表明，在借鉴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时，首先，要对市场经济的制度、机制、方法进行鉴别，明确其作用、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有取有舍地引进，而不能全盘照搬，更不能取其糟粕而失其精华。其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使之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基础，适应于中国的国情，要利用国际经验，又要有所创新，进一步探索和形成更加完善的市场体制、组织与机制。例如，股份制的公司企业，是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的一种微观组织形式，这种企业制度因其终极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以及维持两权的一整套法人治理机构，能做到较为妥善地处理同一企业中多个出资者之间的矛盾、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矛盾，使企业成为具有充满经营活力和保持组织稳定性的市场主体。但是西方股份制公司的财产权结构，是以劳动者财产权稀缺为特征的。多数股份制企业的财产主体，是大资本和拥有各种财产的出资人，而广大职工、特别是低收入者则很少占有财产，即使是实行职工持股，由于工薪职层收入的限制，职工股份的比重微乎其微，因而，主体财产权充实而劳动者产权的稀薄，是西方股份制企业产权结构的特征，表明市场经济组织结构上的“制度”烙印。这种产权结构中存在着所有者权利（以及从属所有者的经营者权利）和劳动者权利的矛盾，劳动者因为缺乏产权主体地位而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然，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利用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经验时，就应该根据兴利除弊的原则，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产权结构，使企业成为拥有法人财产权的独立的市场主体，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还应该进一步探索更广泛的职工持股制，以及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一步强化劳动者直接产权，以形成职工和企业在财产利益上的密切联结，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既要利用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但又应引进和强化劳动者的股权，从而使股份制企业在股权结构上体现社会主义的特色，这应该是当前公司化改革的一项目标。(www.daowen.com)

总之，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引进市场经济的组织、机制中，要持理智的态度，区别利弊，有所取舍，更重要的是有所发展，大力创新，从而使市场经济制度牢固建立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基础之上，并充分适合于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