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认识的模糊，不能不影响到政策和实践。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历史时期未能将经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呈现出“改革滞后”，这都可以归结到人们认识上对经济体制概念的模糊，以及对经济体制的意义与作用的认识不足。在这里，一方面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完善理解为基本制度的发展和变革，而不是具体体制的变化和完善。另一方面，在“左”的思潮下，人们把基本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又理解为生产关系上的进一步公有化，即“破私立公”，例如追求所有制上“一大二公”和纯之又纯，搞“并社升级”，“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人们未曾把视角转移到经济运行上来，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业已出现的，并且是越来越鲜明的各种矛盾，如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体制内部各个环节，如计划、财政、银行、价格、劳动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人们在认识上囿于传统的计划理论，谨守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这一传统信条，弄不清计划的内涵，不懂得计划可以包括指令性的和指导性的，可使用行政手段和使用经济手段。由于简单地把计划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特别是把计划体制视为是完善无缺的，因而即使已经发现了高度集中的管理的许多缺陷，但是人们不能找到产生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的体制上的原因和提出在根本体制上来进行革新的思路，而往往是就事论事，例如将这些矛盾归结为管理权限的配置不当和只是实行企业管理权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下放和上收这样的缺乏效果的循环调整等。

总之，就我国来说，对经济体制的理论认识的不足，停留在计划体制天然合理的误区，造成人们在改革上无所作为，不能越雷池一步，不敢引进市场，这是我国50年代后期以来，未能及早着力于对有缺陷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的主观原因。当然，改革滞后还存在其他社会政治原因。传统体制以其惯性力量，严重束缚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学费。50年代后期至1978年近20年的实践表明，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在所有制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后，必须把解决好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的问题，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课题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公有制建立起来后，争取和实现体制的完善化，使经济体制内在要素互相契合，彼此促进，经济生活才能有秩序，国民经济才能生气勃勃，从而使经济更快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大提高。经济体制弄不好，各种关系理不顺，企业、政府、个人之间，体制内部各要素、各个环节之间，互相掣肘，互相削弱，经济生活就会产生各种矛盾和摩擦，总供求就会失去平衡，产品、行业、产业、企业结构的失调，以及生产、流通、消费等活动之间的矛盾，并导致经济运行障碍的出现。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就长期存在着下列矛盾：政府集中决策与发挥企业经营积极性的矛盾，指令性计划与运用市场作用的矛盾，生产结构僵化与社会需求变动的矛盾，重工业部门优先增长与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的矛盾，积累过高与消费增长不足的矛盾，等等。上述矛盾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中投入大、效率低，甚至出现结构失衡越发加剧，使再生产难以为继。这是我国50年代至1978年间，经济增长不快，人民生活实惠不多的体制上的根源。(www.daowen.com)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和外国历史经验。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的实践表明，改革传统计划体制，发展和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就能搞活企业，提高国民经济效果，加快经济的增长，更快地改善人民生活。国内国际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发是：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要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化问题，而且还要构建完善的经济体制。可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构建与完善的经济体制的构建，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和需要妥善解决的两大问题。不搞公有化，不建立和坚持公有制经济，确立与发挥它的主导作用，谈不上搞社会主义，但是不寻找和形成完善的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组织和运行不好，活力不够，效率不高 ，效果不大，国民财富增殖力不强，实现不了国强民富，而只能是停留于投入大、产出少、效率低的“穷社会主义”，这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