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是什么关系？二者怎样结合？它们与社会主义制度有何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讲话促使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为此，记者走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刘诗白教授，请他就这方面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计划与市场是经济运行概念，不应从这一角度去寻找判定经济制度的标准。”

盛：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认清计划与市场的性质有何意义？

刘：计划与市场是属于经济运行的概念，长期以来将它们作为经济制度来认识是一种误解。小平同志的讲话，明确地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范畴区分开来，从而澄清了这一长期纠缠不清的误解。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站住了脚跟，自由市场经济宣告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用计划干预经济，以弥补自由市场体制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摸索之后，都先后引入了市场。目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既有市场也有计划。因此，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一角度去寻求判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是困难的。

盛：那么，区分经济制度应从什么角度入手呢？

刘：区分经济制度应从占有和分配的角度加以把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关系虽有多个层次，但只有占有和分配是主要的、深层次的，是决定经济制度性质的。公有制及其分配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私有制及其分配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若从交换的角度考虑，则可将社会形态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等经济形态，显然这与经济制度是难以等同的。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已出现过多种模式，如南斯拉夫只有市场没有计划的模式，苏联只有计划没有市场的模式，中国要探索的则是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计划与市场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所需要的，但市场是基本的，市场调节是基础，计划调节依附于市场，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起作用。”

盛：作为经济运行意义上的计划与市场，相互间是什么关系？其作用有什么不同？

刘：小平同志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说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不应排斥任何一种手段，二者都是我们需要的。至于二者的关系，我认为，市场是基本的，市场调节是基础，计划调节依附于市场，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起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市场不发育、不健全，计划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远未起到预期的作用，相反却出现了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经济波动大等社会主义经济本该避免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不在于计划制订得不够完善，而在于计划的实施缺乏基础——市场。仅靠行政命令这一套僵硬的机制去实施计划，没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定会出现管—死—放—乱的循环，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计划流于形式的局面。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联邦德国，计划做得有成效，其原因就在于利用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计划借助于市场机制，而不是捆住经济参与者的手脚，不是抛开市场另立计划。

市场经济顺应经济运作的客观性，可保证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但却欠“良知”；计划经济可以保证生产投资的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益，能体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但主观性太强。所以二者的长短可以互补。我反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但不否定市场经济。从小平同志的话理解，我们需要的是计划与市场的统一，是二者各得其所的经济运行的协调。多年改革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价值规律只有在市场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计划的作用仍然不可缺少，但其“万能”的传统观念应当打破。

盛：在这方面，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刘：目前，“市场是基本”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市场的缺位依然严重。在这一形势下，小平同志的讲话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必须大力宣传建立市场的意义，真正花功夫培育、发挥和完善市场。这样，计划也才有得以发挥作用的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计划比资本主义计划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效果也应当更好。”

盛：社会主义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二者的异同是什么？

刘：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导，国家掌握着重要部门、重要行业企业的产权，政府不仅可以从宏观上，而且可以从基本分配上进行计划调控，即国家可以通过计划调控国有企业，引导经济，使它合目的地运行。不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社会主义计划都比资本主义计划相对优越。从这一角度上讲，社会主义计划应该比资本主义计划具有更好的效果。不过，从目的上看，社会主义计划和资本主义计划应是一致的，即都是帮助市场使社会主义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

盛：现在中国的计划较之改革前有什么变化呢？(www.daowen.com)

刘：目前，我国的计划控制已较改革之前明显减弱，过去可以通过控制煤、电、运输等基础产业来控制整个经济，现在要这样则困难更多。我们必须探索商品经济条件下卓有成效的实施计划调控的办法。

“俄罗斯、东欧的市场经济取向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这与我国在公有制经济成分占主导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着本质区别。”

盛：俄罗斯、东欧各国在进行市场取向的巨大社会变动，我国在进行包括培育市场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二者有何本质区别？

刘：俄罗斯、东欧的市场经济取向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它们把国有资产进行了分割，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其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化相伴的。在那里，私有制是刚性的。而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大力培育、发展和完善市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并未发生变化，这与俄罗斯、东欧的“市场化”有着本质不同。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同时，要用计划来弥补它的不足。

“传统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矛盾，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模式，实现二者的良好对接。”

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着矛盾？

刘：不能简单地讲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矛盾，而应该说，传统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存在着矛盾。在传统的公有制模式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没有相对独立性，亏了由财政补贴，盈了企业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既无风险，亦无动力，企业处于不死不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市场信号起不到调节供求、刺激发展的作用。这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斥与不协调是明显的。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消除传统体制中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面，建立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模式。已经实施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模式，如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等都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国有企业的实力不但不会削弱，相反，会得到加强。”

盛：有人担心，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它们会因缺乏竞争力而实力削弱，从而影响公有经济的地位。您认为这种担心是否必要？

刘：这一担心是多余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国营企业没有被真正推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目前，国有企业还没真正摆脱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地位，政企分开还未完全落到实处，还有许多本该没有的锁链束缚着国有企业的手脚，比如，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依然存在，企业仍要背着沉重的社会负担，该并转的不能并转，该破产的难以破产，企业兼并中拉郎配、吃大户的现象屡有出现，企业难以按市场信号自由决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活力怎么能够发挥出来？自去年以来，有关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措施不断出台，给国有大中型企业减轻负担，真正贯彻企业法，落实企业应有的权利，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出台的措施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盛：能否就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谈谈您的看法呢？

刘：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这些论述对开拓我们的思路具有指导意义。西方社会关于产权的理论与实践，如什么是法人、法人所有权等，已经非常完备，正是这一套东西保证着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在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深入开展。产权作为所有权的表现形式，对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吸收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方面的有益成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产权理论服务。对于国有企业，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但对二者的内涵如何加以界定，采取什么措施能让这种界定落到实处，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西方的企业是真正独立的法人，它们有权处置企业的财产，可以分、可以合、可以租赁，企业可以设在国内，可以设在国外，可以宣布破产。我国的企业还做不到这些。为了推进企业改革，我们迫切需要在国有企业中进行产权构建，健全两权分离的企业产权制度，这是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的前提。这项大的系统工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

【注释】

[1]这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记者盛群以问答的方式访问刘诗白教授而形成的一篇文章，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