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市场的改革，在农村以及城市的局部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后，继续向城市国营经济领域推进，但是实践表明，国营经济的改革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较之农村和其他非国营领域要困难得多。

城市国营经济的改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循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体制转换的思路，以向国营企业放权让利起步，四川省自1979年以来就开始了国营企业下放自主权的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80年代初期我国引进市场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把改革推向广泛的国营经济领域。按照《决定》和十三大精神，引进市场的改革，其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它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模式。它的基本构架是：（1）赋予企业以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2）形成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3）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对国营企业实行下放生产、经营、工资分配等自主权，逐步缩减指令性计划，逐步放开价格，实行价格双轨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使被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捆得死死的企业有了某些松动，再加以1987年国营企业全面推广承包制，对地方政权实行财政包干制。这些下放权限、弱化指令性计划、强化市场功能的改革，使国营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权、责、利，使企业有了程度不同的自主的、分散的决策权和开始有了一定的活力，我国国民经济在1984～1988年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发展，生产迅速增长，市场供应丰富，人民群众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全面进步，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机制的变化，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性的有所削弱和市场机制活力的引进。

但是，国营企业的改革毕竟只是跨出了第一步而远未到位。（1）国营企业下放了一些自主权，而《企业法》规定的13项自主权多数并未落实。对国营企业的改革更多强调扩权让利，而不是转换企业机制和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也是造成企业改革未能深入的认识上的原因。（2）要素市场发育较迟缓，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价格改革未能把握住时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薄弱。（3）政府机构改革步伐慢，政府职能转换进展小。因而，出现了模式转换期新旧体制的僵持，一方面商品经济新体制要素和市场作用开始被引入，另一方面产品经济旧体制框架却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因而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呈现出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例如，企业自主经营、自行发展，要有自留利润的不断增长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相矛盾；企业要面向市场实行产品自销和统购统销的物资管理体制相矛盾；企业要用自留利润和自筹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原有计划投资体制相矛盾；企业要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和外贸管理体制的矛盾；企业要通过发行证券和股票筹集发展资金和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矛盾等。我国模式转换期新旧体制的僵持和互相摩擦，表明改革遇到阻力和步履维艰，走走停停。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不仅因受到旧计划体制的束缚而难以表现出活力，而为自负盈亏、自行约束的新体制和新机制的未能形成而强化了短期行为，出现了企业内生的膨胀趋势，后者表现为消费亢进和投资膨胀，它是改革初始阶段促进经济过热和促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www.daowen.com)

由于1988年出现了经济过热和双位数的通货膨胀，因此对国民经济实行了治理整顿，采取了严峻的紧缩经济的措施以煞住物价的猛烈上涨。这些措施取得了成效。由于模式转换初期的紧缩经济不得不主要借助于行政力量，对企业活动的行政管理大大增强，为了保证重点企业的产供销又强化了原有的指令性计划机制——包括一部分商品、物资的实行专卖，这一切不能不带来指令性的计划机制又获得增强，而刚刚开始出现的、尚未形成的新体制受到削弱，厂长们都抱怨“下放给企业的、不多的自主权又被上收了”。双紧下出现的即期需求不足，行政控制的强化，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不能不带来经济运行的障碍：市场疲软，生产滑坡，效益滑坡，债务链，即治理整顿四大负效应。特别是近1/3的国营企业的发生持续亏损，大大减少了财政上缴，增加了财政的负担，1991年亏损补贴达977亿元，财政挤银行，对银行的压力由此增大，使国民经济面对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