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方法进行计划管理，是立足于对经济调节杠杆运用的基础上，经济调节杠杆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在存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根据商品经济的机制，利用商品货币形式的经济因素与环节，来影响、调节、控制经济生活，如通过控制价格来调节商品供求，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等，在这里，价格、税收等就成为国家进行经济调节的杠杆。经济调节杠杆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在国家的调控经济职能产生后出现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那些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政府不干预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价格纯粹是市场现象，税收也只是用以维持国家机器和某些公用事业而不具有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因此这时价格、税收等不具有经济调节杠杆的作用。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资本主义政府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国家干预成为缓解资本主义矛盾和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时价格、利率、信贷、货币、税收等才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杠杆。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有效地发挥其经济调控职能下实现，并形成了完备的与具有充分效率的有计划的经济调节机制。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最主要的机制，就表现在由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组成的经济杠杆体系上。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管理是否具有成效，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1）上述经济杠杆体系是否完备，以及人们对经济杠杆体系是否能有效地加以运用；（2）人们是否能做到在主要依靠经济调节杠杆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使二者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杠杆体系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1）价格杠杆；（2）行政税收杠杆，如税金、罚款（滞纳金）、补贴、公债等；（3）银行信贷杠杆，如利息率、贷款量、货币发行量、汇价等。

以上各个经济调节杠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方面的利益关系起着调节作用。例如，价格直接影响企业收入和居民的购买力，税收直接影响企业收入中上缴国家部分和自留部分，工资和奖金直接影响企业利润中归职工部分与用于生产发展的部分。通过正确地安排各个经济调节杠杆的关系，人们就能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经济调节杠杆，有些直接影响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些影响职工的消费基金和居民购买力，有些经济调节杠杆的某种运用方式又可刺激生产和消费，而某种运用方式则对生产与消费起约束作用。可见，经济调节杠杆体系的作用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复杂的活动机制息息相关。因此，建立一个完备的和高效率的经济调节杠杆体系，就犹如现代化的自动生产体系获得了使用电子计算机的自控系统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通过对各种经济参数的设计，确立和修正对社会主义经济各个重要环节及其活动的各个不同方面施加影响、调节和控制，在发挥企业自主经营，实行经济自行运转中实现计划规定的总目标。借助经济调节杠杆的计划调节，是一种“柔性”的调节方式。运用这种以间接调控为特色的调节方式有相当的难度，它的发挥成效有赖于经济调节杠杆体系的完备，有赖于人们运用经济调节杠杆的能力。

价格是经济杠杆的重要环节，是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价格直接关系企业的收入，价格的变动通过企业收入的增减以及企业自留利润的多少，影响到企业与职工的经济利益，从而价格就成为计划管理中十分有用的调节手段。近年来，我国调高了农产品及某些工业原料的价格，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的增产。特别是某些长期发展不起来的项目，适当调高价格后，生产单位自主地挖掘潜力，积极增加生产，缓和了市场供求的矛盾。为了实现用经济办法进行管理，必须进一步完善价格杠杆。首先，要实行有科学根据的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使各种不同产品的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从而使企业的收益能够真正地反映它的经济效果，这样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换才能立足于等价之上。其次，价格必须适应供求而变动，这是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要充分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必须建立起一个由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组成的价格体系。对于一部分供不应求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要实行统一定价，对于多数商品则要实行浮动价格、协议价格和自由价格。浮动价格是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实行完全的浮动价格的场合，国家规定价格浮动的上下限，企业可以在规定范围内适应市场需求而自行将价格向上或向下浮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实行不完全的浮动价格，例如只允许向下浮动。价格向下浮动，使供过于求的商品得以扩大销路，又对生产起到刹车作用。价格下浮有利于消费者，也能促使企业采用新技术，改进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价格向上浮动，既对消费起抑制作用，又促使企业增加生产，但它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因而国家要正确规定实行这种价格的商品范围，规定恰当的浮动幅度，就理论来说，则必须使价格能够具有上下浮动的灵活性，才能真正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

浮动价格属于计划价格的范畴。尽管它体现了一定的企业自主定价和一定的价格的市场形成，但由于企业的定价自由被规定在计划所许可的范围内，因而这一过程实质上仍然是价格的计划形成。这是计划价格的特殊形式，它体现了价格形成中的计划调节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巧妙结合，既能适应商品生产者自主定价的要求，同时又把这种市场性的价格变动规定在计划的范围内，而且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最重要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要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与市场供求的状况，正确地规定商品价格浮动的上下限，使价格向上浮动不表现为价格过度增长，不致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给企业以适当的鼓励而不形成暴利。同时，使价格向下浮动不表现为价格的暴跌和形成破坏性市场竞争。这样就意味着价格规律的调节作用被自觉地利用。

要有效地发挥浮动价格的作用，对价格变动幅度不能规定过死，而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价格变动的幅度。对于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关系密切的商品，可对价格向上浮动规定较严的界限，而允许有较大向下浮动的幅度。对于不属于人民基本需要的商品，例如高级消费品，应允许有较大的上下浮动；对于那些供不应求，需要发展但非基本消费的商品，可允许有较大幅度的向上浮动；对于供过于求的商品，则可规定较大的向下浮动的幅度；对于供过于求的基本生产资料与基本消费品的向下浮动幅度的范围要适当，要防止过度竞争的破坏作用。总之，要认真研究价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要求，正确规定价格浮动的幅度，自觉地运用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力争使经济活动与国家计划预期的目标相一致。

税收杠杆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税收不仅有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职能，而且也是实行计划调节的一种极灵活的手段。由于税收的增减也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的多少，从而影响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因而国家通过各种税收的设置与税率的合理调整，就能有效地促使企业去增加或是限制某些产品的生产，引导企业的活动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

税收是调节各个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占用了具有优势的生产条件（自然资源和生产设备）的企业，会享有高于占用平均生产条件的企业的级差收入，通过设备资源税或固定资产税，可以将这部分级差收入集中于国家，从而使这些生产条件不相同的企业处在同等起跑线上，这是开展竞争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利用税收来调节各类企业的不同生产项目的经济利益关系，可以在物价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如在价格尚未调整合理以前，对定价过高、盈利过大的企业或产品，可以提高税率或开征调节税，对于定价低、盈利少的产品，可以降低其税率，这样就可以在不牵动更多的相关部门的生产与经营，以及不影响消费者的条件下，使这两种产品的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得到调节。在一个完善的经济调节杠杆体系中，价格杠杆与税收杠杆必须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鉴于我国的价格调整涉及面广，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作，需要较长时期才能搞好，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力进行税收体制的改革，充分利用税收杠杆的作用，就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

税收也是调节各类劳动者收入差别的不可缺乏的手段。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由于企业盈利水平从而自留利润中用于奖金部分的不同，由于脑力劳动的某些领域中的较大收入差别的存在，由于个体经济以及其他过渡性经济形式中人们收入高低不一，因而国家有必要采用所得税对某些高额收入进行征收，以合理调节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

信贷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调节手段。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初步改革了资金管理中的统收统支制度，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实行有偿占用，流动资金实行由银行贷款，因而企业用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实行技术改造的资金，除了依靠自有资金而外，越来越要依靠银行的信贷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将对企业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发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在银行向某一企业扩大贷款数量或降低贷款利率的场合，企业就能更顺利地实现技术进步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加生产数量和扩大商品交换活动；如果银行对企业采取限制信贷的措施，企业就会因缺乏资金而紧缩生产与交换活动。可见，有效地运用信贷（包括各种利率）杠杆，通过对银行信贷资金的自觉运用，就能够对微观的企业生产与交换起到促进或限制作用。此外，运用消费信贷还可以调节消费活动，促使市场供求平衡。(www.daowen.com)

总之，信贷在调节生产、交换与消费中，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充分运用信贷杠杆可使计划调节的经济杠杆体系更加完备和有效率。

上述计划调节的各种经济杠杆是一个有机体，它们是组成社会主义有计划的经济调节大机器中的轮轴与纽带。它们各有其发生作用的领域和履行着不同的调节功能，同时它们的作用又是互相交织的，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表现为相互促进和增强的关系，在另一种条件下也可以表现为相互矛盾和抵消的“逆调节”关系。为了有效地调节经济，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对各种经济调节杠杆妥善加以安排，注意它们之间的协调，才能充分地发挥经济调节器的效果，实现计划管理的预期目的。

【注释】

[1]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8页。

[4]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经济调节的经济思想就已经产生，如《管子》一书中，关于利用货币价格关系控制商业、调节谷米价格的思想，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的平粜思想。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