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物质运动都需要有调节机制来排除运动中所固有的矛盾，协调它的各个内在机构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高级物质运动的生命活动，则存在更复杂和灵敏的自动调节机制：运动主体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地改变运行的形式，这是一种使生命活动延续的自动调节机制。依靠这一机制，复杂的生命活动中必然产生的主体与环境的矛盾以及主体自身的内在矛盾得以及时消除，从而实现自动的生命活动。人类社会是高级生物组成的社会群体，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也体现有这种调节机制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通过物质生产来改变自然物的形态，创造出各种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需要的活动。社会经济活动要顺利和不断进行，需要有生产与需要的均衡，也就是要使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适应于社会总需要（社会规定的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就要将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于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甚至上层建筑部门），从而就需要有一种经济调节与控制的机制。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社会经济调节与控制机制旨在使社会“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2]，指出了经济调节机制乃是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顺利发展的必要前提。我们可以看见，即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农民家庭生产过程，也存在着这种经济调节与控制，如个体农民必须为满足家庭的各种需要而将家庭总劳动自觉地分配于制造工具、耕种、纺织等方面，并且适应于家庭需要和生产的状况而不断调整家庭经济活动。对于一个以现代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生产过程，经济调节与控制就更是必要。经济调节机制的发展和强化，成为复杂的国民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契机。而在复杂的国民经济机体中，从事经济调节的劳动也就从简单的物质生产劳动或简单监督劳动中分化出来，成为社会某些阶层和机构的专门职能。

社会经济调节是一种分配劳动、组织物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方式，它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社会经济调节的形式与机制，在商品经济产生以前的自然经济中和商品经济产生以后有很大的不同。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经济调节采取了按照经济主体的需要而直接调节与控制生产的形式。而在商品经济形态下，适应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则是采取以市场机制为调节方式来实现的。

按照人们的需要直接地和自觉地调整生产，是经济调节机制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原始公社的家长制家庭的生产或是中世纪的农民家庭生产，都从属于这种直接的调节控制机制。在那里，生产者适应于家庭人口的增长，自动地增加粮食生产，在农业丰收之年会增加消费或是增加储备，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均衡，从而为再生产创造经济前提。

自发性市场调节机制是与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调节机制。马克思说：“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3]这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自觉活动而通过自发性的市场活动来实现的经济调节机制。自发性的市场调节机制表现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不是借助于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而是通过市场价格围绕价值的上下波动来调节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活动，它发挥了灵活而有效的自动调节和制衡作用，使运转过度的生产和销售活动自行减速和逆向运转，使运转不足的经济活动自行加强和增速，从而实现生产与需求的平衡。市场调节机制从来就带有二重性：它既带有制衡功能，又可能产生失衡作用。因为，市场机制并不能消除市场活动的无政府状态，也不能克服商品性再生产内在的矛盾。它要通过市场价格的盲目波动和生产比例经常的破坏来实现某种暂时的均衡，同时它本身又是打破和导向新的生产和供求不平衡的力量。(www.daowen.com)

市场调节机制的二重作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最发达市场（包括高度发达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及其他各市场）的基础上，市场机制获得了最发达、最开放、最灵活、最有力的形式，它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起自动调整的作用，一方面又会发展独立的商品生产与经营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使经济活动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深，加之不可克服和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因而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与加剧再生产矛盾的作用是同时并进的。市场机制一方面暂时地自动实现供求平衡，使社会各类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相适应，使社会对消费品的需要和消费品的供给相适应，但另一方面也起着加深、激化和促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作用，并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经常出现价格的暴涨暴跌、生产急剧变动等不稳定现象。

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和控制，是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另一种经济调节形式。商品经济的生产和经济自发的经济调节机制的作用，为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在古代和中古的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平抑物价，维护城市正常经济生活和防止小农的破产和流徙，早就采取了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生活。^[4]这可以说是国家实行间接调节与控制的萌芽。

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与控制，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暮年时期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调节机制的特征。大体说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机制就发生了新的变化，由早期的自由放任和听任由市场机制自发性的全面调节，转到政府干预经济，实行市场自动调节和国家借助于市场机制的间接调节与控制相结合。当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种复合的经济调节机制仍然是以市场的自动调节为基础。

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的变化，使国家对自发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控制有所增强，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比例关系实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仍能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调节机制毕竟是从属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调节机制的变形并不意味着所有制的变化，因而它不能消除生产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不能消除个别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可见，西方经济学家鼓吹的种种关于经济调节控制方式的变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加强，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调节”和有计划的“理论”，都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