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要求更充分地提供资金和有效地融通资金，特别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化和正在深入发展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搞活了经济，企业在发展商品经济中要求金融机构能进一步满足它们对资金的更加紧迫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活力的增进，也使经济领域中的自发性因素有所增长，需要中央银行加强宏观控制，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而不乱”。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健全社会主义信用金融体系，发挥银行的信贷职能和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职能，就成为保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机勃勃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是以信用受到限制为特征。这种信用关系的不发展、金融流动的不活跃，其结果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融通——货币资金的流出与流入未能顺利进行，工商企业扩大生产与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得不到有效的满足，需要货币资金时借不到，货币资金有余时无法灵活、经济地加以利用（如用于短期信贷或用于长期投资）。由于资金运行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纵向供应形式，缺乏资金的横向联系和市场融通形式，因而不存在真正的、开放的、各个资金占用者之间自主进行的社会资金自主流通。在这样的金融体制下，企业的生产活动只能依靠刚性的配给性的资金，而不能自主筹资、动员和运用其他企业占用的资金和居民的闲置资金。这种封闭性与割裂性的资金分配体制，使企业缺乏信用资金的滋养与激励，同时资金供应制又使企业在资金使用上不负担经济责任。可见，信用的薄弱，抑制或阻碍了企业自主的商品生产和经营，使企业缺乏活力。(www.daowen.com)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信用机制的运用不足，其根源在于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具体地说，在于传统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对信用作用的估计不足。它表现在：（1）有关社会主义信用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对社会主义信用的本质、作用及机制远远说不上有深入的论述。（2）将信用等同于银行信用，而银行信用活动又限制在国家银行储存企业闲置资金、办理居民储蓄和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的狭窄范围内，否认企业之间和个人间信贷关系的存在。（3）将信用形式限制在银行指令性的计划分配资金（有偿的）形式，否认自主的信贷形式和特定范围内自发的个人信贷形式的作用。金融理论中的这些观点是一种限制信用论，它否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发达的信用关系和具有十分丰富的信用形态。这种限制信用的传统观念是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在金融理论中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