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在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流通的正确观点，并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来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生产资料非商品或“商品外壳论”，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存在着一个“主人”，因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采取“调拨”和“配给”形式。这种物资的配给制，难免要带来货不对路，企业不需要的产品及其品种规格偏要配给，企业需要的偏偏得不到，它加剧物资的人为紧张，引起物资的超储和积压、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大、浪费严重等弊端，实践证明这种物资配给制违反了社会主义流通的规律。

孙冶方基于他对经济工作实际情况的熟知和深入底蕴的洞察力，把上述情况提高到“无流通论”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和批评。他指出，物资供应有时称为物资分配，是由于当前物资供不应求，不得不在供应时排排队。他认为，这种生产资料配给方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现象，因而对于那种将物资分配视为规律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批评。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些产品交换本来是一种流通过程，但却叫做物资分配”。“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但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过程，四个要素变成只有三个了，流通没有了。”显然，孙冶方是把生产资料的全面的产品调拨与配给制，视为是违反社会主义流通规律的。孙冶方不单对“无流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而且他还从正面来探讨与论述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流通的理论。

孙冶方论述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流通的必然性，一方面是从分工与社会化大生产引起生产单位间的产品交换和流通来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则是从全民所有制的特点——实行经济核算制来进一步加以论证。孙冶方十分敏锐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下，许许多多分工不同的国营企业是一个主人，在这方面有些类似一个工厂中的不同车间，但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不意味着可以由国家任意地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产品调拨。“‘自然经济论’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一切均按主观计划来办事，犹如车间主任分配工作一样的‘一目了然’，这是可笑的。”孙冶方十分注意分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特点，这就是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和“分离为个别经济单位”。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基于独立核算的要求，企业之间在互相交换产品时，必须实行等价交换。这样企业之间互相交换产品的社会物质代谢过程，包含着W—G（售卖）和G—W（购买）的形式，这是一种等价交换关系，它使以等价交换为经济内容的使用价值的交换，成为产品交换，而其总和则是流通。在这里，孙冶方一方面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不发生所有权的改变，因而它不是商品交换；另一方面，他又以这些产品互换立足于等价这一经济特征，指出了它不是无偿的产品“分配”，而是一种作为经济过程的交换，是社会主义产品流通。

孙冶方的流通理论，着眼于改革现行的流通体制，特别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体制来组织好全民所有制内部的流通。流通不仅意味着使用价值的运动（物质替换），而且意味着价值的运动（价值补偿），而在流通过程中，上述二者的运动并不是经常保持平衡状态的。首先，使用价值形态的运动也会有物质耗费不能得到补偿和物质替换不能顺利进行的状况，在个别企业的再生产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循环中，也会发生生产设备与原材料未能实现替换的状况。特别是就价值的运动来说，许多生产环节的价值补偿不能顺利地实现的情况更是有可能经常出现，因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根据全民所有制的产品的本性（孙冶方称之为产品二重性）去组织好这种社会主义流通，不仅组织好产品流通，而且要组织好资金流通，以便顺利地实现发生于千千万万个企业之间的十万、百万个产品互换中所必须保持的极其复杂的价值量上与实物量上的综合平衡。总之，要“使流通过程同生产过程相适应，寻找出正确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的组织方式，使社会劳动产品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耗费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缩短再生产周期，加速社会生产的发展速度，更好地满足各种消费需要”。

孙冶方提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产品流通论，来取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无流通论”。孙冶方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流通不同于发生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流通，它并不是商品流通，而是一种特殊的产品流通。他的产品流通论是以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为立论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孙冶方以他十分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到社会主义经济机体中除了生产过程而外，还存在一个流通过程。他指出了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还有流通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的错误，并且以其富于独创性的分析，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中作为经济过程的流通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但是，孙冶方是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的理论观点来立论的。如果说，流通是商品流通，那么对一个不存在商品关系的全民所有制领域来说，就不可能谈论有什么真正的流通。传统的无流通论，可以说，正是生产资料非商品论的必然逻辑结论。而为了要从理论上证实全民所有制内部确实存在流通这样的经济周转，唯一的出路，只有赋予这种流通以非商品流通，即“与商品脱钩”的产品流通的规定性。孙冶方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来进行分析论证的。

从理论上论证产品流通，必须立足于对产品本性的分析。产品作为与商品相对应的范畴，按一般的含义，是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的。按照这样的产品观，自然无法从产品内在本性上来说明产品流通，这正是一个理论上的难点。而孙冶方则提出了产品二重性的新概念，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也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他从产品存在这一对内在的矛盾出发，论证了这一对矛盾的展开将表现为使用价值在千千万万个企业之间的互换与运动，价值形式在千千万万个企业之间的转变、补偿和运动，因而，他就从产品的本性中发掘出全民所有制内部的流通的根源。这样的分析方法表明，孙冶方是从生产关系的性质去引申出交换关系的性质，这也表明孙冶方的流通论具有一定的理论的彻底性。

孙冶方十分重视价值范畴，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把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存在归结为产品二重性。他说：“透彻地了解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要有产品的两重性和劳动两重性的思想，要从产品两重性的角度来研究流通过程，即要注意产品价值量方面和实物量方面。”我认为，他提出产品二重性的概念，其要点是确立产品的价值性。在说明流通时，他追本溯源，深入揭示产品的经济本质，最终则落脚于产品的价值性这一客观存在。他提出国营企业间的交换具有产品流通的性质，主要也在于这里有价值的补偿这一特殊经济内容。流通总是要涉及产品的W—G和G—W的变化，涉及实物的替换与价值的补偿，涉及企业间的等价交换，“不同部门间的平衡，归根结底还是要还原为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还原到价值范畴上去，才能进行独立核算和平衡”^[7]。那么，价值是什么呢？为什么企业之间交换产品时要进行等价交换呢？由于孙冶方已经否认了生产资料的商品性，因而不能诉诸商品价值，他就提出了产品价值性的论断，并把它归结为生产产品的劳动二重性。也就是说，孙冶方整个社会主义流通论是以产品价值论为基础的。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囿于斯大林的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形式即“外壳论”的观点，否认生产资料的价值性，只把价值作为人们用以进行管理和核算的“工具”，而不把价值作为产品固有的本性，这也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能说明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性质的原因。

孙冶方主张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采用《资本论》的方法，即要运用先从经济机体的具体到抽象，分析和找出事物的本质，然后再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就是采用了由产品二重性来作为分析的起点，然后上升到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定的方法。在阐述流通的本质时，他从产品的二重性来说明流通中的物质变化和价值补偿这双重内容，体现了由抽象向具体上升的方法。孙冶方把流通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归结为产品所固有的价值性，这样把价值补偿这一流通中的运动的特征，归结为产品的“静止的”本性——产品价值性。这种分析显示了孙冶方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他不是停留在事物的现象上，不是就流通论流通，而是从流通回溯到生产，从交换关系回归到生产关系，从外化于流通的物质替换与价值补偿，回归到产品的内在的本质，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流通的一种正确的方法。

但是，孙冶方在研究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时，并没有将他的正确的分析方法贯穿到底。他的产品价值论，只是从全民所有制是独立的核算单位出发，而只有借助价值才能进行各个企业生产耗费的比较，才能进行经济核算，正是核算关系赋予产品以价值性，在这里，孙冶方实际上提出的是起因于劳动核算的产品价值论。他没有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特点，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还有某些自身的利益，它在经营形式上还必须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而企业间在互相交换产品时，还是以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实体的身份相对立，这种利益的差别与矛盾，决定了它们在交换产品时，不能不进行耗费的比较，从而不能不使个别劳动耗费转化为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耗费，从而产生抽象劳动和价值范畴，这也表明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仍然具有商品性和具有商品价值，而它们相互间的产品交换也就仍然是商品交换，这种交换的总和也就同样表现为商品流通和从属于商品流通的规律，如价值规律等。可见，如果我们在阐明社会主义流通时，不仅着眼于分析全民所有制的独立核算性质，而且进一步探究现阶段国营企业的独立核算关系的特点——企业的责权利相结合和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营形式，并最终去探索和分析现阶段全民所有制的特点——这是一种除了体现全民利益而外还具有某些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不成熟和不完全的全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特点，作为生产资料具有的商品性和价值性的根源，由此来说明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客观必然性，这不仅将更加顺理成章，而且将更加符合孙冶方采用的从交换关系回溯到生产关系的科学方法，对社会主义流通的理论阐述也将更加彻底。(www.daowen.com)

因此，有必要在商品流通基础上来阐述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流通理论，来达到科学地揭示全民所有制内部的流通规律，并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国流通体制的改革，达到合理地组织社会主义流通的实践目的。孙冶方在晚年承认了社会主义生产带有商品性，这一观点的改变，已经打通了使他走向承认社会主义流通是带有商品性的流通的通道，但是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把孙冶方开拓的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的任务，便落到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身上。

【注释】

[1]原载《财贸经济》1985年第1期。

[2]《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244页。

[3]《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1页。

[7]《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7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