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把依靠行政手段的方法与依靠经济手段的方法结合起来，特别是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计划管理方式，是与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相适合的，特别是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条件相适应的。

计划管理的方式，不可能听随人意，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及其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管理，是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必须看到，计划管理的具体形式与方法是决定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而这一规律作用实现的具体机制则取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条件。如在物质技术基础上和生产关系上都高度成熟的共产主义阶段与物质技术上与经济上还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作用实现的具体机制就不一样。在消灭了商品关系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存在着商品关系的社会主义现阶段，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作用实现的机制与方式也不可能一样。可见，我们不能把计划管理的方式看作是僵硬的与固定不移的，要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计划管理与调节也必然会采取某些新的形式与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他们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尚未胜利的时代，他们曾经论述与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全社会公有制，那里不仅不存在个体所有制，而且不存在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也不再存在局部经济利益。在那里，生产物不表现为商品，不具有价值性，从而交换不表现为商品交换。在这种产品经济的高级形态中，价值规律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再对生产与交换起调节作用。假定存在这种没有商品关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就将成为经济的唯一调节器，而且它的发生作用的机制也将摆脱价值规律作用的影响，而以它的原本的面貌出现。在这种条件下的计划管理方式，将表现为：（1）单一的计划调节，而不存在市场调节；（2）直接的计划调节，即由国家（或社会中心）按照科学计算的社会需要而制订的统一的计划，直接地调节产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这种计划管理方式将无须凭借经济杠杆与市场作用，全社会利益的一致与高度发达的有计划管理手段（包括信息体系），将使国家（或社会中心）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和全面的计划调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不是困难的。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并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那样，肇始于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足、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开始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商品生产与交换，价值规律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作用与价值规律作用的相互交错。而且，价值规律对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并不是彼此对立、水火不相容的。通过利用经济方法，自觉地与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将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起着积极的影响。它能有效地完善计划管理的机制，增强计划调节的作用，使计划调节体系表现出更高的效率与强大的威力。凭借这样的计划调节器，才能使极其庞大、极为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矛盾的社会主义经济大机器的运行服从国家的驾驭、控制与指挥，把它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www.daowen.com)

管理中的行政方法是带有强制性的（如直接计划），它是实现计划管理的有效措施。为了切实保证国民经济中某些关键性领域经济活动的严格的计划性，不依靠行政方法是不行的。削弱了必要的行政方法，就会削弱计划经济。行政方法不仅要应用于管理全民所有制领域的经济活动，而且也要应用于某些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领域，对个体经济的活动也需要实行必要的行政性的管理。我国近年来经济生活搞活以后产生的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表明，坚持与完善必要的行政管理方法是现实的需要。运用经济方法进行管理（如指导性计划），主要是利用经济利益的引导，依靠企业广大职工从自身的物质利益上对生产的关心，诱导和促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要求的方向进行经济活动。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对还存在局部经济利益的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领域是适用的，而且最适合于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管理，对于个体经济的生产与交换的管理则尤为适用。特别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与多种经营形式，把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结合起来管理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决定了的，因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看到，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管理中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但是，6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都采用了上述方法。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