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丝绸之路的起源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商贸交流的主要通道，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南迪·冯·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著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一书中，首次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前127年间，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这条亚欧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为Seidenstrassen，英文为the Silk Road）。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Herrmann）在其所著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主张把丝绸之路的含义“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1915年，阿尔伯特·赫尔曼又在《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与希腊—罗马社会沟通往来的交通路线的统称。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绸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至此，这条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文明的交通路线有了一个形象而贴切的名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耿昇对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德国地理学家费南迪·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及其5卷本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年）作了深度考证，并且指出就连伯希和在他那本权威著作《交广印度两道考》中也未曾使用“丝绸之路”一词。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大汉学家以及中国的陈垣、向达、张星烺等，也只采用“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或“海交史”一类的提法。二战之后，西方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与东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骤增，“丝绸之路”一词才逐渐变得流行起来了。

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东西方及沿线诸国民族的纽带，是架设在它们之间的金桥。通过丝绸之路，高雅华贵、实用性与美学高度统一的中国丝绸源源输往西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沿线诸国各族又掀起了相互进行各种交流的新高潮。丝绸之路成为他们互通有无，物畅其流的商贸之路和物种传播之路；成为他们彼此不断增进了解的友谊之路；成为沿线诸国进行政治交往的使节之路；成为沿线各族魂系天国，传播佛教、摩尼教、景教、袄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神灵之路。此外，它还是民族迁徙之路（乌孙、大月氏、塞人、匈奴和突厥等），是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交流之路（主要在今新疆、中亚和西亚地区），同时也是沿线诸国大国间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之路，进行长期角逐大动干戈的战争之路（如罗马与安息和萨珊王朝之间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和战争）。

丝绸之路，是魅力无穷的艺术长廊。其沿线保存的大量雕塑、壁画等门类齐全的、各具特色的艺术珍品，出土的众多的金银器、玻璃器和瓷器等各种遗物精品，琳琅满目，绚丽多彩，美不胜收。现今仍耸立或发掘出来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形制各异的宫殿、庄严肃穆的陵墓、笼罩神秘色彩的神殿、寺院和石窟等各种建筑遗迹，遍布沿线各地，尽展建筑艺术的时代风貌。

丝绸之路，是跨越时空硕大无比的历史博物馆。诸多历史遗迹和遗物，均是镇馆的无价瑰宝，这些古人智慧的结晶，都是历史的见证。此外，在沿线浩瀚的文海中，多元的各种古文字异彩纷呈，用这些文字写出的大量古文书和刻石，蕴藏着古代丰富的信息，解开了许多古史之谜；各种不同文字的遗著记述着可歌可泣的史诗，座座丰碑都镌刻着光辉的历史篇章。丝绸之路是科技之舟，沿线集中了古代人类的主要发明创造，由此而迸发出的巨大动力，加速了历史航船的进程。

文化交流，意味着弃旧图新的创造精神，既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保持对外来文化的谦虚。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正是为与之有关的各个民族输入创造自身文明的动力。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品流通的通道，也是一条科技、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的交流之路。不仅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丝绸之路被运到西方世界，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丝织技术也被输往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与此同时，原产于欧洲的景泰蓝烧制技术，中亚的骏马、农作物，西亚的建筑、乐器、金银器制作，印度的佛教、音乐、熬糖法、医药，阿拉伯世界的算术、天文、历法，伊斯兰教、摩尼教、祆教和犍陀罗艺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不断自我更新，在世界上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东西方之间的人文交流对于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意义很大。

图1　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线路示意图

图2　丝绸之路全线示意图

2.丝绸生产——贸易的发端

文化交流，首先是经济交流，特别是商品交流。中国如若没有丝绸，没有瓷器，没有茶叶，没有四大发明，如何能够让世界各民族尊敬？又如何可能让这一条古老的商路被命名为“丝绸之路”呢？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提供商品，原来就是自己生产力水准与综合国力的象征。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种桑、养蚕、缫丝、纺织的国家。所以古希腊人、罗马人誉称中国为“赛里斯国”。赛里斯即Seres的音译，Seres一词是由希腊语Ser演变而来，Ser意即蚕丝，Seres即丝国。罗马作家普林尼曾在他的《博物志》中写道：“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的丝闻名于世，这种细丝生在树上，先用水浸湿，再加以梳理，织成绢帛。罗马仕女用制衣料，光耀夺目。”可见，追求丝绸已成为罗马人的时尚。中国传疑时代，很早就有伏羲化蚕、神农耕桑、黄帝淳化虫蛾等神话故事。较为流行的古代传说认为，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以供衣服”，所以，先民们将其供奉为蚕神。从考古资料看，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一个“半割”的蚕茧。1959年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属良渚文化）出土的黑陶纹饰上有“蚕纹”。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时期时代遗址（公元前5000—前3300年），发现一批纺织用的工具和一件牙质盅形器，盅形器周围阴刻着类似蠕动的蚕纹。最重要的是1959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时期时代遗址（公元前3300—前2600年）发现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丝素截面呈三角形，很像是在热水中缫取的，丝片是平纹组织。所以，许多专家推断中国开始利用蚕丝的时间当远在四五千年以前。(www.daowen.com)

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商殷时期，桑蚕丝绸业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帛等字，出现了关于桑蚕的完整卜辞和祭祀蚕神的卜辞。在考古发掘的资料中，还发现了商殷时期的玉蚕、丝绸残片和刺绣等实物。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丝绸业生产和贸易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尚书·禹贡》中提到当时生产丝织品的地区有，青、兖两州有丝；徐、豫、荆三州有织成品纤缟、纤纩“玄玑组”；扬州有“丝贝”等。反应西周社会生活状况的诗歌总集《诗经》在《大雅·瞻仰》中有“休其蚕丝”，《豳风·七月》有“蚕月条桑”，“猗彼女桑”，《曹风·鸤鸠》有“其带伊丝”等等的记述。从考古资料来看，周代金文中不仅有糸、丝、帛和以“糸”为偏旁的字，而且还出现了象征织机的“巠”字。

由于蚕桑丝织业的产生和发展，丝绸作为商品已开始交换和贸易了。《诗经·卫风·氓》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尚书·酒诰》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礼记·月令》说：“是月也，易关市，来商贾，纳货贿，以便民事。”《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些记载不仅说明商周时期商业交换较为发达，丝织品及布帛成为当时主要商品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业，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无论产品质量，花色品种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不仅能生产罗、纨、绮、縠、锦、绣、提花绢帛等五光十色的丝织品，而且产品已有地区性的特色。齐国以“文采布帛”著称于世，产品行销全国，享有“冠戴衣履天下”的声誉。《战国策》明确记载了罗、纨、绮、縠、锦、绣等丝织品种。战国时“锦”、“绣”二字常连称代表最美丽的织物，后来演变成“美丽”的象征。

先秦和汉代在战国的基础上，育蚕、治丝和织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汉代的丝织品不仅在技术上有许多创造发明，纹样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便是明证。

“中国的丝绸业在汉代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更加兴盛，步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先秦汉代丝绸业而论，若将其置于世界丝绸史范畴来看，可以断言，养蚕、缫丝、织绸都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这是对世界物质文化和纺织技术的伟大贡献。甚至在汉代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仍是全球唯一能生产丝绸的国家。”（孟凡人）丝绸业的高度发达为其贸易和出口世界奠定了基础。

3.丝绸西传——周穆王西征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周时期的贸易交换也开始活跃起来，传说商的先人王亥就曾驾着牛车，载着丝帛，到远方的部落去经商。《易·大有》载：“大车以载，利有攸往，无咎”。当时经商的地区已不限于邻近的部落，而远至甘肃的河西走廊、西域（新疆）和中亚一带。据史书记载，在商的北方和西北为邻的有荤粥、土方、鬼方等部落方国，《世本》宋衷注“鬼方于汉则先零羌也”，可见鬼方属于羌族。商朝后期，鬼方不断东侵，迫使其他部落北移，这样便促成了商朝与居住在西北的羌族鬼方关系加强，据《商书·伊尹朝献》载，成汤时四方民族都来朝献，带来各自和远方得来的物品，其中就有鬼方。商代的文化和丝织品就是依靠这些民族传入河西走廊及新疆境内的。

到了西周初年，通过西北的荤粥、鬼方等族聚居之处，周与葱岭以西的民族间也有了贸易往来。周穆王时，犬戎的势力不断向东扩张，阻碍了周与西北方国部族间的联系，公元前898年，周穆王西征犬戎，俘五王，“自是荒服者不至”，打开了通往大西北之路。传说周穆王曾向西巡守。根据战国时成书的《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在即位的第十三年（公元前989年），以伯父为导向，乘造父驾的八骏马车，带着大量精美丝织品西行。他从宗周（今河南洛阳）出发，北渡黄河，向北至滹沱之阳（今山西北部），出雁门关至河套以北，来到犬戎地区，然后，溯黄河而上，向西经青海乐都、积石，经河西走廊登昆仑，上舂山，到了周太王古公亶父女婿后裔赤乌人居地。舂山，据《山海经·北山经》载：“边舂之上多葱”，可能就是葱岭。赤乌氏在昆仑山北麓，即今和田、叶城、莎车一带，正是著名的和田玉产地，所谓“赤乌氏，美人之地也，瑶玉之所在也”。周穆王在此“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然后，又继续向西，经过曹奴人、剞闾氏、鄄韩氏部落，最后来到西王母之邦。《竹书纪年》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周穆王向西王母赠送了丝绸，西王母在瑶池设盛宴款待穆王一行，还高唱：“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西王母在西，皆四方昬荒之国”。《穆天子传》载：“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也。”公元前988年，周穆王顺黑水向北行两千里到达中亚草原，取道伊犁河谷经天山北路回归。若黑水是指锡尔河，那么，周穆王显然是到了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在陕西扶风周原西周文化层中出土的典型的雅利安人头像骨雕，不但说明周人与塞人的联系，而且进一步证实了周穆王西行的可能性。

周穆王西征的历史，不仅反应了西周时期黄河流域和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交通上有一定联系，而且也说明我国的丝绸已传入中亚地带。这段往返三万五千里的行程，表明远古的中西交往已有相当规模。这条西行路线大致为出陕西入河南，往北经山西出雁门关到内蒙古，沿黄河经宁夏至甘肃，过青海越昆仑山入新疆，翻越葱岭到中亚伊朗高原。这条路是否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呢？我们尚无法确定。不过，丝绸早在距今3000年前便已经西运，这是可信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孟凡人教授在他《丝绸之路史话》一书中指出：“从考古资料来看，时代较早的是巴泽雷克墓地（位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北侧）出土的刺绣和织锦，墓地的时代约在公元前500—公元100年。据此有专家认为公元前5世纪时丝绸已经西传，其实这批丝绸的时代是在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新疆托克逊阿拉沟墓地出土的菱纹罗等丝织物属战国时期，罗布泊附近遗址和墓葬则发现东汉时期的丝织物。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刻赤附近遗址出土的汉绮，时代在1世纪。叙利亚大马士革东北的巴尔米拉古墓地（83—273年），出有东汉或稍晚的汉绮。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丝绸在战国及西汉初期已流传到西边较远的地区。但是，丝绸流传到里海以西地区时代比较可靠的现有最早的实物，则在东汉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