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家着力推进开发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带动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以深圳、广州等九个城市为主体的经济区域——第一增长极；90年代又着力推进开发建设上海浦东新区，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16个城市在内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第二增长极；进入21世纪，中央把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全国总体发展战略，要求滨海新区在推进北京、天津、河北和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中当好排头兵——成为第三增长极。南、东、北三大增长极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引领中国经济——大国崛起。东、西、南、北四极中亟待最后一极崛起——第四增长极（西部）。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新疆天山北坡，兰州、西宁、格尔木，陕甘宁等经济区发展。”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又一次给西部大开发注入了政策活力，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成为国家战略的主战场。

在此之前，各界专家学者就有呼吁、研究、设想。费孝通先生强调：西部民族地区地大物博，是中国的资源库，战略位置重要，担负着重要使命。“1988年我又进一步提出建立包括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古两个民族自治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但此议搁置至今。

2005年甘肃学者贺应钦首先提出西兰银经济区的概念，其内涵由甘肃农业大学教授贺有利发展丰富；2010年甘肃省工商联和甘肃农业大学《兰州—西宁—银川经济区》课题组发布了《兰州—西宁—银川经济区研究报告》，完整地论述了经济区的发展战略；在2010年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周平又向全国“两会”提交了委员提案，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肯定，决定将该建议纳入2010年重点调研项目，并在全国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中提出支持西兰格经济区发展。2011年又由民建中央将概念发展为黄河上游经济区。后来，经过民建青海省委主委高云龙、民建甘肃省委主委宁崇瑞、民建宁夏区委主委孙贵宝等专家潜心调研、精心论证，终于在2011年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由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建议设立黄河上游经济区的提案，助推西兰银经济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但是，时至今日，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为此有几点思考和建议。

首先是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其关键词应该是：生态屏障、民族团结示范地区、西北增长极。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的黄河河段为黄河上游。上游河段全长3472公里，流域面积38.6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占全黄河总量的51.3%。上游河段总落差3496米，平均比降为1‰；河段汇入的较大支流（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43条，径流量占全河的54%；上游河段年来沙量只占全河年来沙量的8%，水多沙少，是黄河的清水来源。黄河上游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薄弱的地区，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很低。其中青海森林覆盖率只有0.35%，宁夏为1.54%，甘肃为4.43%。由于生态环境脆弱，植被覆盖率低，加上人为的过度开荒和荒漠化，也是我国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比重较高的区域。西宁、兰州、银川处于黄河上游，在沿黄河垂直距离100～200公里的范围内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严重。

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对带动青海、甘肃和宁夏三省区在我国的生态地位和资源地位非常突出。黄河上游地区的西宁、兰州、银川作为中心城市，在生态保护和补偿方面有共同的任务和利益诉求，重点加快这一地区的人口向城市（镇）转移，减轻黄河上游的生态压力，促进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逐步在黄河上游地区建成一条绿色生态屏障与内蒙古的生态整治工程相结合，从整体上构建西部乃至国家的生态屏障，为全国的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是今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要实现这一区域的跨越发展，需要国家加大对这三省区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政策支持，建议国家要加大对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的政策支持力度。譬如，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线工程建设陆续完成后，通过促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即三期）尽快上马，及时调增黄河上游经济区的用水额度，根本解决西北干旱地区的发展瓶颈和生态问题。

黄河上游经济区是一个汉、回、藏等多民族聚居区，是我国西部多元文化最集中的交融区之一。历史上，频繁的域内商贸与复杂的社会关系，无不渗透到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领域，甚至影响到中亚、中东等地区。推进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可以促进西北地区与中亚、中东等地区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而且对于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和多元文化融合具有重要意义。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是一个汉、回、藏等多民族聚居区，经济区的发展将促进青海、甘肃、宁夏特别是经济带内各族的团结，将促进西藏、新疆、内蒙古三个自治区的发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和稳定西北、西南地区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黄河上游经济区民族产业初具规模，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广泛，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主阵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互联互通”中具有先天的文化和语言优势。宁、甘、青三省区在地理与历史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民族产业发展上有共性，三省区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很多。正因为地区的民族特性，使得宁甘青三省区成为大力发展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的理想平台。2010年，国务院将“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的永久举办地选在银川。因此，通过黄河上游经济区合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大力发展民族产业，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

黄河上游经济区是指以西宁、兰州、银川三个城市为核心，沿黄河上游布局的广大经济区域，是沿黄经济地带和陇海兰新经济地带的交汇区域。主要包括黄河上游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快、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青海东、西部地区（包括西宁市、海东地区和格尔木市），甘肃中部地区（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宁夏中北部地区（包括银川市、中卫市、吴中市和石嘴山市）。经济带总面积25.2万平方公里，2009年末总人口1500万人。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有色金属、天然气、石油、草原资源均位居全国前列；经济区科技实力雄厚，有较大的熟练产业工人群体，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农业条件较好，是我国粮食、畜牧品、中药材等的重要生产基地；工业基础相对雄厚，又处于西北区域的国家级交通枢纽位置，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该区域内人口密集、市场广阔、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有利于吸引海内外投资等各类要素在此集聚和重组。

其次，高度认识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的功能价值。黄河上游经济区的建立，将成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示范区；国家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主阵地；欠发达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精准脱（扶）贫攻坚战的先行区；西部地区科技开发和统筹科技资源的引领区；体现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实践区；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战略新兴产业基地。构建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并通过与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乌昌一体化试验区共同打造中国“西三角”经济圈，可以对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大新动能。

第三，充分研究规划好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的功能定位。黄河上游经济区功能架构主要是：一带（沿河）、三极（增长）、五大辐射区。一带（沿河）：从青海东部的西宁经甘肃中部的兰州到宁夏北部的银川，即黄河、湟水两岸经济带，与铁路兰青线、包兰线（西宁—兰州—银川）、西宁—兰州—银川高速公路、国道109线（西宁—兰州—银川）、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基本并列，“一带”将成为黄河上游经济区的轴线。三极（增长）：西宁都市经济区、兰白都市经济区、银川都市经济区的三大城市群。五大辐射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呼包银经济区、乌昌经济区、甘青藏大藏区经济区的五大经济辐射集聚的西部经济发展增长极——中国第四极。(www.daowen.com)

第四，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建设的重点领域和战略工程。

1.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网络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离不开便捷、发达、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积极推动经济区内的公路、铁路、航空、电网、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交通一体化、智能化进程，可以打造以格尔木、西宁、兰州和银川为中心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平台，推进包兰铁路银川至兰州段扩能改造工程前期工作，加快建设西宁、兰州和银川城际高速铁路网络。同时，通过加快区域内信息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建设，建设以格尔木、西宁、兰州和银川为中心的通信高速主干网络，实现经济区内信息化与一体化的城际联动协调机制。在近3年内加大对六盘山区、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等集中连片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和产业扶贫支持力度。

2.加快优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青海的盐湖矿产、甘肃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以及宁夏的煤炭资源优势明显。黄河上游青海到宁夏段水量稳定，水能资源丰富，可建设十几座梯级电站，水电资源富集。继续做好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的勘察论证和前期工作。青海、甘肃、宁夏的绝大部分灌溉良田均集中在黄河、湟水两岸，农业灌溉条件优越，特别是该地区的高原特色农产品由于其独特的种质和优良的品质，拥有巨大的市场。这些资源构成较好的地域组合，有利于发展具有区际专业化意义的有色冶金、化工、能源及其他高载能工业，建立全国意义的有色金属冶炼和重化工基地。从旅游业来看，三省区通过共同深入挖掘历史、民族等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培育和打造一批知名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如黄河上游风情旅游、丝绸之路与祁连山风光旅游带等。

3.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与战略重组。构建黄河上游经济带，势必会突破条块分割，加强经济带内人才队伍的流动，从而使先进技术、管理方式等以更为便捷地得到应用。鼓励和发展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以及开放有序的市场建立，使区域内各城市间和区内外之间的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通和战略重组，实现比较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形成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市场，增强竞争力。充分发挥西宁作为青藏高原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兰州市作为西北交通中心和商贸中心、银川市作为西北宜居中心，促进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发挥。

4.培育延伸产业链，优化产业链上的分工。从生产要素互补角度来讲，三省区在资源开发及深加工方面，尤其是在共同开发风力发电、光伏产业和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从经济互补角度来讲，青海在盐湖化工产业链、甘肃在石油化工与新兴材料产业链、宁夏在煤化工和现代农业产业链等方面都有着比较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三省区加强优势技术的输出和合作，优化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将有利于建立长期、稳定和密切的产业协作关系，构建互补协作的现代产业体系。

5.强化城镇带的建设与合作。在积极建设以西宁、兰州、银川为中心的三大城市群的基础上，争取逐步形成黄河上游沿黄城市带，将沿黄城市带建设成为生态带、产业带、宜居带、文化带、旅游带。促进三省区实现规划编制、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物流市场、旅游服务、生态建设“六个一体化”。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统筹经济带内的城市集群发展，构建联系广泛的城镇体系，可以显著提高黄河上游城乡带一体化水平，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6.积极筹划，联合申报建设“西北五省区—中亚五国”丝绸之路经济自贸区。依托已有的经济合作平台，整合资源，发挥敦煌文博会、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兰州空港保税区、甘肃（武威）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欧洲班列平台等，联合申报，建设“西北五省区—中亚五国”丝绸之路经济自贸区。

7.参照海南国际旅游岛模式，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国际旅游走廊”，使之成为中国西部著名国际旅游目的地。成立“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旅游集团公司”，统一标识、统一宣传、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把加快发展旅游业与建设文化大省紧密结合起来，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旅游业发展全过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强力打造“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发展带”，建设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形成集遗产保护、景观旅游、事业服务、产业发展、产品交易、文化交流为一体的文化展示研究基地和文化园区。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大国际旅游环线计划。使河西走廊的“金（昌）、武（威）、张（掖）、酒（泉）、嘉（嘉峪关）、敦（煌）”等绿洲城市相呼应，发挥串点成线、以线促面的效应，做大做强以文化体验、生态休闲旅游为品牌的现代旅游产业。推动河西走廊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使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增长极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示范带动区。

8.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入手，合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绿色生态国际旅游走廊。充分利用河西走廊“陆上三峡”现有的风电产能1100万千瓦，光伏产能600万千瓦的新能源存量，合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陆上三峡”绿色能源综合利用转化基地，打造河西走廊绿色生态环保的国际旅游走廊。依托充足的清洁能源沿千里河西走廊建设若干个新能源汽车自驾营地，在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国际旅游走廊上布局100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吸引5000千万的境内外游客、消化1000万千瓦的新能源。如此，既可以解决河西走廊新能源产能转化率低——“陆上三峡”风车“停摆”的尴尬困局，也可将兰州新区的电动汽车生产线扩能提升，可引进电动汽车生产线，建西部一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发挥甘肃兰州汽车产业链的已有优势，弥补甘肃没有品牌汽车生产线的缺憾，也可全面提升河西走廊旅游形象，突出河西走廊旅游特色，使之真正成为“丝绸之路遗产廊道—河西走廊国际旅游走廊”。

第五，积极主动建立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区协调联动制度。在中央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支持下，根据互惠互利的原则，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制定黄河上游经济带的发展规划，进一步细化发展重点、明确任务措施，进一步扩大经济带的经济、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建立经济合作示范区和示范项目。建立一个跨行政区的区域协调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和指导一体化进程，或以现有的黄河水利管理委员会为纽带，构建协调发展机制。定期组织召开黄河上游经济一体化会议，共商大计，解决本区域随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从区域政策、总体规划等方面指导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重大项目安排。

[1]2011年10月全国政协青海调研会交流论文，2017年甘肃省政协座谈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