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由于贫穷所直接导致或者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印度）的福利经济学理论，贫困是一种社会结构现象，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可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其中，相对贫困又分生存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譬如高额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对应的公民获得健康权、养老权、教育权、居住权的能力缺失。可归纳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因此，公平、平等、自由和完善的福利制度都是保障长远发展的经济措施。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任务，任重道远。

“甘肃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省份，其中尤以干旱威胁最大，特别是中部地区，‘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总根源便在这里。”“凡是在甘肃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都知道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乃是第一大难事。农村不定，天下难定。”（《宋平在甘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甘肃省出台了《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及17个专项方案，形成了“1+17”的精准扶贫工作方案。从而打出了一套精准扶贫的“组合拳”，打响了甘肃扶贫攻坚战。省委要求以精准的视角审视扶贫开发，以精准的思维谋划扶贫开发，以精准的措施推进扶贫开发。鉴于此，提出十点建议：

第一，针对扶贫对象不够精准的问题，精准扶贫需要进一步分析研判贫困原因，厘清致贫机理，完善大数据库，建档立卡，对症下药，实施动态系统管理。防止扶贫工作中因对象不精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或造成负面影响。建议从三个方面全面摸查，系统梳理，准确研判扶贫对象的致贫机理，确保精准扶贫。一是自然因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气候干旱、不宜人居等；二是生产力水平：劳动力残缺、农器具落后、产业单一、效益低下等；三是社会因素：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因其他原因致贫等。

第二，鉴于扶贫工作缺乏全社会共同参与合力攻坚的现实，建议组合拳有机结合，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发挥好政府的主导推动力，从顶层设计到具体项目、从愿景目标到县域实际、从宏观布局到微观需求、从扶贫对象到基层组织有机结合，精准到位；运用好市场的牵引力，按照市场规律，让要素参与扶贫，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动员好社会帮扶力，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全社会关注贫困人群，从社会关爱、企业的社会责任，消弭一些为富不仁的现象，民心互通，心灵慰藉，弥合鸿沟，使外部力量与内生动力结合，促进脱贫致富。

第三，鉴于“精准扶贫”忙于输血，难以造血的问题，建议“精准扶贫”＋“五位一体”建设。结合“十三五”规划，将甘肃的精准扶贫与甘肃“十三五”期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建设有机结合，出大思路，做大文章，既要立足甘肃，又要跳出甘肃，站高望远，谋划精准扶贫，依据甘肃差距，申请中央特殊支持，给予补贴，争取差多少补多少，力争甘肃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第四，针对“扶贫——返贫——扶贫”反复循环的怪圈，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精准扶贫＋“五化”协同发展。将精准扶贫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生态化有机结合。譬如，加快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结合甘肃省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用深化改革的理念，率先成立“甘肃生态管理局”，加快生态补偿机制的推进和落实，加速生态价值货币化的进程，在生态屏障区或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等区内实行“农牧民身份置换”，发展保护生态产业和相关职业；“退耕还林还草”要“巩固、扩大、提高”补偿标准，先行先试，给甘肃以发展，给国家以示范。

第五，农村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副产品“卖难”问题。精准扶贫＋互联网，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倡导互联网思维和跨界思维，充分利用互联网科技，大力发展甘肃电子商务，培育“三农”新业态，为甘肃特色农副产品拓宽市场，寻找出路，解决卖难问题或“多收了三五斗”的尴尬，走出丰产不丰收的怪圈，增加农牧民收入。(www.daowen.com)

第六，缺乏支柱产业是农村贫困的最大原因。精准扶贫＋产业、产业链、价值链是根本出路。依靠产业扶贫，构建富有甘肃特色的多元化产业扶贫体系，防止扶贫空心化，克服只靠输血，不能造血的被动局面。早在1992年，甘肃就组织实施了“十条龙”建设，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形成了马铃薯、中药材、草食畜、草产品、制种、园艺、酿酒原料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了多种形式的产业化组织模式，或龙头企业＋农户，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农户（基地），或专业市场＋专业合作社＋农户等。今天它们是扶贫的基础和支柱，应重新梳理，强化管理，发挥作用。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建立和完善农业产业链组织，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逐步形成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构建是实现农民增收，提升农业综合收益，推动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重视农业价值链，创新农业价值链融资模式，将围绕农产品生产的产前（投入）农资供应商、农业生产者、贸易商、加工商、营销商（或分销商）之间的利益网络关系有效整合，使利益链条上的参与者权责对等，实现共赢，服务三农。

第七，精准扶贫＋甘肃旅游。旅游业是一个无边界的产业，富有拉动力、融合力、整合力、提升力以及催化集成作用，为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提供平台，形成新业态。旅游扶贫既是经济扶贫，又是造血式扶贫。财政投入少，生态环境保护好，扶贫效率高，返贫率低，而且有利于提升人口素质和带来开放观念，有益于贫困地区的人口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双脱贫。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遗产廊道”，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堪称文化大省，旅游资源富集。借国家美丽乡村旅游“千千万万”品牌推介活动东风，宣传推介好第一批“模范村”“模范户”“农家乐”“带头人”，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发展乡村旅游扶贫，继续培育扶持后续批次，使之成为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参照国家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政策适时启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国际旅游走廊”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申报工作，全面提升甘肃旅游，促进精准扶贫工作。

第八，农民穷是因为缺钱。钱生钱，才能造血，因此，建议“精准扶贫”＋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服务“三农”是短板、金融支持“三农”是瓶颈。补上短板，打破瓶颈是甘肃精准扶贫的又一切入点。普惠式金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放水养鱼，唯有活水源头来，真正破解“三农”难题。量身定做精准扶贫的融资方案，选派一批金融干部驻乡进村，帮助贫困户能贷得到款、会使用款、能还得上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贫困地区融资渠道。加强特色优势产业与电商、物流、金融的结合，助力精准扶贫。

第九，甘肃牵头，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建议中央研究设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生态经济区”，从产业融合、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的综合制度安排，完善制度保障，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措施，促进扶贫、防止返贫。

甘肃扶贫工作发端于“两西”建设，后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三西”建设，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践基础。1974年8月，宋平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西”建设的设想。1978年“两西”建设开始付诸实施，1982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扶持项目。1988年7月中旬，费孝通、钱伟长以民盟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提出《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费孝通指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提出了“东引西进”的建议，提出了“从东部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在本地发展加工业，向西开辟市场，为牧区服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左右开弓”的主张，“以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为起点，重开现代的‘丝绸之路’，瞄准正在连通中的欧亚大陆桥，发展西部的外向型经济，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等等。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曾撰文说，区域问题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整体竞争力有着直接影响。地区差距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区差距过大问题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往往成为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的诱发因素。由此，“黄河上游多民族生态经济区”的设想亟待认真研究，积极争取。

第十，借“甘肃被确定为世行社会救助瞄准项目试点地区”的机会，强化甘肃与世界银行的联系，加大金融扶贫力度。世行很早就帮助甘肃的扶贫，并对甘肃的扶贫成绩高度赞赏，印象很好，但我们缺乏及时的归纳总结，使之上升为模式经验，建议省委组织专门力量，与世行、世行学院、国家扶贫办、财政部等相关机构或部门合作，以《变迁：甘肃精准脱贫的实践与经验》为主题编辑出版甘肃扶贫专辑（2005年青海省与财政部共同编辑出版青海扶贫专辑《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