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乡村振兴关注“人、文、地、产、景”的综合发展，但其实现需要“人”去努力，因为乡村主体的理念与看待事物的眼光决定农村发展是否长远，“人”成为最重要的角色。英国乡村振兴就是将相关的利益主体进行能力提升，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当然，英国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而言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个人层面赋权：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个人层面赋权，主要在于增强个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如Zimmerman所言，个人赋权的落脚点应该放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提升自我效能方面，通过提升自身发展必备的知识技能从而促进控制生活的能力。从英国乡村振兴的实践来看，其个人层面赋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知识素质提升；二是重视村民参与。首先，英国极为重视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加快提高农民素质，以推动英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在早期就通过农民夜校以及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加强农民的科技教育培训，而且这些培训都由国家和政府出资完成。目前，英国有近100所农业专科学校、200多个农业培训中心、约2000所农场职业技术中学和57所农业高校，构成了农民培训网络，基本满足了不同层次人员的需要。其次，英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完善法规和管理系统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民众的意识提高了、自信心增强了，他们才会自觉履行自己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英国政府非常重视整个村民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善于引导民众的保护意识，培育民众的自信心。例如，英国在乡村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各个阶段都注重吸引作为乡村主体的村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这种多元参与机制不仅保证了乡村社会发展规划具有符合村民群体的利益体现，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而且极大地增加了乡村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有利于切实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二）组织层面赋权：提升动员资源能力(www.daowen.com)

组织赋权是指居民借助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而增强能力，进而促进乡村社会整体能力建设。从英国乡村振兴的实践来看，组织层面赋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组织参与；二是注重文化保护传承。首先，在英国除了传统意义的政府组织之外，许多民间组织也纷纷投入乡村振兴事业。例如，早期的英国全民信托和英国乡村保护运动，这两个社会组织就是为了保护英国乡村而成立的，尤其是英国乡村保护运动在促成1947年《城乡规划法案》的顺利颁布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次，英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以文化传承与保护为原则，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自然、历史和产业发展特点等因地制宜、强化特色，进行差异性规划，将乡村文化塑造与突出地域性文化相结合。在乡村建设活动开展过程中，英国地方政府特别重视保护利用周边的湖泊、山林、农田等自然景观，并将其与乡村独有的建筑、文物、遗迹等文化景观融合开发保护。尤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地方政府通过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知识，提升村民群体保护具有地域特色的文物意识的同时，也颁布了许多文化保护和文物修复等法律制度，从立法层面规范了传统文物的整体性、原真性保护。另外，英国还注重生态文化的保护，通过将现代技术纳入农业生产过程之中，致力于开发精准农业、智能农业、生态农业等，有效促进了农村的生态文化建设。

（三）社区层面赋权：发挥制度体系能力

社区层面赋权是将导致弱势群体无权的状态归结为特定的社会制度、管理体制等方面，也就是说，个人无权是由社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与个人能力无关。从英国乡村振兴的实践来看，社区层面赋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完善政策制度体系；二是健全组织管理体系。首先，英国的乡村振兴政策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农业政策、绿带政策、住房政策、土地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等，这些政策在不同时期都依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了适应性调试和修订，从而保证了政策制度体系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支撑作用。此外，消除制度性障碍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英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消除农业户籍政策、财产扣押制度、贵族教育制度等各种不利政策制度对于乡村振兴的影响，为英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英国乡村振兴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官方机构和社会力量都有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在乡村振兴的管理系统中共同发挥作用。2001年，伴随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发展，英国政府将原农业、渔业及食品部改为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增加了“农村事务”的公共职能，从而为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类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组织基础。自1990年开始，英国通过大部制改革，逐渐将许多公共服务职责转交给社会力量来运作。这不仅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效率，降低了公共事务的治理成本，而且也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法治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