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是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地区正面临着日趋严重的“乡村病”,表现为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主体过早老弱化、村庄用地严重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污损化和乡村地区深度贫困化。由此所导致的乡村土地资源低效利用、产业经营与社会管理主体弱化、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尤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破解“乡村病”,激活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活力,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通过对三个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入阐释了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特色产业发展、社会资本培育在协调乡村人地关系,培育提升乡村内生动力,构建打造乡村新型主体,实现乡村地域“人-地-业”耦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图1)。
图1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机理
第一,以德国巴伐利亚州为代表的土地整理与乡村更新实践表明,乡村土地综合整治适应了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地区人地关系变化的现实背景及客观需求。通过开展土地整治工程实践,农业生产的水土条件得以改善,耕地质量得以提升,百姓生活品质得以提高,生态环境得以保育,不仅优化了乡村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还重构了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格局,协调了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力实施“三深一土”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战略,强调土地工程技术在推动耕地质量提升、退化土地治理、荒废土地利用与土地生态修复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强化土地整治的工程化、生态化技术应用,以此推进山水田林湖草生命共同体、田园综合体和乡村振兴“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空心化”问题严峻,乡村青壮年人口持续减少与大量废弃、闲置农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并存,人地关系紊乱,空心村综合整治增地潜力巨大,亟需开展空心村土地整治工程,实现土地用途置换和空间格局优化。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在功能导向上应强化统筹区域城乡用地的“一整三还”,即依托村庄整治工程,实现乡村土地整治还田、还林、还园建设,有利于保障耕地及粮食安全,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进而协调乡村地区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保育三方面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巴伐利亚试验在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进行推广并取得了成功,也为我国北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发展与建设提供了实践探索。
第二,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经验表明,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而民众“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决策的自主独立性、运营的自立创新性是保证乡村产业发展符合市场规律,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因素。在此过程中,大分县将培养勇于开拓进取、富有创造力的本地人才作为保持“一村一品”运动长盛不衰的核心要务,通过对本地人才的持续培训与技能提升锻炼,全面增强了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www.daowen.com)
随着具有一定技能与教育水平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我国乡村地区人力资源状况堪忧,农民组织化、专业化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乡村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培育。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不断鼓励与引导发展“一村一品”,然而民众的知识水平有限、市场竞争与抗风险能力较低、现代化的企业运营与管理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支撑乡村产业的发展。因此,努力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投入,扩大农民接受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提高其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技能的能力,不断提高农民知识化、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为广大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建设奠定基础,是我国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此外,还要重视农民合作组织、乡村精英在发展乡村经济,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中的引领示范作用,由此打造构建乡村新型经营主体。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加强政策导向、激励引导等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发展意愿,最大程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第三,瑞典奥勒村的案例显示,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助于促进民众、企业、政府间的团结合作,提升本地企业的经济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功能缺失及正式制度不足,并且发挥了市场与制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如自我监督机制、风险共担、资源共享、互助协作等。对于个体而言,民众的人际网络、信誉度、价值观有利于激发民众的社会行动能力,借助社会资本获取利益,实现个人发展目标,如脱贫致富。对于地区而言,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地区发展质量,提升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益。
伴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民社会流动加快,以及农村传统道德整合作用的衰退和宗族关系的弱化,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社会资本呈现出本地社会网络封闭与内部分化、农村传统规范认同失效、社会信任度弱化等特点,既限制了民众获取资源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又制约了民众间、民众与企业、政府间基于信任而产生的合作。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的农村新型主体建设,应着力打造乡村地区多元、新型的社会网络,扩大乡村地区资源与外界市场对接的渠道,通过民众参与、信息公开及有效沟通,不断增进民众间、民众与企业、政府间的了解与互信,提高乡村多主体凝聚力与协作力,进而提升乡村地区的发展效益。
三个典型案例的实现路径具有相互关联与支撑性。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实现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与培育提供了平台。乡村经济发展也将带动社会进步,有利于提高民众的责任感与主观能动性,提升乡村主体活力与动能,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质量,构建协调、可持续的乡村人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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