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徙、粮食自给率下降、农民收入普遍较低等问题。为了稳定农民生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实施新村运动。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强调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利用竞争规则，调动农民的自主性，加强农民精神文化建设，从而有效避免了“福利病”“等、靠、拿”等消极现象的出现。倡导“自立、勤勉、协作”的精神，积极向农民广泛宣传，改变农村落后封闭的局面，转变农民思想，完成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与农民主动积极相结合的新村运动。

（一）重视农民精神文明建设

长期生活在落后边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容易滋生寻求安稳的思想，不愿做出改变。韩国在新村运动中，正是看到了农民这种精神状态，着重树立“自立、勤勉、协作”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农民振作起来，通过相互协作、竞争创造富裕生活。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指出：新村运动就是一场追求美好生活的运动，社会伦理道德精神的建设，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氛围，采取“鼓励先进”的方式，引导村民“自立自强”。新村运动开始时，对全国33 000多个村庄发放均等的水泥，鼓励群众自发改善基础设施，修建桥梁、道路，改良屋顶、围墙，设置公共水井、公共洗衣场所等。第二年时，实行竞争制，不再对所有的村庄发放水泥和钢材，对表现好、取得明显成果的村庄继续追加物资支持，对那些行动缓慢、建设成效不佳的村则减少资助。这种竞争制激发了村庄的活力，是一种激励式的扶贫方式。在新村运动过程中，政府投入资金和物资有限，大多数村庄是在政府引导下，村民以自建自筹的方式集中资金与物资，改善农村面貌。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差距迅速缩小，甚至农民收入一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

（二）实行村庄分类管理

韩国实行差别化的管理与奖励，以村庄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将村庄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与自立村。其中基础村是发展程度较低级的村庄，自立村是发展程度较高的村庄。针对基础村发展较弱的情况，在新村运动中，政府财政支持主要在环境治理、屋顶改造、道路拓宽等方面。自助村是发展程度较高，且有一定自我发展能力的村庄，除了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要重点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合作社，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支持自助村发展。自立村是政府重点支援的村庄，一方面在农村福利保障、文化、卫生等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实行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大规模机械化运作，鼓励村民开展非农生产。(www.daowen.com)

根据资源禀赋与所处地形的不同，又可以把村庄分类为：平原村庄、中间山村、山村、城郊村、渔村等。平原村庄由于土地平整、土壤肥沃等特点，适合规模化经营，积极推动机械化，对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为城镇提供多样化的农产品。山村由于地形起伏较大，重点发展林木业，栽种果树、药材，发展林下种植。坡度较缓的山村，适当发展畜牧业，栽种各种经济作物。渔村由于靠近大江大海，具有发展水产品养殖与海产品捕捞等行业的优势，政府重点加强船只器械的投入，加大自然灾害抵御工程建设。城郊村由于离城市较近，交通方便，基础设施完善，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城郊蔬果业，为城市提供服务，输送足量的农产品。

（三）开展新村教育，对新村带头人进行培训

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民政部跟踪调查发现，组织各村庄开展建设的人群具有特殊性，他们大部分是教师、警察、退伍军人等群体，这部分群体文化程度较高，责任感强，在村庄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基于这一特点，韩国展开对新村运动带头人的培训，每个村选出两名后备领导人，参加为期几周的封闭式培训。参与培训的人除了农民还包括教师、医生、行政管理人员等，对带头人的培训，可以将新村运动的精神迅速传达，动员村民开展行动。为了更好地发挥带头人的作用，给予他们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政府将带头人分配到农村的各个组织机构中，包括已有的农村传统组织与传统组织下新成立的农村开发委员会，组织机构新鲜血液的输入，推进了政策的制定，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减小了改革带来的阻力。这些培训后的后备领导人，返乡之后成为新村运动中的主导力量。为了鼓舞人心，政府对做出贡献的带头人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例如发放奖金、与总统共进晚餐、在国家媒体上反复宣传等方式。韩国新村运动带头人培训总体来说取得成效，化解了改革中的摩擦与分歧，带头人成为政府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