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的批评，首先来自于利普顿（Lipton）。他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国内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冲突，也不因为外来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冲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本国的城乡关系。其主要的表现：一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是城市集团与农村集团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三是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加剧了这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此，利普顿把这种政府的过分保护政策引起的不公平的城乡关系称为“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的资源不合理地流入自己的利益所在地区，而资源的这种流向很不利于农村的发展。他们认为这种城市偏向不仅使穷人更穷，而且还引起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农村富农与城市集团串通一气把剩余的食物、储蓄和人力资本提供给了城市。

英国经济学家科布纳基（Corbridge）认为城乡联系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很可能是另外一些社会基本结构作用的结果，如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等。他认为城乡关系只是依附于其他社会进程（如城市化）的一种关系。因此，他提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地区技术的缺乏，农村地区存在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但他也对利普顿的“城市偏向”进行了批评，认为利普顿把依附于其他关系的现象上升到城乡政治对立。他指出，不存在没有内部差别的城市和农村，利普顿忽略了城市穷人和农村富人的存在。同时，他认为利普顿把一些概念，如“农村集团”“城市集团”等绝对化，农村社会的上层人士，如果考虑到食物、价格、交通和教育设施方面，他们是“农村集团”的自然领袖，但考虑到农业的生产投入，他又同时为“城市集团”的成员。再则，他认为利普顿把政治概念过于简单化，利普顿认为城市和农村集团都有明确的政治利益，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清晰的城乡政治对立。他认为，正因为利普顿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即没有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把握城乡联系，所以，尽管做出了对城乡联系的精辟的论述，但却未能对产生这种非均衡的城乡联系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

美国学者朗迪勒里（Rondinelli）认为，城市的规模等级是决定发展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同于那些主张以农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发展的学者，他认为任何精心设计的农村发展目标，如果与城市割开，完全采取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他强调城乡联系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由城市机构提供，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因此，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要获得社会和区域两方面的全面发展，他们的投资在地理上应为分散的。这要求有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以给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提供进入市场、获得各种服务的机会。表1-5-1是朗迪勒里提出的，为我们分析和评价城乡联系提供了一个框架。朗迪勒里的中心思想是，在相对分散的一些聚居区进行战略性投资，就可以为农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自治的进程。(www.daowen.com)

表1-5-1　空间发展的主要联系

与朗迪勒里的观点相反，斯多尔（Stohr）和泰勒（Taylon）认为，自下而上的发展是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大利用为基础，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为首要目标的发展，它直接面对贫困问题，应由下面来发起和控制。这种发展一般以农村为中心，规模小，并以适宜技术的采用为基础。斯多尔指出，为使自下而上的发展成功，需要在四个主要领域里保持平衡关系：一是在政治上应给予农村地区更高程度的自主权，使得政治权力自城市向农村的单向流动得到改变；二是要调整全国的价格体系，使之有利于农村的发展和农业产品的生产；三是应鼓励农村的经济活动超过当地需求以便形成更多的出口；四是不仅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农村的村之间也应建设交通、通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