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等都强调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规律，同时认为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资源要素的“自上而下”的流动来发生的，强调了城市的主导作用。以往我国的城乡发展政策往往带有“城市中心论”的烙印，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弱化、农村水土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实践证明，以不均衡增长理论为依据制定的政策方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然而，该理论能更好地阐释当前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过程和演变趋势。

（一）佩鲁增长极理论

佩鲁的增长极是从极化空间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这种极化空间包括引力中心和受其影响的有效范围，但这里的中心与有效范围并不是指城市与乡村，而类似于电荷与电场的关系。佩鲁认为，在这种极化空间中存在富有活力的活动单元，“增长极理论与含有活动单元的经济空间理论是一致的，因为活动单元可以创造自己的决策和操作空间，建立具有推进效应的中心，并推动整个经济多维的发展”，这种活动单元，其增长速度高于其他的工业部门且具有很强的带动能力。这种活动单元就是推进型产业，即佩鲁所谓的增长极，受它影响的其他产业为被推进型产业。佩鲁认为，这种推进型产业与被推进型产业建立一种非竞争性的联合体，通过前后向联系带动区域的发展。因此，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强调发动机（增长极）的选择与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链。增长极是通过这种生产的前后向联系，把本身的增长势头传递给其他部门，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后来把佩鲁的这种思想“改造”成区域的联系模式。他认为极化空间的概念是“考察城市体系的结果”，“极化已经包含了等级制的观点”，“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拥有由许多卫星城镇组成的空间范围，而每一个卫星城镇又拥有许多卫星村落”。“地区增长极是位于城市的、正扩张的，并诱导受其影响地区经济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产业的组合。”由此可以看出，增长极不仅是推动型产业及其组合体，也是这种产业组合体所在的城市。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某些主导产业中，主导产业所在地也就成了增长极。这样，不同规模的中心城市构成了空间增长极的等级体系。中心城市对其腹地的影响是通过这些规模不等的城镇体系来得到实现的，这些中小城镇也就成了城乡联系的节点。布代维尔把佩鲁的增长极“改造”成核心城市，把增长极与外围的联系“改造”成为不同规模的增长极的等级体系，把增长极理论“发展”成为有关区域的城镇体系理论和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而佩鲁本人对这种“改造”以及增长极理论在区域政策中的应用也未提出反对意见。(www.daowen.com)

（二）累积因果理论

缪尔达尔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所采用的传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从而使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均衡发展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事实上，长期信奉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因此缪尔达尔提出，应采用动态非均衡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的作用一般倾向于增加而非减少地区间的不平衡，使得某些地区发展要快一些，而另一些地区发展则相对较慢，一旦某些地区由于初始优势而超前于别的地区获得发展，那么这种发展优势将保持下去。因此发展快的地区将发展得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将发展得更慢，这就是循环累积因果原理。这一原理的作用就导致“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缪尔达尔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了“地理上二元经济”的消除问题，他认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将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回波效应，即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受收益差异的影响，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回波效应将导致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由于回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无节制的，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使其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势头。这时，发达地区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变得不经济，资本、劳动力、技术就自然而然地向落后地区扩散，缪尔达尔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扩散效应。扩散效应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减速会使社会增加对不发达地区产品的需求，从而刺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