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制造服务供需对接、协同合作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识别配对、协作交接，还是一系列基于平台市场的价值转化的运作行为。因此，关于云制造服务供需交互的市场化分析也是本领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制造服务的宏观市场配置是平台及各参与主体间多方博弈的过程，故现有研究多基于博弈模型展开讨论。潘新宇（2015）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对制造需求客户选择云制造平台服务的决策行为进行了推演分析，识别了具体的决策影响因素及作用区间。许春安（2019）对复杂制造领域中的资源共享对称型企业主体的共享行为进行分析，构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演化博弈模型，经过演化推理对企业与平台运营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识别。苏凯凯（2015）将云制造平台运营商和服务需求客户视为非合作博弈的对手，分别就各自关注的服务执行风险和QoS水平进行非合作竞争，并以纳什均衡解确定服务组合优选。李芳（2019）针对云制造平台上的技术与服务交易运作进行研究，构建了序贯博弈模型，从而对云制造平台参与主体的交易决策行为进行博弈分析，从中发现平台对交易行为的明显促进作用，但在收益分配上却存在平台占优的极端化倾向。

云制造服务市场的经济形态及价值转化策略决定了各参与主体的价值实现路径。李长云（2017）以经济控制论的视角，对云制造平台上的服务市场化运作机理进行了解读，形成了多维度经济特性刻画，并拟定了云制造平台商业模式发展的相应对策。高新勤（2018）对云制造平台上制造联盟的收益分配问题构建了合作博弈模型，并以复合形法对其求解产生分配决策。在该模型中，平台运营商以组织角色获取服务收益。而彭巍则将云制造平台运营商直接视作服务中间商，分别以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模型和Stackelberg价格领导模型对云制造平台与需求方及平台与供应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考虑到云制造平台集成的是来自广泛地域的非自有服务资源，显然以平台运营商作为中间商的角色进行服务收购与转售的运作模式对供需双方均不友好，对平台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就云制造服务的具象化供需交易而言，其价值实现在于制造服务的执行，而云制造平台的价值在于其上制造服务的高度集聚性及随之而来的对客户的群体吸附性。因此，为实现更好的价值转化，服务提供方须在控制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而云制造平台运营商则应着眼于提升平台运作效率，扩大平台影响力以吸纳更多的制造服务和需求客户。(www.daowen.com)

现有云制造服务供需对接的研究多从技术层面入手，探讨如何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并未涉及对需求本身的评价判断，但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考虑，云制造平台是供需并重的双边市场，在该供需配置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可自主采取市场化双向选择行为。赵金辉（2016）对等考虑云制造平台上服务供需双方的性能指标，综合硬约束与软约束构建双向匹配模型，基于云模型和可变模糊理论的支持进行优化求解。鉴于现有研究对云制造QoS的广泛刻画，服务供应方的评价指标成熟稳定，但需求方的评估指标还有待深入认识。任磊（2018）针对云制造服务供需交互中学习能力和协同水平对双方互选的影响作用，构建了动态双边匹配模型，实现服务配置。但其中学习效率的产生具有较高的操作复杂性。赵道致（2017）在云制造服务交易中根据供需双方的心理预期以前景理论形成满意度评价，并采用“多对多”模式在服务双边市场上完成供需匹配。此外，陈友玲（2017）从云制造服务提供方的角度出发，对服务需求建立包含显性价值和隐形价值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考虑供给偏好的效率值，从而实现对服务需求订单的衡量对比。

伴随先进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现代企业结构形成了扁平化发展态势，对市场供需双方而言，沟通交流也日趋紧密，市场运作更加透明，中间环节的信息失真与成本损耗势必极大压缩。在云制造体系中，平台运营商的基础支撑与协调组织的角色不可或缺，但对于服务资源的高强度控制带来的供需配置壁垒并不符合当前信息技术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潮流，尤其是通过对平台的掌控而成为垄断角色将直接危及云制造系统的运作生态。正如李芳（2019）的研究所揭示，平台运营商对服务资源的过度把持将导致其在收益分配上占优的极端化趋势，最终会因供需割裂而危及平台运作。而潘新宇（2015）的研究也表达了对平台操控供需市场的担忧。此外，现有涉及云制造客户需求的研究，要么基于功能性指标考虑与服务供应的匹配关系，要么从宏观市场角度探讨演化机理，较少从供应方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如何从多个客户需求中对服务效益等非功能性指标进行识别、甄选，而这是其作为云制造平台上的主要参与主体的根本关切所在，是供需双方价值实现的必经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