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全球矿产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是全球矿产品贸易的前提。

据《世界矿产资源年评》的资料，2011年，全球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2 086.82亿吨（2009年为1 855亿吨），其中中东地区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1 095.46亿吨，占全球总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的55.6%。北美地区2011年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为280.12亿吨，占全球总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的15.11%。两地区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70.71%。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几乎为零。

2011年，世界铁矿石储量为1 700亿吨，资源总量超过8 000亿吨。世界铁矿资源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印度、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国。上述这些国家的铁矿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90%，其中俄罗斯、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5国的储量就占近75%。

铜相对集中在南美和北美的东环太平洋成矿带上。2011年，铜金属全球保有储量为6.9亿吨，其中南美占37.5%、北美占23.3%，二者之和超过了61%。

南美、非洲和亚太地区是铝土矿的集中分布区，在全球280亿吨（2011年底探明的储量）的铝土矿储量中，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和印度5国铝土矿资源量占世界总量的73.4%，其中资源丰富的几内亚铝土矿储量是中国的10倍还多。

世界人均（按2011年70亿人口计算）拥有铁矿、铝土矿、铜储量分别为114吨、3.5吨和50千克。美、英、日、德4国人均铝拥有储量几乎是零。日本、英国和德国拥有的人均铁和铜的储量均很少。

对比全球资源分布，我国的情况更糟糕。需求量大的大宗矿物资源除了煤以外，几乎都短缺。尤其在最近十多年来，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矿产资源长期需求的快速增长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以钢产量为例，1996年我国的钢产量突破1亿吨，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超过世界粗钢产量的40%，达到8.23亿吨。

我国的石油、铜、铅、锌、铝、钾、镉、铁、锰、铬等矿产资源短缺，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各种大宗矿产频频告急。就连我们认为最不缺乏的煤炭也开始从国外进口。

与此相反，我国却是战略金属储量大国和生产大国。铟金属储量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供应量的80%；钼金属储量居世界第二，产量占全球供应量的24%；稀土金属储量世界第一，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3%。此外，我国的钨金属储量和产量世界第一，钒金属储量和产量世界第二；锗金属储量居世界第一，产量占全球的50%。

可见，我国有条件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矿物资源交换。

日本和德国同我们不同。早在二战前，德国的矿物原料极其短缺，其中2/3的石油和铁矿石、1/4的锌、1/2的铅、95%以上的镍和99%的铝土矿（炼铝原料）都必须从国外进口。日本的情况更糟，大部分资源依赖于从美国和英属殖民地进口。侵华战争前的日本对英美资源进口的依赖度分别为铁矿石52.3%，铝土矿100%，石油80%，盐63%，铜、铝、铅锌等均为50%以上。

实际上，在20世纪爆发的两次规模巨大的世界大战都是因为资源分布不平衡和当时国家资源民族主义而导致的。相比之下，全球化可能是唯一不通过战争进行资源配置的方法。从全球来看，人口小国往往又是资源供应大国，而像中国、印度、日本等人口大国却是资源消耗大国。比如，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矿产之丰富令人咋舌。两个矿业大国共坐拥全球30%的黄金、47%的钛铁矿、63%的金红石和71%的锆石。更离谱的是，南非锰矿的储量约占全球的80%，铂族金属（主要包括铂、钯和铑）则接近90%，近乎一国垄断。而澳大利亚除拥有上述丰富资源外，锌、铅和银资源也均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而它们的人口，澳大利亚仅有2 600万人，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小省的人口；南非的人口也不到6 000万人。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矿产资源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极不匹配，资源制约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瓶颈。因此，海外资源战略也就成为了我国的唯一选择。

如何做好海外资源战略？(www.daowen.com)

矿业的走出去比其他行业难得多，一是因为民族资源主义根深蒂固，尤其是近些年来矿物资源的金融化趋势导致了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不再单一地认为美元是“美金”了，矿物资源才是财富的实际载体。二是因为矿物资源开发的环保要求极高，矿产地又不像其他工业项目可以选择，一些矿业项目往往只以环保不达标为由就可将其停掉。三是矿物资源丰富的、开发程度又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又往往是法律、政策不完善之地。

其实，我们是矿物资源全球化的后来者，西方发达国家已纵横全球100多年了，沿用现在年轻人的一句时髦话，他们已经占有“大”“富”“利”之利了，“大”是指大规模的矿床，“富”是指品位高的矿床，“利”是指交通便利的矿床。我们实际上是在“捡漏”或“挤占地盘”，他们会不高兴，即使我们捡了一些他们看不上的“小”“贫”“乱”的矿床。

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试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但矿业企业主要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组团”成行的。

一些大的项目大多以失败告终。如2005年6月，中海油宣布将以185亿美元全现金要约收购优尼科，美国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由予以否决。2009年2月，中铝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发布联合公告，宣布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铝将投入195亿美元，在力拓集团整体持股比例由目前的9.3%增至约18%。然而，这一商业行为遭到澳大利亚一些政客和媒体的强烈反对，导致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把对中铝投资力拓的审批时间一再推迟，力拓毁约。

其实，我们的确缺乏海外矿物资源投资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规划。往往政府一声令下，大家高调“向前冲”。海外的资源投资是需要国家实力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笔者在2000年后的十多年内考察了20多个国家的资源项目，那里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地盘”，就连和他们一起过安检都有差异。

在如此国际背景下我们实施海外资源配置战略需要胆识与智慧，还必须有长期的战略规划。第一，在国家层面上应该设立统筹协调的管理决策机构，由国家相关部门以及有关行业协会等成立跨部门的“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我国海外资源获取的中长期战略规划，统筹信息搜集与处理、调研、勘探及项目评估、开发、审批、协调、管理等各项工作，高效应对各种可能的政治风险。

第二，应规范与有关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对话与沟通机制，建立高规格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将其列入外交工作的重要议程。美国的“萝卜”加“大棒”游戏可能对全球大多数国家有效。

第三，加强与能源、资源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应进一步加强对主要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的研究和了解，积极参与其各项活动，派出成员加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要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通过各种类型的国际合作，减弱西方国家对我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担心。另外，应借助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联合并购、合资经营，以弥补我国企业在技术、国际合作经验、认知度等方面的不足，有效地降低政治和经营风险。

第四，商务部在各国选派的商务参赞应本地化。这些参赞发挥的效能并不高，主要是因为其工作人员没有本地化，不熟悉当地文化，也没有当地国家的人脉资源，他们的交往圈子还是讲中国话的同胞们。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商务参赞处的工作人员全面本地化，着实能为走出去的企业服好务，也要服“对”务。

第五，对海外资源获取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详细的规划。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清轻重缓急，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布局，逐步加以推进，切忌大规模撒网。否则，既容易与现存的竞争对手形成正面的冲突，也容易引起资源输出国的反感。例如，中国加大对拉美能源和资源产品的投资和进口，在阿根廷引起了所谓“拉美对中国经济‘依附性’加深”的言论，这将不利于我国的整体国际形象。

第六，在采取行动之前要进行充分的风险分析和评估。海外资源获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常常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既要深入分析目标地区、国家的政治形势，选准合适的合作企业，还要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如劳工法、工会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进行全面的可行性分析。本世纪以来，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非洲和拉美地区有研究的专业人才，极易陷入对方设置的合同圈套，甚至遭遇诈骗。

第七，在具体操作上要分步走，不能“步调一致”。笔者认为中国矿物资源企业走出去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走路，体现“学”字。学习方式有两种，一是先从对外贸易开始学会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并在此过程中积累各种经验；二是参股经营，学习他们的经营管理。学习是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被我们所忽视。

笔者在刚果（金）碰到了一家民营企业的总工程师，他们收购了一家初级勘探公司从而获得了刚果（金）的17个探矿权，面积有2 780平方千米。面对一望无际的茫茫丛林，不懂地质的这家公司只聘请了国内几个所谓的“专家”给他们找矿。结果可想而知，该公司花掉4 000万美元后就草草地收场了。

其实，参股学习不丢人，日本和韩国就是通过血的教训后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为什么总是自认为比他们聪明，别人吃的亏我们不会碰到呢？矿业是个周期性的行业，退潮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参股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很漫长的，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矿业周期才知道“涨潮”和“退潮”时该如何操作。第二步才是真正地通过并购等方式走向前台尽你所能地去表演。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地位，中国矿业企业到2020年前都应该还是处于学习阶段，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参股是这个阶段的必然选择。